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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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南海主权等问题上出现纠葛；

后有韩国“天安”号事件引发半岛局势紧张，乃至朝韩之间剑拔弩张；

又有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争端加剧，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纠纷不断等。

2011年初，一度由利比亚战事等外部事态有所转移的东亚紧张局势在下半年又生波澜，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事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如此频发的危机事态竟没有一次“擦枪走火”，由危机失控引发大规模冲突。

我们知道，历史和现实当中由危机引发大战的事例俯拾即是。

相反，东亚却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亚太还是第一次五十年不闻枪炮。

整个区域是和平的。

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与非洲、欧洲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在冷战后没有带来和平，反倒是新一轮的对抗和暴力形成了恰切的对比。

”①

　　东亚地区何以出现此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状况？

东亚危机又将如何演绎？

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旨在初步搭建分析东亚危机事态的宏观框架。

　　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历史脉络

　　地区秩序是一定区域内国家在相互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

而国际秩序则是指“用以支持国际社会或国家之间基本或首要目标得以实现的一套行为规则和模式”。

②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国际秩序能够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本要素是各国集体共享的共同利益、一致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解决相互矛盾的协作机制，③其实质是各国就相互关系所共同认可的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

这种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的根本作用和理想目标是在有序状态下各国相互间实现地位与实力的一致、责任与地位的适应、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从而保证各个参与国能够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享其利。

④

　　对照地区秩序的基本内涵，从冷战延续下来的、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并未充分适应和吸纳冷战结束后的各种新变化，也未达成东亚各国所共同接受的、井然有序的地区政治安排。

除美、日等作为既得利益者对轴辐体系表现出很强的维护性以外，东亚区域内各国——包括日本等现有秩序的维护国——都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建设“东亚共同体”⑤的愿景规划，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新旧嬗变的转换期。

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进程仍步履维艰。

在经济领域，目前东亚地区的“10＋1”、“10＋3”、东亚峰会、APEC等合作机制，大多都处于机制性对话和论坛层次。

其中进展最快、最具实质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只是中国与东盟就双方经贸议题达成的一致。

⑥此后，韩、日、澳、新等国争相围绕东盟建立自贸区，却难以直接汇集成区域统一的自贸区。

⑦这说明由于东亚各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即使在合作性较强的议题上仍心存芥蒂、矛盾重重。

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近年来不断强化，表现出旧有秩序的保守性和顽固性。

但旧有秩序的保守性越强，越是在一定程度上裂解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合作，嬗变出新秩序的进程亦越艰难。

比如中国所倡导的、涵盖地区所有大国的“六方会谈”，作为讨论半岛问题的协商平台，目前几陷停滞，在此基础上能否发展出多功能安全合作的前景更是黯淡。

综合来看，处在新旧嬗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远未就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性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而新秩序结构尚未成型，东亚地区秩序目前总体上处于“有气无力”的状态。

　　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状况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对比更加明显。

目前西欧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统领地区安全事务，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整合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北约和欧盟原始成员国为班底不断吸附外围国家的地区秩序形态。

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设立了成员国共同的“总统”和“外长”，标志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统一性进一步提高。

有学者评价“开始于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区域化运动最为成功的典范。

欧洲联盟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就是其标志。

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使区域成为统一的经济体，而且正在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和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

⑧正是有了相对成熟、稳健的地区秩序，欧盟成员国内部基本消除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在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向域外伸展力量。

⑨

　　相较欧洲而言，“有气无力”的东亚地区秩序虽勉强避免了大战的破坏，却无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机，致使东亚频繁、反复地遭受危机震荡。

说东亚地区秩序“有气”，是指东亚一体化进程具备聚合的内在动力。

“经验证据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评者认为的或者许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会内化。

”⑩在此背景下，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都不愿或不敢逆流而动，以战争扰乱乃至中断东亚聚合进程。

说东亚地区秩序“无力”，是指目前东亚地区秩序不足以理顺和协调域内各国在实力、地位、责任和权利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各国不得不在较高程度上依赖于“自助”原则解决相互矛盾。

无论是现有秩序的维护国，还是现有秩序的改造国；

无论是原有的强权国，还是新兴的后起国；

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地区小国都在积极谋求未来秩序下的自身优势和一定主导权。

在此过程中，不同情况、不同诉求国家之间的相互摩擦、碰撞乃至冲突在所难免。

“今天的亚洲大国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基本上仍无组织的地区环境中运行，在那里缺乏人们目前在欧洲、甚至在拉美都能看到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框架。

”（11）东亚地区秩序嬗变期中的“有气无力”，造成了当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基本状况。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东亚地区秩序的羸弱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期发现其中的影响要素。

（一）一厢情愿的天朝礼治秩序

　　“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

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

”（12）有学者也将这一秩序称之为“朝贡体制”、“册封体制”等。

（13）笔者认为“天朝礼治秩序”这一称谓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14）在天朝礼治秩序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外围国家则为中国的“藩属”。

外围国家在名义上接受中国“天下共主”地位，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国家。

这种结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各国在“精耕务农，各安其居”的同时，外围国家对中国“遣使朝贡”，中国则要“礼复万国”，双方通过“礼尚往来”，来保障彼此“相安无事”。

　　天朝礼治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固然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在东亚世界压倒性实力等多种因素有必然联系，但最直接因素乃是中国将自己政治观念向外部世界的推广和延展。

中国政治观念的主流源于儒家，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观念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高低尊卑不同的位置，都有等级之分，上级统率下级，下级从属上级。

这与后来西方“生而平等”的观念完全不同。

在此信念下，政治的最大功能和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按自己本份行事，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5）。

而等级结构内又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呢？

“礼义正名”至关重要，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讲：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16）再近一步，“礼义正名”只有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才能保障整套秩序的稳定。

“克己复礼谓之仁”，（17）最终每个人的“仁”成为支撑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石，所有问题都要在“仁”字下寻求回答。

这样，儒家思想便在理论上将所有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

儒家理论反过来指导政治实践，无论是在家、国、天下哪一层次，自然要以人的内心秩序、人伦秩序为同心圆向外推展出去。

诚如《大学》所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8）由此可以说，天朝礼治秩序是当时处于核心地位、拥有绝对力量的中国内政外推的必然结果，这一秩序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一致的。

　　天朝礼治秩序的稳定效果如何？

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国际关系史论者深入研讨。

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区第二大国的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始终存有挑战心理和行为，这一点有许多史料可做论证。

（19）这些情况说明，日本在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

“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

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

”（20）同时也说明，天朝礼治秩序无法撑起“华夏和平”。

其中原因“一是中国人显然没有坚强的信念和足够的力量这样做；

二是当时的西太平洋地区，除了朝鲜和和琉球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需要这样的‘秩序’来推动它的内部发展；

更重要的是本地区第二重要国家——日本——从根本上反对。

”（21）

（二）列强分赃的条约秩序

　　以1840年鸦片战争并在战后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英国率先以坚船利炮冲破东亚封闭的藩篱，天朝礼治秩序被逐步打破，开始了此后长达百年的条约秩序。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域内秩序被迫卷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域外秩序，本地区完全跌落为瓜分对象并成为列强秩序中的附属和议题。

在“由外主内”的条约秩序下，东亚区域内的日本再度展现自身独特性，成为影响域内秩序全局的独立因素。

依据日本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条约秩序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此时东亚区域外部世界由拿破仑战争后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已日薄西山，诸强在欧洲内部大体维持均势的同时，重点对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东亚自然成为英、法、美、俄，以及后来新加入的德国等列强争相侵占的膏腴。

在西方重压之下，东亚内部出现了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

对此，历史学家做了种种解释，（22）这里不做阐述。

总之，此间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引导下，迅速吸收西方文明完成近代化，短短几十年内逐步成长为世界强国。

与此截然相反，中国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先导，但基本是墨守成规。

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对此曾有评论：

“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

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23）

　　第二阶段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

这一阶段内欧洲强国之间“象征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

……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是特例”。

（24）美国借此机会开始走出孤立政策，在东亚以“门户开放”为口号攫取自身利益，同时客观上也维持了列强之间的均衡。

（25）在东亚地区，日本已正式跻身于世界强国并和欧美列强一道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此时日本尽管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但尚不敢彻底打破诸强的均衡。

与此相对照，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仍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第三阶段为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至1945年二战结束。

一战后美国虽未完全摆脱孤立政策，但已逐步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最为显著的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以“十四点”原则构建一战后新的世界秩序。

但“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

（26）结果如当时英国代表团的尼科尔森所说：

“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

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27）在此背景下，美国虽然企图以华盛顿体系将日本维持在均势之下，但日本野心远不止于此，最终走上了武力独霸东亚的道路。

中国是抗日的主战场，凭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欧美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要，中国废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并一度跻身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但这“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

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28）

　　在条约秩序下，东亚整体上丧失了自身掌控区域内秩序的主动权，地区秩序被纳入到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框架。

欧美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秩序的战和波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东亚地区的战和关系。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固然在于“欧洲人由于在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29）但从东亚地区内部看，此时两个最重要的区域成员——中国和日本——均无力担当支撑地区秩序的重任。

　　中国既富又弱且在自强道路上步履维艰，成为瓜分对象已是必然。

中国之“富”从1860年闯入圆明园的法国将军眼中可见一斑：

“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人以这样一种豪华印象，要让我在寥寥数行之中，描写那种特别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琳琅满目景象的光辉灿烂，是绝不可能的。

”（30）中国之“弱”更不必论，近代史留给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至于中国在自强道路上为何如此步履维艰，美国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有如下评论：

“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非不动的惰性。

两千年来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

”（31）

　　对于日本，黄枝连先生曾有透彻分析，不妨直接引用如下：

“日本始终有兴趣独当一面，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宏观体系，用以规范国际活动。

从倭寇的活动、丰臣秀吉的战争、朱印船贸易及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说明了这个千古不易之意图。

但它的一连串失败又反映出，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起‘大和和平’。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地理以及它缺少建立霸权所需要的自然和人口资源，还有在文化上，它没有表现出‘独创一格，自成一体’的能力与潜质。

历史上它虽对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有很广泛深刻的吸纳，却未见有新的开创和发展，而明治维新以来，亦未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窠臼。

”（32）

　　（三）冷战框架下的“自主”秩序

　　二战后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美苏冷战为主要形式的两极对峙秩序，即雅尔塔体系。

美苏冷战的重点和前沿在欧洲，东亚总体上作为相对落后地区，此时仍无力摆脱超级大国的约束和控制，冷战由欧洲自然延伸到东亚。

但“在亚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敌对地区与友好地区之间的界线远不像在欧洲那么清晰。

在亚洲，不存在与欧洲的‘铁幕’那样一个单一的‘竹幕’”。

（33）

　　在东亚，冷战框架之所以表现得不是如此泾渭分明，根源就在于东亚各国尽管各自加入了东西方阵营，受制于冷战大框架，但各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自主”意识。

二战彻底削弱了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东亚各国伴随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纷纷赢得独立。

尽管美苏两国企图填补欧洲列强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但刚刚赢得独立的东亚各国倍加珍视自身来之不易的自主地位，“强大的独立运动在热切寻求摆脱超级大国影响的手段”。

（34）从中国的几次重大战略调整到东南亚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等方面，（35）都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

因此，尽管存在着以朝鲜半岛“三八线”为标志的明确阵线，东亚地区秩序仍然附属于冷战框架，但在此框架下东亚内部也在酝酿和发展着一定“自主”秩序。

　　冷战框架下的东亚“自主”秩序，仍是由域外力量主导着域内力量，但东亚地区经过百年沦丧后赢得独立，普遍具有摆脱外部束缚的愿望和谋求，这种谋求可以看作是东亚自主秩序的起步。

这一时期的地区秩序下，东亚成员从西方到东方谱系上大体可划分为六类情况。

第一类是西方阵营的核心——美国，冷战期间彻底取代了欧洲强国在东亚的作用，通过军事、经济等各种方式深深地扎根于东亚。

第二类是美国裙带下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进欧美文明，战后快速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和私人团体正在或多或少自觉地探索新的政策，以求促进亚洲的政治稳定并加强日本在亚洲的作用”。

（36）第三类是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也是主要以吸收欧美文明来促进本国发展，但在对外政策上特别珍视联合自强道路。

第四类是中国，冷战期间其独特作用引人注目。

中国做出的几次战略调整，都直接影响和牵动了整个冷战格局，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区域内成员都无法发挥如此重大作用，说明中国自立之日起，不管本身意愿和条件如何，都注定要在本地区担当重要角色。

第五类是坚持走苏联道路的越南、朝鲜。

冷战后越南成功融入东南亚国家群，朝鲜则至今尚未走出冷战。

第六类即是苏联，全面继承了沙俄时期在东亚的利益诉求，并利用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有所发展。

　　以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总体过程。

沿着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历史脉络，大致可以梳理出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状况的七个要素：

（一）中国传统深厚，虽经历百年沦丧，但一经自立即在地区发挥关键作用。

现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外界惊喜和怀疑兼而有之，中国将如何定位自身在东亚的角色？

（二）日本“雄心”自古有之，迈向“正常国家”似在情理之中。

但日本将如何对待美日特殊关系，又将如何返回亚洲？

（三）朝鲜如何“活着”走出冷战？

（四）台湾如何跨越冷战遗留的沟壑正确对待两岸关系？

（五）东南亚国家自独立以来即坚持联合自强道路，目前在多方拉拢之下会如何自处和平衡？

（六）美国随欧洲列强涉足东亚，冷战期间在此扎根，至今仍在东亚保持强大存在，美国又将意欲何为？

（七）俄国自始在东亚占利不少，苏联时期又有所加强，对此俄罗斯注定不会轻言放弃，但此时的俄罗斯又能发挥多大影响？

那么，这七个要素又将如何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东亚地缘政治的未来将会类似于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还是类似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

”（37）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需对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要素特征做进一步分析。

　　东亚地区秩序理论和现实要素

　　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走向因具体的影响要素而表现出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脱离国际关系的普遍状况和总体规律。

因此探讨中国、美国等要素如何左右东亚地区秩序，有必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东亚地区秩序的一般原理

　　地区秩序的核心是一定地域内实力各异的国家之间就相互关系所达成的一致性政治安排。

从理论上看，地区秩序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一是国家实体，二是国家实体间关系。

因此，有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观，就将指导相关国家行为体构建什么样的地区秩序。

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认为，国家好比坚硬的台球，相互间主要是竞争和对抗；

（38）新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由军事、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组成，国家在这三个维度的棋局上相互作用；

（39）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则把国家划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五个部门，不同国家在每个部门内互动并形成一定的结构和过程。

（40）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将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发展为“锥体”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国家和国家关系的“锥体”模型

　　国家如一个“锥体”，在这一实体范围内，从锥顶到锥底依次包含核心价值、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地缘（领土）、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领域，国家在每个领域层面上对外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

但不同的领域层面，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有所不同。

位于圆锥顶部的领域，由于彼此自成一体、相互隔绝，这些层面上的国家关系竞争性、对抗性强，而合作性、共赢性弱；

位于圆锥底部的领域，由于彼此融合、交流紧密，在这些层面上的国家关系合作性、共赢性强，而竞争性、对抗性弱；

地缘（领土）是国家间物理分界线，在竞争与合作、对抗与共赢的性质上受其他领域因素左右，所以处在圆锥中部较为中性的位置。

　　对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现实主义偏重于圆锥的上半部分，认为权力竞争是国家间永恒的主题；

自由主义（也称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偏重于圆锥的下半部分，认为相互依赖才是国家关系的真谛；

建构主义则更加注重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强调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建构。

（41）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尽管在各自基本前提下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大厦，但都不可避免地仅仅反映出国际关系复杂现象的局部内容而非全部内容。

诚如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深刻指出的：

“乌托邦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幼稚，而现实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贫瘠。

”（42）

　　如图1所示，国家是多重领域的复合体，必然造成国家间关系内容与性质的多重性，地缘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对抗与共赢同时存在，片面地强调竞争、强调对抗或片面地强调合作、强调共赢，都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家关系的全貌。

如何把握如此复杂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

现实主义学者卡尔强调：

“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包含乌托邦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

”（43）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强调：

“要想全面理解世界政治，就必须认识到哪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的结合可用于分析世界政治的某种情势。

换言之，对实际情势进行细致分析是无可替代的。

”（44）西方学者，虽已被贴上了某一学派的标签，但在分析问题时尚持如此态度。

作为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同时，更应注重我们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45）唯此才能透过纷繁的国际现象，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复杂的实质。

这是分析东亚地区秩序现实要素的理论准备。

（二）东亚地区秩序的美国要素

　　“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美国与东亚便开始日益密切的交往，迄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作为一个地区国际体系的东亚发生了很大变化，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在很多因素推动下进行的，而美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46）当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亚的地位仍举足轻重。

“美国在亚洲的统治权无处不在。

亚洲地区的秩序基本上就是由美国打造出来的，而且美国至今仍对该地区进行着强大的控制：

这一切既体现在美国在这里拥有强大的驻军上，又体现在美国在这里所构筑的联盟网络上；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