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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3
丙寅
虎
23
丙戌
土
狗
43
丙午
马
4
丁卯
兔
24
丁亥
猪
44
丁未
羊
5
戊辰
木
25
戊子
45
戊申
6
己巳
26
己丑
牛
46
己酉
7
27
庚寅
47
庚戌
8
辛未
28
辛卯
48
辛亥
9
壬申
29
壬辰
49
壬子
10
癸酉
30
癸巳
50
癸丑
11
甲戌
31
甲午
51
甲寅
12
乙亥
32
乙未
52
乙卯
13
丙子
33
丙申
53
丙辰
14
丁丑
34
丁酉
54
丁巳
15
戊寅
35
戊戌
55
戊午
16
己卯
36
己亥
56
己未
17
37
庚子
57
庚申
18
38
辛丑
58
辛酉
19
壬午
39
壬寅
59
壬戌
20
癸未
40
癸卯
60
癸亥
天干顺序的单数(奇数)配地支顺序的单数,天干顺序的双数(偶数)配地支的双数,则成为甲子、乙丑、丙寅等,永远不会出现甲丑、乙寅,丙卯等天干单数与地址双数搭配的情况。
二、干支的起源
干支的起源及它的数字为什么分别是“十”和“十二”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力图解开的谜。
有些学者试图从上古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渗透来探索干支的起源。
中国古代有以十二辰记月的做法,即以北极为中心,把天穹的大周圆等分为十二个区域。
这种做法与古巴比伦人为观察太阳一年的运行路线而把星空划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为“黄道十二宫”)的做法相似。
由此推测中国古代十二支是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很可能是受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或许“商室本发源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
但是这种解释由于依据不足,未能为学术界所接受。
一些学者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找线索,认为十干和十二支分别是古人对太阳和月亮运行周期的描绘。
十干的产生与“十个太阳”的传说有关。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述了帝俊(即帝喾,五帝之一)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的故事: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与甘渊。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这十个太阳住在一棵大树上,“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太阳轮流值班)。
古人想象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出没,它们值日一周就是十天,称为一旬。
“旬”的意思是“循”,即循环往复,以此为阶段来纪日。
为区别起见,分别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命名之,是为十干。
选择“十”为一旬之数,与十进制密切相关。
马克思《数学手稿》摘录了一段鲍波的《从古代到最新时代的数学史》中的话:
“最古老的民族……已经按十数数了,他们通过两只手的手指就一定会想到这一点。
”上古的人们计算太阳出没的周期就自然采用了“十”这个数字。
同样,十二支是用来描绘月亮运行周期的。
月亮每月的盈虚变化,使人们把它看成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也就想象每月初二、初三出来的月牙是另一个新的月亮。
屈原《天问》: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正反映了这种看法。
并且月亮也像太阳一样轮流值宿,阴历一年又十二个朔望月,正是天上的十二个月亮轮流值宿的一个周期。
这种认识也在神话中表现出来。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说:
“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常羲”与民间传说中的月亮女神“嫦娥”古音相同,看来正是这位生了十二个月亮的“常羲”演变为后来的“嫦娥”。
由此,“十二”也就成为另一种进位法来计算时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地支也就产生了。
三、干支的作用
(一)纪年
干支纪年始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世本•作篇》说:
“大挠作甲子。
”据宋衷注,大挠是黄帝的史官,所以《作篇》认为干支纪年始于黄帝时代。
现代学术界大都不相信黄帝、大挠是实有人物,《世本》的记载一般认为不足为信。
有人认为,秦汉以前,只用干支纪日,不用干支纪年,“汉末黄巾起义首倡‘岁在甲子’,文人多舍年号而用干支,风气所至,影响到某些史书的纪事”。
黄巾起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封建史官将其载入史册,肯定对于干支纪年的推广有影响,但说它是“首倡”,未免失之过晚。
另有人认为,汉以前不以甲子名岁,并引刘恕《通鉴外纪序》,说干支纪年始自王莽。
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
又云:
“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
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
”《隋书•律历志》记王莽铜权铭说: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
又说“龙在己巳,岁在实沈”。
这种看法亦失之偏颇。
还有人认为,甲子纪年方法的最早记载于《淮南子•天文训》。
东汉顺帝元年(公元85年),编、李梵等制定《四分历》后,它得到进一步推广。
这种观点曾一度流行,但目前已受到新发现的史实的否定。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干支纪年法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
据《隋书•律志历》引《竹书纪年》:
“尧元年景子。
”《竹书纪年》是战国中叶魏国人编的史书。
书中原文是:
“尧元年丙子”,因为唐高祖的父亲名昞,凡昞音的字皆改为景,以此避讳。
这是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的证据。
不过由于《竹书纪年》久已失散,这条证据曾受到学者的怀疑。
而近期出土的文物,消除了这种怀疑。
(二)纪月
古时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与十二月份相配合,名为“月建”。
因古人认为“气始于冬至”,故夏历以冬至所在的月,即十一月为子月,按顺序下推,则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
以“月建”的地支配以天干,则成此月的干支。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指各月,都是旧历(阴历)的太阴历,然所纪的虽在太阴月上,实际上还是太阳月,因为不记闰月(闰月分属前后两个月的月建),即节气月。
汉简中已有月建,但有支无干。
以相配为月建之名,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那一年“正月小,建庚寅”。
干支纪月办法,应掌握其以下规律:
甲年、己年正月丙庚
乙年、庚年正月戊庚
丙年、辛年正月庚寅
丁年、壬年正月壬庚
戊年、癸年正月甲庚
古代有“五虎建元”歌,对人们掌握干支纪月规律颇有帮助。
“甲己之辰起丙庚,乙庚之日戊寅行,
丙辛便起庚寅始,丁卯壬寅亦顺寻,
戊癸甲寅定时侯,五门得合是元音。
”
正月是寅月不变,甲年、己年正月必是丙寅,乙年、庚年正月必是戊寅……五年一周,周而复始。
(四)纪时
古人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等分,每一等分为一个时辰。
十二个时辰用十二地支分别表示之,后来又把每一时辰划分为“初”、“正”两段。
十二个时辰中,每一“初”、“正”又分为“初刻”、“一刻”、“二刻”、“三刻”等四个时段。
干支纪时法始自汉武帝太初改历即公元前104年之后。
古人说“时”、“时辰”,都是指现在两小时,不能理解为现在的一个小时。
如唐王维诗:
“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是说猿声日夜不断;
宋黄庭坚《思亲汝州作》有“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句,是说每时每刻都想念双亲。
这里的“十二时”,也是指现在一昼夜的二十四小时,表示整日整夜、每时每刻之意。
十二时有时也称为“二六时”。
二六一十二,即十二时。
鲁迅《华盖集•杂感》: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己时者有望。
严格说来,把一昼夜分为24小时,是清朝初年西方文化传入的结果。
这种传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十二时计时法和西方的24小时计时法来看,也有恰当的对应关系。
正因为如此,两者才能融合为一。
在许多先秦的史籍中,可以看到夏朝的许多帝王都是以十干命名的,像孔甲、胤甲、履癸(即夏桀)等。
而商朝的三十一个帝王均以十干取名。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夏商时代的王室和贵族阶级崇拜太阳神,自视为太阳神的后裔。
如前所述,当时人们认为十个太阳(从甲至癸)轮流值日。
这种崇拜太阳神的习俗被引进了帝王的命名。
王出生的这一天被视为十天中在这一天值日的太阳降临人间。
如果是在甲日生的就取以甲名,乙日生的取以乙名。
但如果又有一个在甲日生的王出世,就认为这是太阳甲再次光临人间。
为了加以区别,就在前面加上“大(太)”、“中(仲)”、“小”等字样。
夏商以后,随着人口繁衍,文化发达,取名也开始复杂起来了,以“十干”命名的习俗逐渐消失。
帝王以干支命名,如果不了解其由来,往往使人误认为是干支纪年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当懂得,它与干支纪年法并无必然联系。
实际上,当其一旦具有纪年的含义及作用时,它所属的只是帝王纪年法。
表二:
十二时辰与今二十四小时对照
辰名
时
辰名
子
23~1点
子初
23点
子正
24点
丑
1~3点
丑初
1点
丑正
2点
寅
3~5点
寅初
3点
寅正
4点
卯
5~7点
卯初
5点
卯正
6点
辰
7~9点
辰初
7点
辰正
8点
巳
9~11点
巳初
9点
巳正
10点
午
11~13点
午初
11点
午正
12点
未
13~15点
未初
13点
未正
14点
申
15~17点
申初
15点
申正
16点
酉
17~19点
酉初
17点
酉正
18点
戌
19~21点
戌初
19点
20点
亥
21~23点
亥初
21点
亥正
22点
一段遗忘的历史: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日本对缅甸的侵略是1941年12月发起、1942年1月展开的,企图借重对缅甸的占领,侵夺美国取道缅甸的大批援华战略物资,直接切断中国国民政府唯一的海外交通补给线——滇缅公路,全面封锁中国,同时扬言将与纳粹会师中东。
严重的战争态势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的关注。
中国远征军的诞生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成立的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
1940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英法军在敦克尔克弃甲丢盔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试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其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印、马(马来亚)方面的军事,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
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
因此,自1940年10月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
以后几经协商,才在同年12月23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了中英军事同盟。
根据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本来早应成立,以便中国军队及早开入缅甸布防。
但英方迟迟不决,直到1942年初,在仰光沦陷,全缅告急之际,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多方斡旋,英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出兵缅甸。
其时,由美、英等国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决定,将缅、泰、印(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与中国战区合并,称为“中缅印战区”,蒋介石出任总司令,美国派出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
据此,中国派遣了入缅抗日的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作战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1年12月至1942年8月间,可以概括为自珍珠港事变、日寇侵缅、中国出兵远征时期。
第二阶段为1942年8月至1945年春夏,可以概括为准备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时期。
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2月由滇西进入缅甸,与日军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战斗,失利后,一部返回滇西,据守怒江天险以阻敌;
另一部退入印度蓝伽,组成中国驻印军,亦称新军,接受美国装备并受美军训练。
而后,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主动权,中国驻印军与英、美军协同,遂于1943年10月对缅北日军展开反攻,即缅北滇西战役。
在滇西怒江与日军对峙的中国远征军,也于1944年5月发起了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
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
至此,中印缅公路完全打通,中国远征军班师回国。
多方原因导致初期惨败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境外军事行动。
远征军和驻印军经一年多的英勇奋战,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伤亡14.1万余人,毙伤日军6.9万余人,恢复了海外交通补给线——滇缅公路,大批物资顺利输入国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远征军在入缅抗日的第一阶段遭遇惨败。
其一,英国政府忽视缅甸,且没有采纳中印缅马军事考察团制定的防御方案。
英军数倍于日军,却毫无战斗力,一看见膏药旗就丢盔卸甲,望风而逃,不仅把战场上的压力全都丢给中国远征军,还由于历史的偏见,时常干扰中国远征军的战略部署,甚至使商定调剂给中国远征军的武器装备也一拖再拖。
关键的曼德勒会战就因负责策应的英军临战畏敌、擅自撤兵而流产,导致中国远征军反被日军抄了后路。
此外,由于缅甸老百姓对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痛恨,也不愿帮助与英军一路的中国远征军。
其二,由于英国政府担心丧失其对缅的殖民统治,因而迟迟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参战,谈判时甚至提出中国军队不得带武器入境,只能以难民身份入缅,尔后又提出只允许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入缅,以致失去了战机。
英国后来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很大程度上是要让中国人牵制日军,掩护英军撤退。
其三,中国国民政府对出征目标的动摇,从解放仰光改变为短期守住缅北,只期对世界舆论有个交代,致使中国远征军由主动出击变为被动挨打。
其四,原定美国派出的一个空军联队临时改赴北非,支援与隆美尔作战已现败象的英军。
北非战役胜了,而中国远征军却处于危机之中。
由于日本空军自始至终掌握着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构成强大的立体火力网,远征军却没有任何空中掩护,战况可想而知。
其五,友军不济,英军不顾大局多次擅自撤离战斗,内部的协调配合又出了问题,蒋介石直接对战斗部队越级指挥,史迪威指挥失措,加之情报失误,原以为接战的是两三千人的日军前哨部队,交火时才发现,竟是整整一个拥有飞机、坦克、重炮、汽车部队的约1.5万人至2万人的加强师团。
以上种种原因致使整个远征军第一阶段的战略行为左支右绌。
加上撤退时的指挥失误,各部队各行其是,致使因落伍、染病和饥饿而死亡的人员,数倍于战场上与敌战斗的死伤。
中国远征军此阶段参战总数约10万人,生还仅4万人左右。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篇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历史地位,远征军将士们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写照。
从宏观上看,首先,东亚和南亚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在亚洲战场上,由于中国实际牵制了50%以上的日军陆军,彻底打破了日本军部数月征服中国、尔后北进苏联与纳粹德国会师、进入西亚和欧洲战场的战略构想;
其次,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粉碎了日军经缅犯我的真正意图,即:
控制滇缅公路,切断中国战区的国际后勤补给线,迫使中国投降,转而集中兵力,寻求与纳粹德国在西亚、中东会师,继而征服世界。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抗战期间中国为支援英军抗击侵缅日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进行的出国作战,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的一次军事合作,是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的战略性反攻,也是亚洲反法西斯战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性战役之一。
中国远征军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仍然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
虽然经历失败,但其付出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因此可以说,中国远征军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角色。
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这就是战国分裂到秦汉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宋金辽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
中国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在解释历史何以出现这些特点时显得无能为力。
认识中国历史,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我们创立了用经济学原理阐明历史过程的方法。
下面我们应用经济学原理,构建出“公共产品范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给予解释。
一、公共产品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这些商品和劳务也具有生产成本。
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
例如,人们不可能把国家内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就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
又如,修筑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可以很容易地排除不出资金者对它使用,但是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就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就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
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对村庄的防卫,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
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
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
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
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政府都是必需的。
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向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
从无法考证的年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粮食为主要消费品单一种植结构。
粮食的特点是生长期长而收获期短,农民必须把粮食储存起来陆续消费,这一情况为盗匪偷盗和抢劫提供了可能。
定居农业生活使人们有两种方法获得产品,一种是自己生产,再一种就是偷抢。
为对付他人偷抢,农民就需要为防卫投资。
但是农户和村庄显然无力对付大规模的抢劫,这就必须有人在大范围内提供“保护”;
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也需要有人处理,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
如果没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这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任何社会都不能正常维持。
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不论是全国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其政治经济功能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二、“分久必合”原理
全国范围内统一政权的产生,可以用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效益原理给予解释。
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就边境防卫来说,所需要的费用(保护成本)大致与该地域的周长成正比,而收益则与地域面积(实际上是对应的人口)成正比。
从简单的数学原理可以知道,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
简单地说,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收益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增加无几。
如果能将这一纯收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适当分配,将对双方都有利。
这一原理促使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而被统治者则都拥护建立统一的国家,于是在战国之后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
过去人们过分强调形成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全国市场为基础,实在是自缚手脚的见解。
如果硬要强调“统一市场”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那么这种统一市场只能是“公共产品市场”。
在长久分裂之后,总能够由某一政权建立统一王朝,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各地需要交换基本物质产品,而是由于统一王朝生产的“公共产品”较为便宜。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统一王朝生产“公共产品”的费用较低,那么为什么在汉末和唐末的农民起义后会,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而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呢?
从交易费用原理说,之所以形成分裂割据,肯定是因为当时建立统一政权所需的交易费用太高,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后面详细探讨)。
而在分裂割据的长时期内,割据政权也都在各地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统一王朝时,只是从上层推翻了割据政权,可以直接接收其下的各级统治机构,所以所需总费用已不太高,那些所辖地域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人口较多、力量较强(主要是军事力量较强)的政权,这时候往往能够通过兼并战争获得统一。
中国三次大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辽)走向统一,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历史学家范文澜早就认识到,地方政权实现的局部统一,也为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分久必合”的趋势,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三、“社会起义”和“贫民起义”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我们可以把社会成员大致划分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即统治者)和“消费者”(即被统治者)两大类。
那些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都应当属于被统治者。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阶级成员,实际上既要向国家交税,又没有什么政治特权。
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我们把地主阶级划归被统治者。
按照这样的划分,被统治者就包括被剥削者雇农佃农、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和剥削者地主阶级三个层次,其中自耕农民占绝大多数。
客观地说,地主阶级具有两面性。
作为剥削者,他与受其剥削的雇农、佃农相对立;
作为被统治者,他与统治者也有对立的一面,当统治政策和措施严重侵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秩序的斗争。
早已有人发现,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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