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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
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
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实录,修撰国史,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
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
《旧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其他还有:
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56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9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12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30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15卷,等等。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旧五代吏》150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
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7人。
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
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
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
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后,《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
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
《新唐书》225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历时17年。
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后称《旧唐书》)200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6人。
《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表现为:
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
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四种史表;
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
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
然而,《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
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人未能统一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
《新五代史》74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至皇祐五年(1053年),历时17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
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的私修纪传史著。
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寓褒贬,别善恶,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
风格上,法严辞约,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
但是,《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
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
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孝宗时所编《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另有《宋会要稿》(《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
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
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
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130卷,等等。
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
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8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
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①,赐名《资治通鉴》。
还亲自为书写序。
① 胡三省:
《新资治通鉴序》。
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354卷(含《目录》和《考异》各30卷),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42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200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384卷,等等。
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
《文献通考》,修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二十余载。
马端临(1254-1323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
他编《文献通考》,受父亲影响。
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
他认为: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唐杜佑的《通典》则未明备、欠精审,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
他仿照《通典》体例,作24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
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
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文、献、注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
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权弊病,因而实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之深计①。
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
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
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
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
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①,互相不可取代。
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
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
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
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
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②,但发展缓慢。
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
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139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38卷等。
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50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3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50卷,潜说友编《咸淳临安志》93卷等。
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刘知几《史通》② 《周礼?
春官大宗伯》言: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为方志一词最早记载。
《隋书?
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
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
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
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1O卷、《续考古图》5卷,宋徽宗命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30卷;
第二种是对金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10卷,赵明诚《金石录》30卷;
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27卷、《隶续》21卷,刘球纂《隶韵》10卷。
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
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
2。
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
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
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臣光曰注明的对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呜呼开头的史事附论等。
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陈亮的《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
宋代史论在继承寓褒贬,辨善恶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
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
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
石介言:
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
……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
①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
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
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时奸臣专政而乱天下的事实,他的这种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招致了人多指目②。
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
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
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牛李党争作评论,说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③,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
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
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④司马光借晚唐维州弃取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
他说: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
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⑤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
胡三省在此作注: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⑥
① 《宋文鉴》卷八十六。
② 《宋史?
石介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至南宋,治史服务于现实的观点,集中在治史为义理还是为事功的争论上。
朱熹是义理说的代表,陈亮、叶适是事功说的代表。
朱熹读《资治通鉴》,认为其褒贬不够,于是作《资治通鉴纲目》,明确提出陶镕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⑦。
同时,他在《答赵几道》一文中,批评事功派研史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强调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会归一理.他批评事功派不重义理,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①。
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只讲祸福利害、不讲义理的史著,因而不可抬高到与经学同样的地位。
叶适则认为:
经,理也;
史,事也。
《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
②主张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③,反对史学的理学化。
陈亮更从北土沦丧、强敌压境的现实政治出发,愤恨奸臣误国,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因而指责理学家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④,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认为古今异宜。
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以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⑤。
这场争论,后来因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褒奖而使义理派占了上风。
在历史观方面,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逐渐向名分纲常说转变。
宋代多数史学家不赞成以天命论解释历史,认为世事变迁受制于人,非系于天。
如《资治通鉴》中不记载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
司马光认为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⑥。
郑樵修《通志》,专作《灾祥略》,驳斥灾祥说是欺天之学.但由于重名分,北宋中期以后,关于正统问题成为主要论题。
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文,认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①。
欧阳修《正统论》三篇,称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认为五代十三帝为一统,宋承五代是继统而主。
章望之为此作《明统》三篇,不同意欧阳修说法,认为宋当继唐为正统②。
苏轼又作《后正统论》三篇,反对章望之的观点,为欧阳修辩解③。
理学家对正统偏闰自然更为看重。
如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附历史,说从三皇至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成,五代一过,圣人即出,春秋便来。
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
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以《凡例》说明之,认为合天理才是正统。
称自古至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④,而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为非正统。
因此他认为司马光记三国时用曹魏年号不用蜀汉,是用错了。
然而,司马光并不这样认为。
他的看法是: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
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⑤可见司马光不赞成正统论。
用曹魏而不用蜀汉年号,仅仅出于事实本身,并不为正统。
在正名分、辨正统的争论中,司马光的看法无疑更为合理。
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论相比较,正统论毕竟抛开了历史系于天命的无稽之说。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⑦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②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④ 《龙川文集、送吴允咸序》。
⑤ 《晦庵先生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⑥ 司马光:
《唯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①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
3。
宋代史学的特点宋代史学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并没有汉代那样的开创性之举,也没有魏晋那样的勃兴式高潮,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论、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
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代考
部巨著;
而且,它也是司马光对古代社会统治经验和教训所作的政治总结。
《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由5人合力完成。
司马光主编、定稿;
刘颁、刘恕、范祖禹撰写长编,即断代史初稿;
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文字。
从正式设局编写到最后完成,历时19年,浸尽了司马光等人毕生的心力。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因写有笔记书《涑水记闻》,人称涑水先生。
死后皇帝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故又人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仁宗到哲宗时期,经四个朝代。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
此后从地方官到京官,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一生活动主要是两件事:
修史和反对变法。
司马光好吏学,在长期的习史、研史过程中,鉴于以往史书烦冗,编列了《历年图》5卷,以编年形式将历代的治乱兴衰写成大事年表,简明清晰。
治平元年(1064年),他将《历年图》进呈宋英宗。
然后,他又用两年多时间仿《左传》体载,写出《通志》8卷,再呈英宗,得到赞赏。
治平三年(1066年),皇帝命司马光设书局,选助手,续修此书。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进此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
此后,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们,任世事变化、官职升迁,专心修撰不止,终于在元丰七年(1084年)大功告成。
司马光于书成两年后逝世,而同修者刘恕于书成前7年已逝。
① 《司马温公全集》卷七十四。
② 《居士集》卷四十三。
③ 《史记?
伯夷列传》。
司马光是一个踏实、谨慎、认真的人,性格倔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①。
这一点,不仅通过他编修《资治通鉴》显示出来,而且充分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主要在免役法和青苗法问题上,这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试图通过有钱人出钱、无钱者服役的方式,改变原来的贫困户替富裕户服役的现象;
通过向农户贷款,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户的生活生产困难。
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并不能改变穷人替富人服役的问题;
青苗法也只能有助于富户的生产。
熙宁初,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
又欲提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保持不同政见间的平衡。
司马光拒绝升任,要求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皇帝同意。
后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
十几年间,他专心修史。
元祐元年,神宗死,哲宗立,新法罢黜,政局改变,司马光应召入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侍郎。
一上任,他尽废新法,驱除新党,全面恢复旧制。
可是,居相位仅8个月,他因编修《资治通鉴》耗尽心力,溘然长逝。
司马光的倔犟性格、踏实作风和他的保守政治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一生著述很多,约有二十余种,五百几十卷,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温公文集》、《稽古录》、《迂书》、《潜虚》等。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
18岁举进士。
官任钜鹿主簿、和川令、秘书丞等。
他博览群书,专精史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
在与司马光合作的12年里,刘恕不仅承编了魏晋至隋的长编和五代十国长编的大部分,共约145卷,几近全书之半,其考证极为精详;
而且,司马光敬重他的才智,全书中纷杂错乱疑难的问题,都交给他解决。
此外,刘恕在逝前两年里,偏瘫在床,口授其子,写成了《通鉴外纪》10卷,记事从伏羲至周威烈王23年,与《资治通鉴》衔接。
他还想为《资治通鉴》补成后纪,但未如愿就逝世了。
刘颁(1023-1089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24岁举进士,任20多年州县官后,进京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等职。
后因反对新法被降为地方官;
又于元祐时再起,任中书舍人。
刘颁广闻博见,习知史学,王安石曾在诗中说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颁在书局约5年时间,专职汉史长编。
除《资治通鉴》,他还参与了当时官修《魏书》、《北齐书》的校勘。
另著有《东汉刊误》、《〈后汉书〉精要》、《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汉官仪》等书。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范镇从孙,并由范镇抚养。
23岁举进士,任试校书郎、知龙水县,后又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职。
范祖禹在书局15年,分撰史料繁多的唐史长编。
又接替刘恕完成了五代史长编。
《资治通鉴》完成后,再与司马康重新校定全书。
在修编唐史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唐鉴》12卷,用意与《资治通鉴》相同,但风格不同,叙事简略,议论独多。
宋高宗读后曾说:
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
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①此外,还著有《帝学》8卷、《仁皇政典》6卷和《范太史集》55卷。
① 司马光:
《答刘蒙书》。
《资治通鉴》由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写丛目和长编,共约六七百卷。
其后,由司马光反复删削、考订、成书81卷。
所参据的史料,有人据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统计,除《史记》至《新五代史》19种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奏议、实录、笔记、文集、碑志等,至少300种以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也说过:
遍阅旧史、旁系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因此,《资治通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
《资治通鉴》在编纂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代表着宋代史学达到的科学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可以与《史记》相比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籍。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包容了1362年的吏事,是《史记》后所记年代最长的一部通史。
它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主,也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及其言论,与治乱兴衰相关的经济制度、礼乐兵刑、民族往来、社会风习、人口增减、典籍聚散、历法修删、水利兴修等等。
记述时,无论史事还是人物,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扬其优,也鞑其劣。
目的全在于为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和教训。
在形式上,《资治通鉴》以《左传》、《汉纪》形式编年,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
同时,又突破《左传》等编年体的简略性,吸收纪传体写法,详写一些事件和人物。
在文字上,简洁严谨,一贯到底。
这与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的考订锤炼、反复推敲分不开。
在风格上,《资治通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
司马光在修撰的同时,写成《通鉴考异》30卷,对所用史料的可信性进行了考证,对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进行对比选择,逐条加以说明。
考证当中还吸收了兴起不久的金石学成果,以实物与文献进行印证对照。
在重视客观展现史实的同时,司马光也对史事加以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影响读者观点。
他既直接移用历来史家原有的评论,也以臣光曰开头,写下自己的议论。
这些评论有褒有贬,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看法。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我国当代史学家柴德赓曾说:
司马光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资治通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经得起念的书①。
这评价也很实在、很中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明确地说,编这部书就是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安排,对史实的评论、分析,均从这里出发。
由此可见,他的治史宗旨是致用现实。
从他运用史学方式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中,又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历史观,这就是他的礼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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