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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体育解说的基本法则——斯科特法则
由于有画面的有力支撑,又有比赛时间、比分和运动员情况介绍的字幕提示,电视体育解说的话语应当精炼、简洁,在叙述时机的把握上更为考究。
美国体育解说员雷·
斯科特在职业生涯中先后经历了广播解说和电视解说。
他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少言多益”,如今这已经成为了电视体育解说员的一条普世的行业准则,被称为“斯科特法则”。
斯科特法则的精髓在于,语言简练、实用。
例如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中,“传跑”、“达阵”、“5码”等专业词汇与相应的运动员直接结合,就可以替代过去大量的描述性语言。
根据斯科特法则,只有解说员意识到自己的解说可能对画面语言起到补充阐释和说明的作用时,才会以简洁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
如果画面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体育解说员可以保持一定时间内的无话语状态,即“留白”状态。
“斯科特法则”是从人对视听信息的需求出发,在视觉和听觉信息同时呈现的时候,人初始的反应是接受视觉信息。
在视觉信息的信息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时,便开始同时诉诸听觉信息。
体育赛事转播即是如此。
画面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画面无法为受众传递更直观的信息时,体育解说才成为受众的需求。
在足球和美式足球这样一些场面复杂、主体相对模糊的比赛中,受众诉诸于听觉上的解说应该多于视觉上的欣赏。
今天,“斯科特法则”不仅适用于电视体育解说,在同样能够传递视听觉信息的网络体育解说和手机电视体育解说中依然适合。
即使是受众无法目睹现场的广播体育解说,也在大量借鉴斯科特法则中的精髓。
尽管有“斯科特法则”在列,但仍有一些基本要素是体育解说员需要不断重复说明的,例如比分和时间。
即使现在有不少转播一直将比分和比赛用时用字幕的形式呈现,但并不是所有受众都能完全理解,有些字幕被台标和商业广告标花遮挡。
因此,体育解说员应在比赛开始、半场和结束时,以及譬如得分和重大判罚等比赛拐点时多次重复即时比分和时间。
我国体育解说业界受老一辈广播解说的影响较深,在电视体育解说中渗入了过多的广播元素。
许多甚至没有经历过广播时代的电视解说员却一直将广播解说中的细节描述奉为经典。
事实上,新中国第一位体育解说员张之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了一系列电视体育解说传播后,也很快意识到既有话语方式在新语境中的不适应,提出“电视体育解说要简明扼要,去掉广播中的动作描绘部分,适当增加带评论性的讲解。
”广播时代的体育解说前辈尚能敏感地把握话语方式的流变,今天的不少体育解说员仍然在坚守不间断陈述的顽疾。
因此,只有当“斯科特法则”成为所有体育解说员的基本信条时,体育解说才有可能完全摆脱过往广播体育解说时代的桎梏。
二、解说员与导播的配合
导播是体育赛事转播的灵魂人物之一。
虽然导演(在美国、加拿大等国是制片人)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部门工作的职能,但在实际转播中决定使用哪个机位的画面,向摄像师发出如何取景指令的是导播(有的国家和地区导演和导播合一)。
由于画面本身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播是决定一场体育赛事转播成败的核心人物。
不仅如此,导播同时还要不断提示体育解说员在直接关注赛场的同时密切注意监视器里的动向。
因此,解说员与导播的配合,即体育赛事转播中声与画的直接对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解说话语以监视器画面为导向
一位优秀的体育赛事导播对比赛项目的认知应该不亚于成熟的体育解说员。
只有对所转播的赛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制作出最适合受众的画面。
不同的导播在画面的节奏、景别选取和主题再现上区别甚大,即使在转播同一场比赛时也可以切换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
民间普遍认为,美国NBC转播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图像远远优于由BOB提供的国际公用信号图像,一方面原因在于NBC使录播,对部分镜头进行那个了后期剪辑,但更主要得原因在于NBC拥有超过20多年十余届奥运会转播经验的“御用”导播。
正常情况下,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解说应以监视器中提供的播出画面为导向,这样受众便很容易接受声与画的完美合一。
实际上,只要导播的切换足够专业,体育解说团队十分乐于一直将目光投向监视器。
但现实却是,多数体育解说员还是不得不时常关注赛场上发生的场景,以免漏掉精彩的环节。
但无论如何,体育解说团队的解说话语在原则上还是应该以由导播负责切换的监视器画面为导向。
如果导播对比赛的解读出现偏差,没能及时洞察赛场上发生的精彩故事,体育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还有义务提示导播进行画面切换。
(二)解说话语引导导播进行画面切换
在体育解说员与导播的对话机制畅通无阻的情况下,体育解说团队的解说话语同时可以引导导播进行相应的画面切换。
例如,在足球比赛转播中,如果导播正切出无球运动员在场内接受治疗时,体育解说员忽然发现教练员招呼替补队员准备登场。
此时,体育解说员可以提示性地介绍画面镜头没有捕捉到的内容,使导播有时间提醒相应机位摄像师锁定并调清画面,为受众补充教练员和替补队员的画面。
如果在比赛的重要关头出现了播出画面无法准确诠释比赛内容的情况,体育解说员可以直接提醒导播准备相关慢镜头的重放。
因此,优秀的体育解说团队与导播是相互适应、共同提高的,那些解说团队与导播完全缺乏对话机制的转播团队很难出色地完成体育转播的任务。
三、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配合
如果一位解说员与解说顾问配合默契,时常被比喻为形成了良好的化学反应。
二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并尊重对方的职责,了解共同存亡、肝胆相照的意义,只有合作才有可能成功。
一般来说,体育解说员是一个解说团队的核心人物,类似于篮球比赛中的组织后卫,他在整个体育解说团队中起到穿针引线的功能。
由于绝大多数解说顾问没有或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因此在解说的技术层面上比较依赖解说员。
解说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解说顾问对转播技术层面的忧虑,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本身。
曾经担任乔丹时代华盛顿奇才队主教练的道格·
科林斯现在被认为是NBA转播中一流的解说顾问。
但在他第一次转播NBA比赛中,恰逢体育解说员加里·
本德的耳机出现问题,导播与解说团队的对话只能通过他来传递,六神无主的科林斯大喊“求求你,加里。
你把我的耳机戴上吧。
你听不见他们说的,但请你把它戴上吧。
”可怜的科林斯不知道,他的这番对话全部被直播了出去。
解说顾问对体育解说员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在体育解说的阐释说明部分,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间的配合与解说团队的任务分工有很大的关系。
以日常体育赛事转播中最常见的双播模式为例。
如果解说团队中一人是解说员,一人是解说顾问。
那么,在阐释说明部分,体育解说员将承担绝大多数工作,解说顾问只在极个别时机进行辅助工作。
如此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体育解说员大都经历过比较专业和严格的语言训练,在瞬间表达和叙事能力上普遍优于解说顾问。
如果解说团队两人都是解说员,仍应在解说开始前做好分工,一人主讲,一人主评。
主讲的解说员要负责诸如进球等高潮点的阐释说明工作。
解说团队中两人都是解说顾问出身的情况比较罕见。
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两人在事先还是应当进行简单分工,一人负责阐释和说明主要的比赛场景。
不过两人的阐释说明部分总量应大幅缩减,以话题评论为主。
三人和三人以上的解说模式分工更加明确,在此不再赘述。
四、看赛场与看监视器的关系
对于体育解说员来说,监视器是他们了解普通受众视角的唯一渠道,受众看到的画面都在位于体育解说员面前的监视器中全体呈现。
但体育解说员本人却可以利用自己在场内的有利地势欣赏到也许会比监视器里更理想的观赛角度。
于是,体育解说员何时看赛场何时看监视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缺席的体育解说员自然只能与受众享受同样的视角。
但即使是在比赛现场,有的体育解说员永远只盯着监视器,毫无疑问他照顾到了受众的感受,解说内容可能与画面深度结合,但他同时也丧失了在现场解说具备的天然优势,无法为受众带来监视器之外呈现的精彩场面;
相反,有的体育解说员几乎不看监视器,赛场内的视角总会令他心满意足。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视角天马行空、夸夸其谈,但他解说的内容却时常与画面脱节,有时受众甚至不知所云。
这两种极端的状况都会影响到体育解说员的解说传播效果。
事实上,在现场解说的体育解说员往往会兼顾亲眼目睹赛场内的动态和监视器里正在播放的画面。
美国TNT解说员马弗·
阿尔伯特认为,“我既关注球场,同时也看监视器。
我经常瞥视监视器,我得通过它仔细观察。
你会吃惊于如果你看不到监视器会错过多少精彩场面……通过监视器你会看到比亲眼目睹更好的视角,因为很多时候距离近多了。
更重要的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受众看到的。
”解说员杰克逊说,“你在电视里看到的只来自于一只眼睛,因此我起初并不看监视器。
……但如果有些东西我看不清,或者需要得到帮助时,尤其是慢镜重放的时候,我会求助于监视器。
”由此可见,不同的体育解说员对监视器的使用频度和依赖程度大不相同。
另一位解说顾问帕克坦承,“除非导演暗示我,否则我很厌恶把目光从赛场上移开。
道理很简单:
我可能会漏掉些东西。
导演总会质疑我是否看过监视器,我想说我把目光持续停留在赛场上是为了看清技战术。
”类似杰克逊这样的解说团队成员不胜枚举。
又如,鲍博科斯塔斯就承认,在转播篮球比赛时,除去比赛因各种原因被终止或监视器里出现教练的镜头,他有95%左右的时间都是直接用肉眼来观看比赛。
事实上,根据统计,在不少项目中,有超过半数的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只在转播中出现争议判罚或精彩场面,有慢镜头重放时和广告时段才关注监视器。
解说中究竟如何分配看赛场和看监视器的时间比例,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监视器中开始播放比赛画面的即时回放或慢镜重放,那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就一定得把目光从赛场上转移到监视器上。
因为播出画面中是慢镜头,而解说团队还在描述赛场上正在发生的与之关联不大的动态,几乎是最让观众难以接受的情景。
第二节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
一、对话体与受众需求意识优先
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应当构建对话体的话语方式。
相对于对赛事的阐释说明,预测和评论部分更多地体现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主观意识,它更加需要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因此,在解说中的预测评论部分,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应当形成对话体的话语方式,在平等对话的语境中实现对赛事的预测和评论。
目前,国内一些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的交流还是机械的、生硬的,缺乏对话,尤其是问答式对话的语言环境。
解说员在自己说累了之后,运用副语言符号提示解说顾问接着说,与自己的解说完全断裂而非逻辑承继关系。
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还应当树立受众需求意识优先的原则。
在实践中,要真正意识到受众需求意识优先是很难的。
由于解说员直接面对的比赛和参与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而不是具体的受众形象。
因此在转播时,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往往是从主观意识出发,忽略普通受众的感受。
正因为这样,在受众与解说员之间架起一座填平机械鸿沟的桥梁的任务被认为是对解说员的高级挑战。
一位教授曾对CBS体育解说员加里·
本德说,最好的跨越麦克风和受众之间障碍的方法是,在解说员的头脑中勾勒出一副图画,一个有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的完整家庭。
解说员要试图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进行交流,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自己的评论。
这种虚拟受众的方式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对年轻解说员而言。
在现实中,不少体育解说员把与自己合作的解说顾问当成虚拟受众,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看似自然和谐。
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在“娱乐至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因此,体育解说员在转播过程中,应时刻牢记麦克风和摄像机的终端用户,尽量以受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使受众始终保持对比赛的兴趣。
二、发散式思维和逆向式思维
体育解说在客观上需要解说员更多地运用发散式和逆向式思维,对评论部分进行适当的思索。
(一)发散式思维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需要激发发散式思维模式,由点及面,从现象到本质,展开合乎逻辑的评论。
只有“有感而发”、“有理而发”,才能令受众信服。
例如,在2008北京奥运会击剑比赛转播中,解说员王泰兴在中国运动员仲满击败对手夺冠后,即兴表达出“把仲满两个字拆开,就是令中国人满意”这样的话语。
即契合了欢庆胜利的气氛,又显出解说员的睿智,当属解说员发散式思维的典范之作。
当然,如果解说员或解说顾问在评论的过程中出现无逻辑的时空跳跃式思维,会令受众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
不断更新的“韩乔生语录”中有大量此类的话语,在此无需赘述。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有提出话题和转移话题的功能。
在比赛进行间隙,有些解说员时常感觉无话可说,这就尤其需要解说员运用发散式思维展开话题。
例如,在科比疯狂地砍下60多分以后,解说员就可以适时地引导“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表现啊!
”解说顾问可以轻易地接过话题,将大家带入历史范畴的评论。
在解说顾问滔滔不绝于历史回顾时,解说员又可以适时将话题转移至“想想去年吧,科比还差点在监狱里服刑”,使解说顾问可以重新开始一段精彩的评论。
由此可见,解说员的发散式思维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
(二)逆向式思维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还需要激发逆向式思维模式。
从正常逻辑相反的方向出发,在胜利中看到不足,于失利中找到积极因素。
在本论题有关中美篮球解说个性差异的实证研究中,达拉斯小牛队与休斯顿火箭队比赛第四节的文本十分具有代表性。
CCTV解说员杨健和解说顾问徐济成几乎是从头至尾对火箭队的表现进行批判。
而FOX解说顾问德雷克斯勒却还在火箭队羸弱的表现中找到了积极的一面,“休斯顿火箭队目前在篮板球方面还排在联盟第五位,平均每场有44个,而今晚他们比对手也多抢了14个篮板。
”通过这样的对比,找出了火箭队大比分落后的真正症结在于“就是没有办法得分,没有办法通过篮板球的优势领先。
”这种逆向式思维方式下诞生出的话语让人在无尽的失望中还能看到希望,给受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多数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评论层面上,对获胜的一方倍加赞赏,对失利的一方诸多指责。
只有打开了逆向式思维这把钥匙,才能使更多的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在解说评论中的思路更加开阔,不至于简单地成为胜利者的啦啦队和失败者墓志铭的作者。
在预测评论的过程中,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的配合同样重要。
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解说员与解说顾问在预测评论中的配合几乎是约定俗成的。
比如,在集体球类比赛中,导播提示解说团队马上播出即时回放或慢动作重放时,正在阐释说明的解说员一般会马上停止解说,将评论时间交给解说顾问。
当球运行到半场以后,无论处于何种话题,解说顾问当把阐释说明部分交还解说员。
在这个基本原则下,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工作重心相对明确。
接下来笔者从解说员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一)树立解说顾问的主体预测评论地位
一般来说,解说的预测评论部分是解说顾问的主要职责。
在没有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的时代,电视体育解说顾问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技术的诞生使解说员猜测比赛的功能彻底丧失,解说顾问成为了专门应付这两项技术的人。
今天,电视体育赛事转播请到的解说顾问往往都是专家,他们理解比赛场内和场外发生的大多数情节的真正原因,能够充分解答受众对画面中正在发生什么的原因,同时预报将会发生什么。
“优秀的解说顾问不仅仅是由他被赋予的知识来衡量,还有他完成任务的方式。
个性是关键所在。
”因此,张路、张卫平、约翰·
麦登这些具有人格魅力,又深谙比赛内容的优秀解说顾问们成为了受众欣赏体育赛事转播的诱饵。
在广播体育解说中,解说员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在电视体育解说中,尤其在预测评论时,解说员是第二位的,解说顾问居于核心位置。
好的电视体育解说员清楚地了解受众的需求,他们能够为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提供足够广阔的表演空间。
于是,阿尔·
麦克尔、迪克·
恩博格和帕特·
萨莫拉尔这些名字还能林立于优秀解说员之中。
如果解说团队由两名优秀的解说员组成,情况相对特殊一些。
如果两人取长补短,会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譬如,黄健翔曾与唐蒙搭档解说足球,两人的优势互补,解说效果令人拍案叫绝。
娄一晨与汪译男的NBA解说也恰到好处,资讯与娱乐同时并重。
但如果两人各自为战,就有可能事倍功半。
2004年全国女排联赛决赛转播中,天津电视台解说员王喆与中央电视台洪钢在合作解说时相互“较劲”,分别站在天津队和八一队的立场,结果王喆在转播中数次兴奋失声,解说效果大打折扣。
这场转播的解说在国内球迷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同样的,美国CBS电视台曾请到文·
斯库里和汉克·
斯特拉姆两位优秀的解说员合作解说NFL。
但两个美式足球解说界的翘楚之间的合作行同虚设。
一个人评论完了以后,几分钟后另一人又用不同的语言再表达一次。
直到比赛进入第三节,导播正告二人,“斯库里先生,请你转向你的右边,向斯特拉姆先生做自我介绍。
斯特拉姆先生,请你转向你的左边,想斯库里先生介绍自己。
”随后两人的解说才逐渐恢复正常。
那种试图缩减解说顾问的表达空间,挑战解说顾问核心的预测评论功能的解说员是愚蠢的。
实质上,解说员与解说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唇亡齿寒。
解说顾问预测评论的主体功能被剥夺之后,解说员的职能相应变得更加复杂。
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将自己推入尴尬的窘境。
(二)辨证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
虽然解说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为解说顾问营造预测和意见表达的良好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解说员对解说顾问的所有预测评论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
相反,如果解说员时而用质疑的口吻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有可能使解说顾问提供更加理性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比如,在一场美式足球转播中,解说顾问约翰·
麦登赛前信誓旦旦地预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肯定将取得胜利。
在转播中,解说员迪克·
恩博格再三用质疑的口吻求证麦登不同寻常的预测,在最后一节麦登终于承认自己独家采访到了两队主教练,发现爱国者队教练组将对手的战术已经完全吃透,胜券在握。
最终的结果证实了麦登的判断。
辨证地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需要解说员具备相当的业务能力,拥有可以与解说顾问在同一语境下“对话”的资本。
国内解说员在对体育项目的认知上与解说顾问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有的解说员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员有时应主动把位置放低,表现出不耻下问的态度。
解说员王喆提出,电视体育解说员应该“时刻想着观众,虚心向顾问求教……解说员适时暴露一些小小的‘缺陷’观众反而会更加喜爱(依据心理学的晕轮效应)”。
这实际上是以牺牲解说员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代价的。
对于解说员来说,更理性的做法应当是更加努力认真地准备自己的解说对象,拥有与自己解说身份相当的话语权。
在转播中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解说顾问,既不刻意与解说顾问形成对抗,也不盲从解说顾问的每字每句。
这样的解说员才能赢得受众,尤其是专业诉求愈来愈高的体育受众的尊重。
与此同时,时刻对解说顾问保持疑问状态,解说员还可以赢得解说顾问的尊重。
四、批判是一把双刃剑
在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部分,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对赛事和相关人员的批判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批判是一把双刃剑,尺度的拿捏殊为重要。
适度的批判会树立并巩固解说团队的信誉,但过度的批判可能导致解说团队的形象受到影响。
(一)适度批判能建构解说团队的威信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等是电视体育解说的主体对象。
由于他们不是完人,因此在比赛过程中总会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表现。
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出他们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错误,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
由于解说顾问是能够更加深层次卷入解说主体对象的人,因此批判是解说顾问尤其需要具备的能力。
解说团队的适度批判能够使受众对比赛场上正在或已经发生的情景更加明晰,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例如,CCTV篮球解说顾问张卫平在转播过程中,通过指出对教练员更换队员的不当,进而提出教练员的执教策略有待改进;
通过指出裁判员某一判罚的有失公允,进而提出裁判员在选位和视角上有待提高。
通过这样的评论,受众对篮球比赛本质的认知有所提高,对篮球解说团队的依赖感持续增强,解说团队的威信因而得到建构和巩固。
(二)过度批判可能导致解说团队众叛亲离
过度批判是指解说团队在解说评论部分,有侮辱解说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伤害解说对象的感情的话语,或者在某一话题的评说中小题大做,用犀利的话语言过其实地解构某一事实。
过度批判时常出现在解说团队对赛事转播中其中一方(尤其是主队,有时也可能是裁判员)的表现严重不满时。
譬如,在国内足球比赛转播中,某解说员经常使用“裁判员终于现出了原形”,“教练员输得仿佛裤子都被扒了”这样的话语,这显然是对客观事实的过度阐释,属于过度批判。
还有一些解说员对场上出现的一些正常的身体接触过于敏感,随时提醒受众目前场上的火药味浓厚,导致受众对比赛的认知也发生偏离。
过度批判首先会导致解说对象对解说团队的严重不满情绪。
由于目前的解说顾问多数以前曾经担任过运动员或教练员,由于不恰当的批判,可能使圈内人士不再对其保持信任,严重的甚至可能反目成仇。
TNT篮球评论嘉宾查尔斯·
巴克利由于在转播中长期敌视休斯顿火箭队,引起了全队上下乃至球迷的普遍反感。
火箭队麦克格雷迪甚至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理会这个“火箭叛徒”的言语。
其次,过度批判会导致解说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反感。
一些解说员无奈地表示“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和“看在上帝的份上,积点儿口德吧”就是对这种过度批判的回应。
再有,过度批判会引起受众的反感。
解说团队对某件事物或某人持续不断的攻击,将会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一些受众反而会站在被批判者的立场换位思考,导致解说团队的解说产生负面效果。
综上所述,解说团队的过度批判可能使自己面临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
(三)批判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般来说,解说团队在进行批判式评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果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自身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的技术动作,不要过于苛刻地指责运动员;
其次,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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