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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素质教育从哪儿入手?
孙维刚认为,德是关键。
在他看来,德育是智育的基础和归宿。
《资治通鉴》里说:
“是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德才兼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若无圣人君子而予之,宁予愚人,勿予小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
孙维刚深谙古人用人之道。
因此,在他的育人准则里有这样一条“定理”:
“一如既往,我们要坚持品德第一,学习第二……”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甚至进而为害社会,这样的智育再“成功”也毫无价值。
他反复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念:
一个智商高的人,如果不把他的才华用在正地儿,那他还不如干脆无才。
孙维刚开家长会有一个奇特的地方:
“重德轻智”。
三轮班家长李全还记得:
开家长会时,有时孙老师会把学生的成绩及排名列在黑板右侧,而随后又在显要位置打上另外一个“综合分”即“素质分”,有时两者反差较大,成绩不好的却有可能受到表扬。
当时家长们都大惑不解,后来才明白他用综合素质去评价学生是正确的。
他认为有远大抱负、正派、诚实能助人的学生最终能成材。
当初成绩不好的闫珺后来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1999年6月,已是近61岁高龄的孙维刚,又接下了他的第四轮,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轮实验班。
这时的他,从1990年发现膀胱癌开始,已前后接受过8次手术,此前不久,由于发现直肠癌变,又刚刚进行完“直肠改道”手术。
6月20日,是全班同学和家长永世铭刻的日子——孙老师召开了全体同学及其父母的联席建班会。
会上,针对社会上越来越浓的“见分不见人”的风气,孙老师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
“做学问,先做人。
不要只是想着三年后考高中,六年后考大学;
这些都先不要想,当务之急,是想想把孩子们培养成品德高尚的好人。
基于此,孙老师提出了如下的建班原则——
一、诚实、正派、正直。
二、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为人民多做贡献。
三、做有丰富感情的人,要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
……
家长孙言告诉记者,首次家长会,他本来是抱着听一听的态度来的,因为这时同意录取孩子的,还有另一所市重点中学。
而孙老师的一席话,使他立即拍板:
把孩子交给孙老师我放心。
从1999年6月20日到9月1日,类似的家长会孙维刚共召开了10次,每次平均3个半小时。
许多人认为,本来学生学习负担就很重,再花时间、精力抓德育得不偿失。
但孙维刚不这么看,他认为知识长进,使人易于了解社会和确定人生的正确方向,这时学习道路上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
而同时,思想道德正派的人,一旦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就会有利于人民和社会。
有人形容:
高考分数下来,差1分,能差出一大操场人。
可是1997年5月,孙维刚三轮班成绩排在前15名的学生,却做出一项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把4个市级三好生的名额(高考时每人可以加10分)主动让给后面的伙伴。
记者曾纳闷,这种“壮举”即使孩子们“感情用事”地做出了,家长们也应该“理智”地劝阻吧?
而一位家长的回答使记者茅塞顿开:
“这正是孙老师的高明之处——他早已通过一次次家长会,把‘为人民成材,这材当然愈多愈好,越大越好’的观念植根到每个家长的心田。
难怪孙维刚的实验班中总会出现“咄咄怪事”:
中考还有半个月,李冰的父亲不仅不让患风疹的孩子回校取书包(他是上着一半课去医院的,全部复习资料都在里面),自己也怕有病毒而放弃去教室,还反过来通知师生快喝板蓝根。
当闫珺准备再次参加国奥赛,再拿一块金牌时,他想到了积劳成疾的孙老师,结果他拿出100多个小时为班上同学做辅导,自己却在奥赛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
他的家长和他却认为这样很值。
……
在孙老师的班上,唱歌要唱革命歌曲,看书要看积极的书籍,学校着装要朴素,递送别人东西要用双手,教室里必须一尘不染,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家务事,下课后必须坚持跑步训练……早已被社会上淡化的“养成教育”,在孙维刚这里还是“香饽饽”。
他曾说:
作为一个中学老师面对流俗,我也许是苍白无力的,我无法左右社会上的大气候,但可以“构建”我工作范围的“小气候”。
孙维刚抓德育,常讲“浇菜要浇根,教人要教心”,而他教心的方法便是以身作则。
许多报道都提到过三轮班前15名学生高考前主动放弃参评市级三好生的事情,但是却略过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
这其中就有他自己的独子孙兴。
入学六年来,孙兴虽然是孙维刚的儿子,但除了在班上听课,爸爸没单独给他讲过一次课、补过一道题。
父子俩有时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因为一到晚上,四面八方带孩子求父亲指点的人一拨又一拨;
有时,父亲又会出去到成绩差的同学家补课。
但在此时,父亲却要求他带头把机会让给别人。
在高考的三天里,孙兴由于压力过大,几乎整夜都睡不着,他自我感觉考得很糟,因此既不查分,也不打声讯台电话,只等听天由命了。
(后来还是同学想尽种种办法查到他够上北大的消息的)
三轮班的同学还记得:
有一次轮到他们班擦楼道里的水池子,由于太脏,同学们一直迟迟不肯动手。
后来孙老师知道了,利用一个周末召集同学到校,先进行爱劳动、爱集体的教育,然后他带头以癌患之躯跪在地上,亲自动手和同学一道把油腻腻的水池擦得一尘不染。
孙维刚强调“神圣的课堂永远安静”。
他自己除了讲课外,也从不打破寂静,有事也是做个手势,请同学到室外去谈。
他要求同学诚实,自己则一旦发现错误便主动向学生做检查。
他禁止同学迟到,自己也因为由于路上助人迟到而在风中罚站。
他告诫同学朴素,自己也经常穿着多少年前的两套旧衣服。
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和不厌其烦的劳动中,孙维刚有意识地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操,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
他就像一个火炬手,在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传递给他们如下的东西:
理想、意志和做人的原则。
■孙维刚从不回避升学率,更不回避能有多少人上清华、北大
■毋庸讳言,智育毕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功的素质教育必然包含其智力内容的良好“终端显示”
学过物理的人,都还记得这样一道题:
要想把铅球推得最远,最佳出手角度是多少?
答案是45度啊?
孙维刚在课上问学生这道题,答案也皆如是。
但是他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是错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错题,却引发了孙维刚的无尽思考:
为什么这么多成百上千的学生,而且多是学习上的优秀学生,竟不曾有一个人发现?
结论是:
条条框框割裂方式的教学肢解知识的结果,把孩子活生生的思考也肢解了。
因此,抓智育,不能仅限于知识,要通过知识的教与学,不断发展孩子的智力素质,造就一个强大的头脑。
听孙维刚的课,他可以从小学算术给学生讲到初中代数、高中代数,一直跑到高等数学的边上。
而学生却不累。
讲解三角形内角平分线性质定理,许多老师只选一种方法证明它是正确的即可。
但在孙维刚的课上,却“逼迫”孩子们想出24种证法。
可以这样说,在孙维刚的课上,几乎每道例题,每个定理、每个公式,都是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去完成的。
孙维刚训练学生,一要“敢”提问题;
二要“会”提问题;
三是在发现问题后,找出此知识与彼知识间的相互联系。
有时为此,他不惜“设套”去“诱导”学生。
三轮班的刘婷就曾记得这样一节课:
孙老师顺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
(a+b)3=a3+3a2b-3ab2+b3。
他一边回身一边问学生能不能记住这个公式。
刘婷不加思索便说“能”。
孙老师摇摇头说,“你应该说这个公式写错了。
因为公式左端a和b是平等的,而在展开式中a和b不平等了,那么它一定是错误的,这就是对称思想。
从“误”写一个小小的数学公式入手,启发孩子不盲从,并由此引出了美学中的对称思想;
这就是孙维刚,一个在数学课上融进了物理、历史、军事、哲学、交响乐、唐诗、天文知识的老师。
听这样的课,学生们哪里会烦?
哪里还有心思说笑、打闹、做小动作?
在学生思维如滚滚洪流被泄闸之后,孙维刚倒退到了幕后,学生真正成了课堂上的主角。
看看孩子们被造就后的大脑有多大潜力吧!
别人要花一个月,他们仅用三个半天便讲完了高中数学的118个公式;
初中三年便提前学完了高中的全部数学课程,而且还增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和部分大学的数学课程。
初二上到一半,便可以优异的成绩答完前一年的高考数学试卷。
孙维刚从不回避升学率,更不回避能有多少人上清华、北大。
他常常说,在现代社会里,大学是一定要上的,而且要上一流的大学。
当学生的智力素质提高了的时候,在考试中取得的好成绩,也将是必然的副产品。
相反,把学习和中考、高考成绩拴在一起,又不肯走深刻理解、扎实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道路(因为走“这条路”对于教师确实艰难),便只能采取“题海”战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
而孙维刚学生的成绩,总是和“付出”之间有一道“不等式”——课前不用预习,课上没有笔记,课后没有作业。
孙维刚到底靠什么呢?
有人说:
“不高明的老师累学生,高明的老师累自己。
孙维刚正是如此。
他说:
“我给学生出一道题,自己要先做10道题,从中选出最精彩、最典型、最能启发学生思维的。
让学生会感到数学的乐趣,领略到数学的美。
在孙维刚的书橱里,记者找到了一摞大硬皮本。
数数共有二十二个(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上面画着三角、圆锥等各种几何图形,旁边则是密密麻麻的解题笔记。
22中的何启真老师曾回忆道:
在我和孙老师合作的过程中,我由于家离学校很近,晚上经常到学校里取东西和继续工作,不论我什么时候到学校来,都能看到数学教研室里亮着灯。
我曾悄悄地上楼去看,只见孙老师在灯下聚精会神的备课,桌上堆满了书。
传达室的师傅对我说:
每天晚上孙老师都要工作到10点多才离开。
在当今社会上流行着“一上,十二不上”(即晚12点睡觉的学生考不上大学,夜里1点睡的才能考上)的说法时,在许多临考学生点灯熬油在题海中挣扎时,在我们生出许多慨叹:
做孙老师的学生是多么幸运的时候,有多少人可曾想到,是孙老师自己先跳进题海、吃透题海、驾驭了题海,才把学生解放出来,让他们学会游泳了呢?
当他的学生保证每晚9小时睡眠的时候,有谁想到过是孙老师替代了他们在“灯下漫笔”呢?
是他为学生开创了解题的“三级跳”——一题多解(达到熟悉)、多解归一(寻求共性)、多题归一(寻求规律);
又是他为学生归纳了4个大规律,15个中规律,30多个小规律,使他们从初一到高三,从代数到几何,再没有不会做的题目了。
而这些,正是由于有了孙老师站在系统的高度、哲学的高度,对所有知识的运筹帷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维刚深知:
教育是树人的东西,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更不能搞“一招鲜”和“批量生产”。
有的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做教师、做学问。
“让不聪明的孩子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孩子变得更聪明”,当孙维刚这一实验目标终于实现时,你会发现,其学生的优异应试成绩,与应试教育的考试成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后者是把分数当成原始的动机,而前者则是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
因为毋庸讳言,智育毕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功的素质教育必然包含其智力内容的良好“终端显示”。
■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这就是孙维刚一生倾其全力去做的
■一位学生家长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学不来孙老师的才气,但至少应该学些他的正气
2002年1月20日,在被病魔缠绕、又与病魔搏斗了近12年后,孙维刚终于走了。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他表示哀悼:
远在美国的桑丽芸,从网上发来一份电子邮件,请母亲代她祭在恩师灵前:
“我的美国老板对我说,真不相信你是来自应试教育的中国。
而我对他说,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的孙老师。
杨小乐和四轮班的小同学,每人带给老师一封信;
他的信则是向老师汇报了从老师上完最后一课,到老师离去后自己的各种情况。
他认为这是孙老师最想知道的。
常言道:
知子莫如父。
在孙老师这里还应加上一条:
知师莫如徒。
孙维刚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老师心中真正惦记的,只有他们……
孙维刚的妻子王海亭还记得,弥留之际的孙维刚,嘴里反复念叨的,除了“收卷子”、“拿圆规”之类的话外,就是常常喊着班中一个最淘气的男孩的名字。
而提到儿子孙兴的名字,却只有去世前三天那唯一一次。
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这就是孙维刚一生倾其全力去做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
“一旦来到孩子们中间,我的心、我的情、我的魂,似乎都被他们摄去。
一位学生家长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学不来孙老师的才气,但至少应该学些他的正气。
一个人当他爱学生超过生命时,你就会理解:
他何以丢下10岁的儿子在家,去陪着学生去四川集训,从成都到北京的两天一夜,他把自己的软卧腾出,自己去坐孩子们的硬座。
他何以穿着陈旧的衣服,却前后花了一万多元去接济学业上、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他何以在扫房时,怕尘土吸入学生肺中影响健康,而把他们轰走,自己用半小时把顶棚、四壁扫净。
他何以以49岁的身躯,背起扭伤了脚的学生去医院看病。
他何以多次拒绝去大学任教以及开办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去赚钱。
他何以……
数不清的何以!
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做孙维刚的学生有多么幸福:
在22中,你可以不加任何指点便径直找到他的实验班——只有他的班教室后面有一排书柜,家长们不必担心沉重的书包会影响孩子的脊柱。
这个媒体有多少次呼吁、校方就有多少次诉苦的难题,到了孙维刚这里就迎刃而解了。
一个留给人的印象,总是骑着旧自行车来回奔波的人,却担心为大合唱伴奏的手风琴太重,打着车挨着个儿的去接学生。
许多记者向学生打听孙维刚最后一课的情形,但是问到的许多人都记得不太清晰:
因为那时虽然他的骨癌已使他无法再从每层12级的旋转楼梯爬上四楼;
虽然在家他要常以头抵墙来减少疼痛;
虽然他连钻进前来接他的车时都很困难;
但是站到讲台前,他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没有一丝异样。
大年初四,三轮班的学生来到孙维刚家陪王海亭过年。
书房里,挂着学生陈帆题写的一幅墨迹——师魂。
包着饺子,王海亭听到这些业已成人的“孩子们”在议论:
记得吗?
当初老师还留给我们一道题呢:
为什么大型烟囱的形状总是双曲线的?
在这个孙维刚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里,没人流泪。
因为他留给人们的,是永恒的微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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