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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出生在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政治偏见似乎也比马尔萨斯少。
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
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
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
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
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的下降了。
在十九世纪初期,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
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
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
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
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
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二十一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
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
需求和供给的机制。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
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旅行(或两种都做)。
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复杂的;
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余人口为基数进行大围的积累,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可拥有的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
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从来不会发生。
所以现在警告读者到2050年他们可能要支付租金给卡塔尔的酋长,还为时尚早。
我将适时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将会更加细致入微,虽然也只是让人相对安心一些。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到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
这是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孤注一掷。
马克思:
无限积累原则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源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
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
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
《萌芽》(Germinal)、《雾都孤儿》(OliverTwist)和《悲惨世界》(LesMisé
rables)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FriedrichEngels)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
从十九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十八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
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的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
两国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
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
然而,我们整合的数据没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
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
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
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
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
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
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
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
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就与世长辞了。
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
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
斯密(AdamSmith)“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
巴蒂斯特·
萨伊(Jean-BaptisteSay)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
总之,马克思将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
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
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
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
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二十一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十九世纪的影响。
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
如果人口和生产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
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
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
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某些欧洲富裕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
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
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growth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
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银行所拥有?
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
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十九世纪初的状况:
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
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
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
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
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
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19世纪的“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巴尔扎克1835年出版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
高老头原是一名面粉商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靠经营面粉和粮食赚了一笔大钱。
他是一位鳏夫,为了给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在19世纪初的巴黎上流社会找个婆家,他牺牲了一切。
他留给自己的钱只够支付在一家破旧包饭公寓的吃住费用。
在那里,他遇上了拉斯蒂涅。
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
他野心勃勃,但因贫穷受到羞辱,只好靠一位远房表姐的帮助,挤进了大资产阶级和巨额融资交汇的豪华沙龙。
很快,他爱上了被丈夫纽沁根男爵抛弃的但斐纳。
纽沁根是一位银行家,早就用光了妻子的嫁妆,搞些投机倒把的业务。
拉斯蒂涅发现社会已完全被金钱腐蚀,于是放弃了原来的幻想。
他十分震惊地得知高老头是如何被两个女儿抛弃的。
她们沉湎于所谓的功成名就,却为父亲感到羞耻,掏光父亲的财富后就很少与他见面。
这位老人在贫贱和孤寂中死去。
只有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
可是一离开拉雪兹公墓,塞纳河两岸就满眼都是眩目的财富,他决定去征服这些资本:
“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他向这座城市呼喊。
他的多愁善感和社会教育一去不返,从此,他也变得残酷无情。
最黑暗的时刻是小说的中间部分,拉斯蒂涅面对的社会和道德困境此时最为真切和清晰,而阴暗角色伏脱冷给他上了一课,指点他的前程。
伏脱冷与拉斯蒂涅、高老头一起,住在同一家破旧的包饭公寓。
他很像《基督山伯爵》里的埃德蒙·
唐泰斯和《悲惨世界》里的冉·
阿让,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骗子,隐瞒了自己曾是罪犯的不光彩历史。
这两个人物总体还算得上是个贤人,但沃脱冷非常不同,他极其阴险,愤世嫉俗。
他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
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如果学习法律或医学这两个职业能力胜过先人财富的行当,伏脱冷则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
特别是,伏脱冷向拉斯蒂涅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在每个行业每年有望挣到多少年薪。
结论非常清楚:
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
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她羞羞答答,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
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万法郎的遗产。
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资本的5%)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
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伏脱冷教导中最可怕的是,他对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敏锐描述竟包含如此精确的数字。
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
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
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
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
这种情况尽人皆知,巴尔扎克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明,更不需要收入等级的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
而且,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相似。
对简·
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
其实,“一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
美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开拓型”微型社会也是例外,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地方继承的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种情形没能维持太久。
在南部各州,奴隶和土地是主要的资本形式,而资本占主导地位,继承的财富与旧欧洲一样至关重要。
在《飘》中,郝思嘉的追求者们,与拉斯蒂涅一样,不能靠学业和天赋确保未来生活的舒适:
父亲(或岳父)种植园的大小是决定因素。
伏脱冷不去考虑道德、是非和社会正义,明着对年轻的拉斯蒂涅讲,他愿意像美国南方奴隶主一样过日子,享受着黑人带来的富足。
很明显,吸引着这位法国前科犯的美国,并不是吸引着托克维尔的那个美国。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
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democraticmodernity)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
今天,尽管各种不平等再度出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和民主进步遭到了动摇,但多数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尽管可用数据不太完整,但我将在下面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转变?
如果是,程度有多大?
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态。
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
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
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抽象地讲,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的社会,其劳动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资本收入不平等较低,或者正好相反,也可能两种成份高度不平等,也可能非常平等。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
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
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
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也要注意,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想办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财富只获得适当的收益,那么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
这一机制会成为不平等的强大乘数,当前这个世纪刚刚开始,情况尤其如此。
在简单情况下,财富等级的各个层次,平均收益率都是相同的,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两种不平等保持一致。
工资收入水平的严重差距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
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
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的50%拿到约35%。
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40%的人约30%。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后面会提到,其劳动收入分配比任何国家都不平等),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
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
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的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有些人会说依然太少,因为前一群组人数是后者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群组还少拿1/3。
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
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
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则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
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
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而且在多数国家,妇女在最底层50%人群中的实际比例很大,所以这种国家间的巨大差异部分反映了男女工资差别的不同。
北欧在这方面小于其他地方。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
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或者更好,挣24,000欧元而不是10,000欧元),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影响:
例如,这个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
如果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挣9,000欧元(最高的1%挣34,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
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
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资本收入差距进一步加重贫富分化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不正确地)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如果人们准确申报财富的话,甚至还多,约在50%~60%。
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
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
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
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有2%。
然而请注意,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财富都是自我申报,因而这一来源低估了最大财富数值。
而且重要的是,补充一下,我们在每一年龄群组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财富集中度。
最终,在这方面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财富不平等好像明显大于工资方面不平等国家(如21世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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