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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东北民众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为了自保和求生存,他们“揭竿而起”,“无法无天”。
一时间,东北胡子蜂起。
一直到解放前,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有上千股,胡子人数有上万、上十万之多。
据《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
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另据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统计,晚清至民国期间,整个东北能叫出号的匪帮,有3000多股。
数量如此众多,分布如此广泛,的的确确称得起“中国之最”。
胡子的产生也有其社会根源。
比如张作霖,由一个农民成为胡子,再成为军官,最终成为名震天下的东北王。
这对东北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和大众意识产生了强烈的渗透和影响。
东北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相对粗野少文的人文环境,为“群盗蜂起”提供了时机和生长创造了“酵母”。
因而在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中,“张作霖模式”成为人们争相模仿和奋斗的“人生目标”,成为促生东北“胡子”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于“胡子”这一名字的来历,曾有一传说:
有一家人闯关来到东北,给地主种地谋生,日子过得挺紧巴,也就混口饭吃。
日子长了,家底不见多,孩子倒是多了。
有一年,收成不好,除了缴租就没了粮食,年关临近却断了炊了,一家人挨着饿。
大儿子跟几个弟弟商量,也不能等着饿死,干脆去抢。
也知道不应该,怕被人家认出来,就用布剪成胡子沾上,对外自称就是“胡子”。
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但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很多人的确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生存才去当胡子。
其实东北的胡子和其它地方的土匪一样,也是当时社会动荡的产物。
一般来说,当胡子的原因大致有四种:
一是逼上梁山。
一些人做了什么坏事或欠债还不起被人追捕、追杀,走投无路只好上山;
二是为了报仇。
三是追求当官。
那些有钱有枪的大财主或旧军阀,往往趁天下大乱时拉起“绺子”占山为王,单等天下平定后,凭实力谋个一官半职;
四是为了发财。
有一首在胡子中流传的歌谣这样唱道:
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
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
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
胡子的形成已经有了近400年的历史,他们虽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规矩、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和是非观,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这更使东北的胡子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胡子从性质上分,大致有两类。
一是纯土匪。
他们人数不多,上马持枪为匪,下马扶犁为民,官方亦无可奈何。
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杀人放火,无所不干。
当地的老乡最恨的就是这种毫无人性可讲的土匪。
一些村屯宁可不吃不喝,也要省下钱来买枪组织护村队,跟这些土匪对着干,以保卫村屯的安全。
二是杀富济贫的。
这类土匪不抢穷人的东西,专找大户的地主老财。
一旦砸窑成功,除了存下自己必需的米、粮、弹,多下的就地分给四周的穷苦贫民。
有时还帮穷人从其他的小土匪里,要回被绑去的人质和财物。
一些小股胡子也不敢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胡作非为。
因此,他们很得民心。
如果按规模来看,则分三类。
其中,人数少,没有重火器,多是在道路偏僻处或是青纱帐边,抢劫财物,或分或聚,没有固定组织,一般不会绑架、入室抢劫。
这样的被叫做“棒子手”。
十几人到几十人,有固定组织,帮规严格,武器比较多,人数多,以抢劫、收保护费、绑票为主。
但是在每年青纱帐能够藏得住人时才出动,下雪之前就解散。
这是小绺子。
百十人到上千人,有固定组织,帮规严格,分工明细,武器比较先进,人数众多,战斗力强,以抢劫、收保护费、绑票为主,不惧怕清剿,有长年盘踞的老巢。
这是大绺子。
胡子有自己的组织。
据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记载,每一支胡子就是一个“绺子”,其活动的固定地盘,叫“溜子”,总头目叫“大当家的”、“大掌柜的”或“大柜”,内部呼为“大哥”。
其下有二掌柜。
再往下有“四梁八柱”。
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
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
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
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
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
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
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
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
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
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
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
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
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漂海叶子(送信)”、讲价。
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
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
字匠主管文墨。
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
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绺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
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胡子之间的交流有两种方式。
一是暗号、手势。
把自己保护的地盘标记暗号,其他胡子就不会来犯;
在一些特殊场合碰头,不便说话,可以打个手势,亮明身份。
二是暗语,即黑话。
例如,干土匪这行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柱”,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
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
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
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
这些黑话很多,也很繁琐,外人无从知晓,被胡子称作“春典”,是胡子之间交流的主要工具,它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忌讳、联络用语。
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
因此,刚刚入“局”的人被叫做“崽子”,一般不敢乱讲话。
东北胡子的黑话很有意思。
比如这样一段对话。
“你是谁?
”“我是我。
”“压着腕。
”“憋着火。
”这是盘道的一句话,大多是哨兵发问:
”“是道上的兄弟。
”“枪上着子弹那。
”“别开枪。
”再比如:
“别让皮子喘,上亮子,压莲子,上嚼咕。
”译过来就是“别让狗叫,点灯,把马拴好,整点吃的。
”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也有很多,像“蘑菇溜哪路?
什么价?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
胡子的主要活动很简单。
创建绺子叫“起局”,要选定吉日,焚香、歃血、起誓、报字号等一系列程序后,由“水香”通告周围的绺子。
有人想加入一个绺子叫“挂柱”,要有中间人介绍。
来到后,要接受盘问,就是“盘道”。
没有问题,还要测试胆量,一般是要该人头顶物品站立,由枪法准的人射击,看怕不怕,裤裆湿不湿。
要是胆小,赶紧走。
中途退出叫“拔香头子”。
“拔香头子”要有保人;
“拔香头子”时,如果有人表示异议,那么,就要表示诚心,一般是,自断一指。
再以后就是“抢劫”了,也就是“砸窑”或“砸响窑”(攻打养有武装的大户人家的大院)。
胡子瞄准了大户人家,大多是先派人打探消息,摸摸内情,有多少枪、多少人?
里面的路怎么走?
炮台外面有几条路?
都是什么方向?
绺子怎么进来,又向哪里“漂”。
干这个事的,多数是“水香”或“花舌子”,这种打探就叫“插香”。
而后就是等待时机,大举压上“砸响窑”。
所收获的马匹、粮食、衣物、黄白之物悉数带走,再抓走几个人票。
但是胡子一般不抓女的,“绑花票”是胡子的大忌,是胡子们最看不起的行为。
人质叫“票”或“秧子”。
被绑的“秧子”都被集中在“秧子房”,由专人看管。
头叫“秧子房掌柜”,多是心狠手黑的角色,会使用各种酷刑和损招折磨“秧子”,这叫“熬鹰”。
能回到家的人也被弄得一身病,东北话中“病秧子”的说法,即源于此。
胡子绑票时都会留下口风,指定赎人的数目和地点,如果家属按期送到,人立即放回;
要是不想送或一时凑不到钱,那么,胡子也有办法,就会送上“耳记”或“指记”。
家属看到,无不心痛欲裂,倾家荡产也要赎人。
胡子也有自己的图腾。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
黑龙江著名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
每个“溜子”的胡子也都有自己的“山规”。
一般为“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即:
“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
“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
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
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凡拉竿当“胡子”的,都有绿林“报号”,也就是对外的名号。
胡子们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帮也要有个报号。
路上相遇或抢劫时,都要报上名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
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人前来投奔。
那字号也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北风”,“花蝴蝶”,“四海”,“三合”,“靠山红”,“白马张”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在东北,响当当能叫上名的胡子很多。
张作霖是东北胡子的代表,由农民而变成“全国级”的大土匪,后来摇身一变又成为“领袖型”大人物。
马占山是爱国的东北土匪,出身于绿林,发迹于奉军。
“九·
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此外,赵尚志和杨靖宇早期也是胡子出身,座山雕、谢文东、李华堂、许大马棒等更是尽人皆知。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
有的投靠了共产党,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投靠了日本。
有的曾打过日本,后来又投降了日本。
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再后来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
有的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件后,大批原东北军将士,不服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脱离国民党军队,联合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力量,英勇地进行打击,抵抗日军侵略者的斗争。
由于世道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组织,一下子发起、涌出了几百股反日武装力量,也包括了原就存在的土匪力量,东北一时形成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
而在“八·
一五”以后,国民党大肆收编胡子,委任状满天飞。
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胡子”。
国民党在东北委任的“胡子”头,有“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了四个旅的“中央胡子”。
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
因此,1946年6月初,东北局和“东总”决定以师(旅)为单住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一兵力打“胡子”。
到1947年底,共打灭10多万“胡子”。
也因此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剿匪英雄。
贺晋年是东野名将,著名的剿匪专家。
当时,东北土匪为全国之冠,合江为冠中之冠。
1946年8月,正是“中央胡子”最猖獗的时候,贺晋年就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开始剿匪。
他一改大部队剿匪的路数,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逮住踪影就穷追不舍,而且务必抓住“胡子”头。
靠这个办法,愣是放倒了合江地区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四大旗杆”。
后来,一听到“贺晋年”这个名字,一些“胡子”就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望风而逃了。
杨子荣,更是戏里戏外都真实的著名剿匪英雄。
“座山雕”“老奸巨猾”,凭借三代惯匪的“祖传绝技”,2团几次进剿都无功而返。
然而,杨子荣带领孙大德等5名侦察员,在山里转了半个月,就把这个老贼和20多个“胡子”捉了回来。
座山雕有一句话:
“大帅”、“少帅”、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叫几个土八路逼住了。
唉,打了一辈子雁,到头来叫雁啄了眼……这其实就是对杨子荣最高的褒奖。
1947年底,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
东北局回电:
无匪可剿。
(200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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