三次大起义掀翻唐朝在漠北的统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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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大起义掀翻唐朝在漠北的统治
三次大起义掀翻唐朝在漠北的统治
一、借鸡生蛋的隐患
626年冬,东突厥汗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天灾,牛羊多死,食粮紧张,部族间的矛盾大幅加剧,薛延陀等数个强大部落趁机群反而出,东突厥汗廷三度出兵镇压,结果连遭惨败,本就剩余不多的实力再遭重创,曾经称霸漠北的强大汗国一时间变得虚弱不堪。
唐廷见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急急出兵夹击,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东突厥的部众和土地,曾经雄踞北亚的东突厥汗国灭亡。
646年,薛延陀汗国中的回纥部造反,与薛延陀部争夺统治族地位,薛延陀陷入大规模的分裂内乱之中。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回纥人轻易便击杀了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灭亡。
就在回纥人即将接管薛延陀的地盘和部族,乘势崛起之时,大唐及时介入,出动大军前去抢夺胜利果实。
此时薛延陀汗国中的各部族正因国中大乱而陷入一盘散沙的困境,无力抗拒唐军,其中一些被迫依附了唐朝,另一些则投靠了旧同僚回纥。
刚刚吞并了大量薛延陀残部的回纥急于整合内部,消化新获得的草场和部民,暂时不愿与唐朝为敌;加之游牧民族只重实利,不务虚名,遂带着麾下众部族向唐称藩,整个漠北都在名义上成为大唐的羁縻区。
由于北塞已无强邻,唐帝国的北疆自此获得了三十余年的平静。
尽管漠北诸部大多向唐朝表示了口头上的臣服,但对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那些强大的部族,唐朝却无法真正掌控。
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回纥的部族,更是有恃无恐,不将唐朝放在眼中,很多甚至还对唐朝怀有敌意,只是口头上并不撕破脸而已。
当然,漠北也有一些部族与唐朝走得较近,其中一些甚至要靠大唐的庇护才能免于被其它部落所吞并,唐朝则对这些部落加以利用,以达成自己在草原的利益。
在依附于唐朝的漠北部落中,当年被薛延陀颠覆的东突厥的残部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唐朝常常要求其出兵助战,充当自己对外扩张的马前卒。
突厥铁骑是精锐之师,战斗力比唐军更高,只是因为人数较少,各部族间又缺乏凝聚力,相互牵制,才不得不奉唐号令,履行藩属国从征的义务。
对于唐朝而言,裹挟大量异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阵营,与汉军混编做战,在短期内可以说获得了颇佳的效果。
在李世民推行府兵制之后,唐军士兵便由一群农民组成,出征前才临时集结,士卒缺乏训练,彼此间毫无配合,因此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
可在与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的部族军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双方的优势互补,唐军的数量优势和唐帝国在财政、物资上的充足,与部族军的精锐勇悍、擅于骑射、以及强大的远程奔袭能力相结合,联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朝对外的扩张也因而一度比较顺利。
凭恃着较强的国力、财力和数量众多的人口,大唐迫使羁縻区中的众部族奉自己为盟主,再以宗主国的身份号令诸部族从征,将这些异族部落紧紧绑在自己对外扩张的战车之上。
对于与唐合作,奉唐为军事同盟盟主一事,诸部族的态度并不相同。
一些较为弱小的部落要依附唐朝才能自保生存,只好唯命是从;一些部族虽能自保,但畏惧大唐,只得违心奉命;一些部族实力较强,但内部不和,一盘散沙,虽然士卒精锐,却相互制衡,亦不敢与唐朝相抗;更有一些部落,虽然实力甚强,但其首领或被唐廷以高官厚爵拉拢,不愿冒险造反,或者干脆就是大唐扶持起来的傀儡,仅凭自身威望不足以掌控权力,只好选择与唐朝合作;一些部落则因长期胡、汉共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民形成了融合,无法独善其身……总而言之,为了达到裹挟诸部的目的,唐廷往往软硬兼施,对强大者诱之以利,弱小者迫之以武,再辅以收买部族首领、以互市交换出兵等手段,驱策其为己所用。
在新、旧《唐书》中,常能看到周边藩属、邻国随唐从征的记载,比如薛延陀在639年时就曾主动提出要配合唐军征伐高昌。
647年时,王玄策仅以匹马入吐蕃,便拉出一支吐蕃兵和尼泊尔兵攻入印度,大掠而还。
在史书中,通常将这些现象解读为大唐国势强盛,周边诸国心怀敬畏,有些主动献媚讨好,有些则是不敢不从,被迫出兵助攻,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中原史官们自高自大的一面之词。
大唐在号召诸国、诸部从征时,以自身武力威慑强迫只是次要手段,大部分部族也根本不会卖唐朝的账,军事同盟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实际利益。
当对手实力较弱时,大唐以宗主国的身份纠集众藩属出兵,通过侵略战争进行领土扩张,并与诸藩属一道瓜分其国内的财帛和人丁,以赤裸裸的利益做为联接纽带,保障军事联盟的稳定性,其模式类似于原始人合作进行捕猎。
对于这种能够捞取大量好处的机会,诸部族自然欣然从命,薛延陀主动请缨从征西域便是出于此心(李世民断然拒绝了夷男可汗的请战,也是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
仅凭既有的力量,联军便足以攻取小小高昌,自然不愿意有人在西域分一杯羹,更担心薛延陀会通过此役而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进而壮大)。
而王玄策之所以能够从屡次痛击大唐的敌国吐蕃那里借到兵,也不是因为什么吐蕃人要讨好唐朝,真实原因其实是吐蕃人也希望趁机攻掠印度,攫取人丁和财帛。
最终蕃军和尼泊尔军掳夺了大批奴隶和财物回国,而进攻的主持者唐朝却只得到了印度人的憎恨,得失之间,其实颇为值得玩味。
既然大唐征发诸部的根本手段是以共同获取利益为饵,那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面对不同的进攻对象时,诸部的意愿常常大有不同。
在出征富饶且利于骑兵奔袭的西域(如高昌、龟兹,或是西突厥分裂后的某个部落)时,诸藩属往往积极响应,甚至主动求战;可当出征的对象是贫瘠却又较为顽强的对手时,很多部族就不愿前往。
638年时,吐蕃在攻入唐境,烧杀掳掠一番后,安然撤兵回国,李世民却无力报复,反倒不得不送出文成公主,借和亲的手段来加以怀柔,举措十分软弱,其原因之一就是仅靠汉军无力进攻对方,而吐蕃贫瘠、强悍、地形易守难攻,诸部族军多不愿从征,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武装打击。
高句丽的情况与吐蕃差不多,做战顽强又贫瘠少财,路途遥远且天寒地冻,因此诸部都不愿前往,对铁勒诸部的强行征发还引发了大反叛,迫使唐军在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关键时候将北线军队撤回镇压,这也正是第二次征辽无功而返且损兵折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之后,唐帝国在对辽东作战时,可倚赖的藩属就只有辽宁、吉林一带的靺鞨部族军了。
显而易见,大唐所采用的这种“借鸡生蛋”的军事合作模式并不稳定,存有极大的隐患。
由于自身的战力不足,唐廷对部族军普遍缺乏威慑,无法自如控制,只能利用各部族间的矛盾加以挑拨分化,或诱之以利。
然而以战斗力较弱却数量较多的军队,去控制少量异族精兵做战,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一时的对外胜利也只不过是稍瞬即逝的沙上楼阁、镜花水月。
从本质上看,做为一群缺乏凝聚力的混合军队,在打顺风仗时,往往能在取胜后大肆劫掠的鼓舞下奋勇做战;但一遇到稍强的对手,战局陷入僵持甚至不利状态后,就会迅速土崩瓦解,争先逃窜。
这是战争的规律,从古至今临时啸聚起来的流寇们莫不如此,以藩属军为主战力的唐朝联军自然也不能外。
大唐从630至660三十年间趁着周边诸国内乱而大幅扩张,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频频惨败,丧师失地,而且常常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惨况,这些其实早就因唐军的这种做战模式而注定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初期的军事扩张皆仰赖对藩属军的成功利用,但这也恰恰成为唐朝之后对外扩张的桎梏。
唐帝国有了可依赖的对象,自然就不思进取,不肯再花力气去发展自身汉军的实力,等到众藩属看清大唐的外强中干,自身又羽翼渐丰之后,便拒绝再替大唐卖命,唐帝国在遇到强敌时自然就不能抵挡,这也正是唐朝对高句丽的几次倾国远征都铩羽而归,之后又败于小小新罗之手,从660年之后更饱受吐蕃欺压的原因所在。
更致命的是,当握刀的手缺乏力度以后,很容易就遭到反噬。
大唐由威风凛凛四面扩张,突然变得狼狈万分四处挨打,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全靠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投机取巧;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府兵制的逐渐崩解,唐朝自身本就平庸的军事力量进一步下降,而诸藩属则渐渐坐大,此消彼长之下,诸藩属渐渐脱离了控制。
手中的刀非但不肯再为己所用,反倒砍向了自身,大唐陷入窘迫处境自然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二、暴风雨的酝酿
尽管自身的军事实力平庸,但对于因内乱而被自己趁虚而入,纳入统治的这些部族,自高自大的唐朝君臣仍然将其视为被征服者,因此从上到下均以“上国”自居,对周边诸藩属欺压凌迫成习。
由于异族士兵战斗力较强,又缺乏地位,往往被唐军主帅视为炮灰,在做战时充当前锋主力使用。
突厥残部是大唐时常征发的藩属,往往被安排在伤亡最大的一线做战,这本就令其深感不忿;在数次大规模征伐高句丽时,遥远的路途、难以适应的严寒气候、作战顽强的高句丽人,以及贫瘠少有收获的现状,都令诸部更加不愿从征。
面对这种情况,骄横的唐廷非但没有怀柔收敛,反倒用强硬手段逼迫突厥各部遣兵助军,而且征发无度,令矛盾进一步加剧,激起了突厥百姓的广泛不满,一些部族甚至举族逃离,不肯再接受唐廷的统治。
由于大唐与周边各藩属的关系并不稳固,其宗藩地位全靠威逼利诱来维系,因此对于脱离的部族,必须冷酷地残忍屠灭,杀鸡儆猴,否则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坍塌,这也正是铁勒各部在661年十月独立之后,唐廷授意薛仁贵在草原上搞大屠杀,“杀降九十余万”(《唐会要》卷91),手段极度血腥残暴的原因所在。
当然,唐朝的态度也是因对象而定。
如果脱离的部族足够强大,唐廷往往束手无策,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但对于那些弱小的部族,唐廷则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狠狠处置以儆效尤。
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641年“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州兵追之;会世勣军还,夹击,悉诛之。
”在这些被屠者中,思结部的青壮战士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则是老幼妇孺,却被唐军一体诛灭,由此便能清楚看出,唐廷对欲脱离控制的降部是何等残酷冷血。
而从即使冒着被族诛的生命危险,仍然时有部落举族叛逃亦能看出,众降部对遭受唐廷苛待的现状是何等不满。
在《阙特勤碑》上,刻有大段的文字,详述了突厥人的灭国之痛:
“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
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
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我们曾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哪里?
我们是在为谁的利益征服这些地方……我们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可汗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可汗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为哪个可汗效劳?
”又痛诉道:
“汉人根本没有考虑突厥人曾为之效力甚多,却说道:
‘我们将杀死突厥人,令其绝种……’”
而后来的毗伽可汗亦毫不掩饰地提醒突厥子民要警惕唐人的险恶用心:
“由于伯克及普通民众互相不睦,以及汉人的诡谲奸诈,由于他们狡猾地制造了弟兄们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伯克和大众的相互纷争,突厥人遂使他们先前建立的国家走向毁灭。
”“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
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
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
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
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
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
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前赴这些地方,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
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从此派遣队商,你们便将无忧无虑。
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便能主宰着诸部,永远生活下去!
”
在《柴达木突厥碑文》上,亦突出刻载了突厥人的心声:
“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
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承用唐官之唐名,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
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
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
出力也……”话语中蕴藏着浓郁的不满和不甘之情。
如上面这些控诉般的文字,正是唐朝与突厥人关系的真实描述,也清楚表达了各属部对大唐这个宗主国的观感和态度,可以说对某些历史骗子宣称的诸如“突厥人心甘情愿接受圣天子的统治,双方关系融洽”般的谬论做出了尖锐的嘲讽。
事实上,漠北诸部从降唐伊始便心怀怨怼,只不过在东突厥、薛延陀相继亡于内乱之后,各部变成一盘散沙,且彼此制衡,单独与唐朝反目风险太高,因此才始终隐忍不发,暂且承认唐朝的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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