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语言运动及其对于生态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启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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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
考利教授,非常高兴能在欧登赛就分布式语言运动对您进行专访。
首先,您能总结一下您的学术生涯吗?
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您的学术生涯以及研究重点,与分布式语言运动及认知有着怎样的渊源?
斯蒂芬:
我先谈论一下分布式语言运动吧,这是我的研究重点。
我想进行此项语言运动的最大裨益,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如何摒弃以个人心智(anindividualmind)或者语言能力(languagefaculty)为基础的传统“语言符号系统”(asystemsofsymbols)观,以全新视角看待语言。
当人们持有分布式语言观(distributedviewoflanguage)时,显然是反对索绪尔的语言能力观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能力存在于个人心智中。
这一语言能力观因承认个人与社区(communities)的相互依赖关系而饱受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观点无法确切解释语言如何开始运作、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语言与生物或者社会的关系如何等关键性问题。
一言以蔽之,语言与其他事物割裂开来①。
语言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这一点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因此,在分布式语言运动发展史上,我们注意到罗伊?
哈里斯。
作为20世纪索绪尔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重要的批判性著作《语言迷思》(TheLanguageMyth)给运动带来重要启示。
罗伊?
哈里斯虽然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使用者(languageuser)的论断,但他认为这一论断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语言的本质②,因为语言使用者持有错误观念(amyth):
一方面认为语言本质上就是一成不变的符号(afixedcode),另外一方面认为人们通过心理解码活动(telementation)进行信息传递(messagesending)和交流。
事实上,罗伊?
哈里斯一方面坚称人们通过日常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又反对语言使用者依赖语言系统进行信息传递的普遍观点。
这令他自相矛盾,处境尴尬。
因此,在我们所倡导的分布式语言运动中,并没有追随罗伊?
哈里斯及整合语言学家(integrationalists)的步伐,我们把对语言的探索跟诸如自然与认知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这样的联系中,认知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内在过程(internalprocess),而是生物体(livingbeings)的一部分。
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不管是细菌还是猴子,或者是人类本身,所作所为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行动,都依赖于外部世界和内部大脑。
这就是所谓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distributedviewoflanguageandcognition)。
分布式语言认知观承认人脑、身体和世界的协同运作,这是分布观(anydistributedview)对于万事万物阐释的精髓所在。
当然,人们可以用这样的观点认识语言,也可以谈论音乐和舞蹈,甚至烹饪。
事实上,大多数文化现象也适用于这一分布式观点的描述。
因此,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关键性第一步取决于基于分布观的语言与认知的联系。
这种分布观虽然同罗伊?
哈里斯一样,反对语言即符号及信息传递的还原论,但是没有追随罗伊?
哈里斯的个体整合观,即个体整合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theindividualasthepersonwhointegratesdifferentkindsofactivities)③。
我想这种分布观最早是在我撰写博士论文读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名篇《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时初具雏形,并贯穿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始终④。
我的博士论文?
}目是《意大利对话的韵律学研究》(“ThePlaceofProsodyinItalianConversations”),研究声音如何在意大利家庭对话中彼此紧密联系。
然而约在2000年,这一观点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在一次社会语言学论坛上首遇拉芬。
那次早餐,拉芬与我的对话至今印象深刻。
他当时解释道:
“人们如果想摆脱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旧有观念,就要思考如何将人脑、身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办法之一就是纳入两种不同的秩序(twodifferentorders),即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activity)和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culturalconstruct)。
”①恰恰就是那次早餐谈话,促使语言分布观应运而生。
我们发现了语言的现象学视角(phenomenologicalperspective),即我们所听言语(wordings)和我们所读符号,不管它们是表意文字(ideographs)还是语词(words)②,都依赖于现象学经验(phenomenologicalexperience)。
当然我们对于写作的理解及其方式,以及通过阅读接触符号的方式,都属于行为活动(behavioralactivity)。
这些行为活动属于自然世界,因此具有第一秩序性。
从2001年开始,我们发展了迥乎不同的语言观,即语言由协调活动(coordinatedmovement)和控制能力决定。
人类生命体进行协调活动,从而获得控制能力,这当中需要发声态势语(phoneticgestures)为主的言语发挥作用。
这即大多数传统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词。
因此,言语属于人际外部世界,并非人脑内部世界。
也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分布式视角(distributedperspective)的基础。
但是如果人们对于人类本质、人类发展历史、语言变化、生态学等问题感兴趣的话,就会发现单靠交流模式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如今,整合语言学家罗伊?
哈里斯集中批判索绪尔的固定符号语言观,实质上也是在批判他的交流观。
然而我本人认为,罗伊?
哈里斯对语言交流也不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体交流者(individualcommunicator)②。
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在整合传统中人们会发现整合语言学家们对人类个体的言过其实。
当然我不确定我该在多大程度上对索绪尔进行全盘批判,毕竟这关乎整体西方传统中人们对索绪尔解读后的批判③。
但是最近几年一些索绪尔手稿出版物证实,索绪尔本人的语言理论所蕴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已有的解读。
因此,分布式语言运动是建立在对于索绪尔语言理论解读中基于编码(coding)绘图(mapping)论断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关系的过度关注的批判基础之上,而并非全盘否定索绪尔所有的语言学理论和贡献。
我本人并非索绪尔理论的专门研究者,所以不敢妄自菲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罗伊?
哈里斯由语言系统转向个体,因而人类个体成为语言整合者(integrator);
然而分布式语言观则转向人类如何共同做事,以及其做事方式与文化建构和身体活动的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恰恰是与索绪尔涉及创造意义的“能指”和“所指”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我们在分布式运动中没有遵循西方传统,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法国语言学家迪迪尔?
博蒂诺(DidierBottineau)。
我对他研究语言的方法非常敬佩,他以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研究索绪尔主义(Saussureanism),可以说为第一秩序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简言之,上述观点可谓是对英美传统解读索绪尔的有力批判,同时首当其冲地影响了诸如李奥纳多?
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泽林?
哈里斯(ZeligHarris)、诺姆?
乔姆斯基(NoamChomsky)、乔治?
莱考夫(GeorgeLakoff)、罗纳德?
朗肯(RonaldLangcker)等一大批语言学家,但这并非是对索绪尔这位语言大家及其全部理论的攻击。
运动自倡导至今已经经历十年发展,接下来您能列举在分布式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吗?
是的,的确人物众多,这就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分布式语言的含义了。
如我诸多论著所示,分布式语言是一种广阔视角(averybroadperspective)而非一种具体理论。
所以,运动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对话主义(dialogism)之父之一――佩尔?
里奈尔(PerLinell)。
但是里奈尔本人认为他当属对话主义流派,而非分布运动人物。
虽然归属辩论令人乏味,但是他的著作意义非凡,引导人们思考面对面互动语境中第一、第二秩序语言的运作机制。
我刚才提到迪迪尔,他的著作也相当重要,探讨特定语言结构如何影响人类彼此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如何建构不同语言系统的文化层面。
当然,南丹麦大学一批研究者致力于面对面互动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互动性”(interactivity)概念,将第一秩序活动与分布式语言、分布式认知联系起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认知心理学发展。
这一概念也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生成主义(enactivism)、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psychology)等研究领域纳入考虑,影响深远。
所以,互动性这一典型实证概念在分布式语言运动中足以帮助人们超越旧有语言观的束缚,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这一学术概念首先由大卫?
克什(DavidKirsh)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后由图兰吉奥(Fre’de’ricValle’e-Tourangeau)和我引入?
\动中。
最后,我要提到一个重中之重却尚不完善的概念――间距(time-ranging)。
这一概念由斯特芬森和莎拉?
佩德森(SarahPedersen)创建,通过不同方法研究人类如何联系古今,在与他人共处中体验自身存在。
这一概念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语言与认知的重要议题,当然也引导人们从语言心理学角度思考人类共处时如何做事,从而共存。
这对于人类主体性研究也很有启示。
这就必须要提到保罗?
蒂伯特(PaulThibault),他在人类能动性(humanagency)以及两种秩序活动如何促进人类心理和学习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您如何看待现象学(phenomenology)、物理主义(physicalism)和运动的联系呢?
刚才我已经谈到运动与自然主义的紧密联系,当然我并没有区分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这太具哲理性了。
我个人认为,关注语言和认知的人文研究者对此类争论是不太看重的。
然而从学术角度讲,我认为物理主义当属认识论范畴(inepistemologicalclaim)。
认识论认为,物理学具有完全描述性(physicsiscomplete),即万事万物都可赋予实际描述,当然这一论断仅限于理论层面。
一方面,它绝非认定实际描述的趣味性和重要性,而是承认人们如果专注人文学科和语言认知的良性发展,就要从第一人称视角(firstpersonperspective)①之外的其他角度,将人类从事活动与可观察现象(observablephenomena)联系看待。
当然自然主义许多观点以不同于此类物理主义流派的方式,表示对这一观点的认可。
然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众多其他物理主义流派持有的语言符号观,我都是不敢苟同的。
但是原则上如果人们坚持从多角度对现象进行描述,这样的描述并非命题式描述(aproposition-baseddescription),而是纯数学描述。
如果人们对于第一秩序活动存有兴趣,那么科学研究中的可衡量指标就尤为重要,这涉及复杂动态现象(complexdynamicphenomena)。
如果人们对于第二秩序活动感兴趣的话,探讨第二秩序概念如何影响人类活动,那么科学方法和这些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我们目前的挑战不是要思考如何将两种秩序割裂开来,而是探索共同研究两种秩序的可行之道。
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二、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全球生态语言学及认知科学的启示
今天的访谈将涉及与运动息息相关的一些术语。
那么您本人对于分布式语言到底如何理解的?
我如果对学生讲这个概念的话,我会把它比作人类畅游其中的汪洋大海。
我们游泳时会感受到身体运动。
同样,我们可以感受到自身的言语活动,在面对面交流时参与其中。
这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语言的底蕴,就好似人们在语言之洋中畅游。
但是若想真正理解语言,就不能局限于游泳、运动等这些人类活动,我们得明白在海洋隐喻中,海水、波浪和海风共同构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之洋。
语言学家将其描述为第二秩序语言,表现为文化建构、话语(discourse)、句子和语词。
然而这些描述仅仅局限于第二秩序范围,只是在谈论人们进行言语活动时的行为,而并非言语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显然,当我们谈论我们所进行的言语活动时,我们训练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之洋中游泳。
我们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转换,从而尽己所能学习第二语言语词规则,这就好比从自由泳变换为仰泳。
但是不管怎么变换游泳姿势,人们仍在语言之洋中活动。
然而人类使用不同的文化建构,说不同的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无法用游泳解释海洋,无法用海洋解释游泳;
同样,无法用言语活动解释语言,反之亦然。
这就是上一部分所说的分布式语言观的核心所在。
因此,可以从多种视角看待语言和言语活动,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视角。
所以,我在访谈上半部分提到里奈尔的对话主义就是分布式语言观的一种典型体现,尽管里奈尔本人不认为这是分布式语言观。
他主要探讨人们如何在语言之洋中与游泳活动同步。
迪迪尔则从语法角度说明我们如何通过语言之洋进行人类活动,这能使我们积蓄力量。
然而当我们谈论一种语言全局观,语言不该简化为一种特定视角、特定理论或者特定方法。
相反,语言应该是言语发挥作用的人类活动,这与刚才提到的游泳活动如出一辙,而言语则能让我们对于语言之洋感同身受并且津津乐道。
您关于海洋和游泳的隐喻十分精妙!
在您的论著中,格雷戈里?
贝特森(GregoryBateson)对于分布式语言观的形成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您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我想,贝特森和达尔文、查尔斯?
皮尔斯(CharlesPierce)、特伦斯?
迪肯(TerrenceDeacon)同等重要,他们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人类及其生命看作是进化自然(evolvingnature)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地看待人与自然。
他们一致认为,自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使语言参与不同层级的人类活动(thescalesofactivity),并限制人类活动的不同层级的言语(thescalesofwordings)。
因此,语言是一种多层级活动(multi-scalaractivity):
我现在所说的话不仅仅来源于我的身体,还来源于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千丝万缕的联系;
过去通过我在对话,贝特森通过我在说话,达尔文通过我在谈论,亚里士多德通过我在讲话。
我提出的许多想法他们都曾经谈及,而他们的很多思想由我在语言汪洋中传播。
这一点启示体现了深层自然观的本质,即语言是地球进化的一部分。
贝特森将其归为“个人心智和自然的必然统一”(necessaryunityofmindandnature)。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益,能帮助我们思考:
当我们进行言语活动时人类活动的本质所在,以及语言本身对于我们发挥的作用。
这恰恰说明语言对人类产生作用,而并非传统意义上只有人类单方面进行语言活动。
人类在与他人进行言语活动的历史中得以改造,语言成为同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方式对话的文化方式,从而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部分。
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就会思考如下问题:
这样的语言从何而来?
语言对于世界有何作用?
人类为什么应该关注语言来源及其作用?
贝特森主要关注语言的来源/本质。
我刚才用到海洋隐喻,而他则用个人心智隐喻(mindmetaphor):
他将个人心智看作是所有生命体的一部分,即生命体产生个人心智。
他同达尔文一样都认为,人类在进化自然(evolvingnature)中生存,自然界持续变化,促使万物更新;
同时,更新的万物与自然融为一体。
鉴于贝特森相关论述比较复杂,这里暂不作深入阐释。
但是贝特森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科学,特别是控制论(cybernetics)的精华,探讨自然界与导弹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在无程序员或者设计员的环境下如何自主运作。
这大大启发他提出了一种所有自然系统运作基本过程的论断――适应论(adaptation)。
然而他所说的适应并非新达尔文生物学范畴的自然选择之后的适应,而是将自然选择本身看作是一种适应形式。
适应是新事物产生的基本原理。
所以,当自然系统受到阻碍,新事物或作为个体、或作为种群在更大范围的环境中采取与之对应的适应方法。
如果环境遭到破坏,新事物无法适应,就会面临死亡。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心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史就是适应与死亡的交替发展史。
适应论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与创造性思维(creativethinking)的紧密联系。
当我们的发展受阻,我们就会寻找出路,用另外一个隐喻就是我们会“另辟蹊径”(movesideways)。
我们不再归纳补充或是逻辑演绎,而是萌生新念。
贝特森认为,这并非人类独有的形式,而是自然与环境相互适应的方式。
我认为他是正确的。
他认为语言的核心就是这种创造力,用我与拉芬多次交流中常说的话,就是“其义自见”。
人类可以创造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身陷困境却能突出重围。
创造力的论断也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名作《哲学研究》中找到力证,其中就有关于规则的概念和准则。
维特根斯坦指出,当人们不知如何墨守成规时,必然停滞不前。
要继续前行,就要创造新的规则。
用贝特森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到适应进化的新方法。
维氏著名的例子就是数字理论。
当人们从2开始数数时,2、4、6、8、10……,直到994、996、998、1000,那么接下来这个数字会是什么?
当然人们会说肯定是1002,他们认为规则就是以2递增,可是接下来还有可能是1004、1008、1016,因为规则可以是以2递增到1000,再以4递增下去。
这个例子发人深省,?
f明规则不能决定人类行为,但是人类在遵守规则的过程中又创造新规则。
这也是贝特森思想的重心所在。
不同之处仅在于:
维氏将规则看作是哲学基础以及生命存在的形式,而贝特森将其纳入自然和生命系统的运作中去讨论。
虽然我对贝特森的部分观点持有批判态度,但是我认为他切中要害地指出了人类创造新规则的能力处于语言的核心位置。
这雄辩地证明了如下不争事实:
一方面人类受习惯驱使行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与不熟知的陌生人共事。
当遇到他人无法理解我们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创造新规则,寻找新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
这是对传统语言机械观(languageisbasicallymechanistic)的有力回击。
贝特森将上述观点称为“生物创造体”(creatura),我称其为“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y/bio-ecologicalawareness),我们都认为人类创造力处于语言核心位置。
这一点我认为是任何语言机械观、符号观、唯第二秩序观(mechanistic,code-based,andsecond-orderbasedviewoflanguage)所望尘莫及的。
将语言简化为话语、规则、语词或者其他抽象系统的还原论,是无法充分解释语言“其义自见”的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我们并不熟知罢了。
达尔文认为,语言既有自然性,又有人文性(half-naturalandhalf-artificial)。
达尔文这一语言观虽然未被引证,但是确有此事,在皮尔斯的论著中也初见雏形。
只不过皮尔斯将语言创造性归纳为“第一质量准则”(firstprincipleofquality)。
这一界定虽然有趣,但我并未深谙其意。
所以,我个人认为贝特森的论述最为贴切,而且提到生物生态共存观也是深受贝特森启发。
好的,教授,那么您认为分布式语言认知观对于生态语言学和认知学科发展又有什么重要启示呢?
那我就从生态语言学谈起吧,这个问题十分有趣。
我认为生态语言学现在面临重大抉择:
是将生物生态观的广阔视角引入生态语言学,还是继续维护豪根(EinarHaugen)、韩礼德(MichaelHalliday)和斯提布(ArranStibbe)三大传统?
提这三位生态语言学家十分必要:
豪根代表着斯特芬森所说的符号派(symbolicecologyoflanguage),主要关注语际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oflanguages);
韩礼德代表着话语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ofdiscourse),主要聚焦于“社会现实”(socialreality);
而斯提布则是代表着话语生态分析(ecologicalanalysisofdiscourse)。
韩礼德、斯提布二人最大的不同在于:
前者关注人类社会,而后者更加关注自然环境和外部要素。
这些不同的传统造就了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多样性,应该等量齐观,然而以上传统都未从生物生态观的绝佳视角探讨语言的本质及其形成发展。
所以,贝特森的观点非常重要,旨在强调自然的创造性以及对人类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传统都未考虑语言对于人类作为生命个体改造生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类种群改造世界导致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令人悲哀的是,地球上大多数生命体正受到生存威胁,特别是大型生物体。
事实上,细菌和单细胞生物存活几率较大,恰恰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体饱受威胁。
如果人们秉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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