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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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
及其原因
史好
(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历史学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抗战。
这种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日本吞并中国的策略、英美等国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和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国家观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态度,使国民党对日终止妥协、走向抗日。
关键词:
华北事变国民党日本政策转变原因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对中国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制造了一连串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华北事变。
对于华北事变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国内外史学界作了很多研究,披露了很多史实,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斗争的结果,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内外多种压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华北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政权对华北事变的政治态度,史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些认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仍奉行“只安内不攘外”的反动政策,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发生转变;另一些人则提出,华北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试图指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不断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共和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无度的扩张行经,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忧虑和反抗,并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政策在华北事变后已经改变,而代之以“安内攘外”、“剿共抗日”的双重国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态度消极,但随着日本侵略加深,国民党对日政策也不断变化。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态度趋于强硬,逐渐走上反抗日本的道路。
由此,国内政治形势明显向抗日转变,利于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在此民族危机关头,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国民党的妥协,日本在吞并东北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
1935年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大量增兵华北,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
国民党在日本的进逼下一再妥协,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是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把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赶出华北。
接着日本又收买汉奸策划把华北五省二市(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分离出去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制造“满洲第二”。
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的管辖。
1935年9月24日,日本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间力量,逐步使华北明朗化”【1】。
在此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不断侵略扩大,引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造成中国国内政治,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给蒋介石极大的振动,使他看清日本帝国主义贪婪本性和侵占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认识到对日本的退让已经没有出路。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和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1935年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发表文章,表示:
“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退让,毕竟有一定的限度”【2】。
接着蒋介石要驻日大使蒋作宾告诉日本政府:
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因此,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就不得不转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由“不抵抗主义”转向了有条件的和平和有限度的抗争。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3】”,但所提出的“绝望时期”、“最后关头”,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多少有了些进步,并且在这一报告中,蒋介石继续强调“中日和善”、“两国福利”、“最大忍耐”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不侵犯主权为限”的所谓“最低限度论”的和平条件:
“以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平等互惠为原则。
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4】。
这是蒋介石国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作为中日和平最低条件的外交原则。
后来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说:
“中央对于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5】。
五届二中全会的对外政策表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不屈服、不妥协的态度已日趋明朗化。
但是在对内政策上,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也谋求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一方面调整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在坚持军事“围剿”的前提下,开始试探“政治解决”的途径。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步紧逼,促进了国民党营垒内部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1936年12月12日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受到抗日运动的高涨的影响,扣押了蒋介石,从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造成了较为复杂的政治局面。
为此,中共以民族大局出发,经过反复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这样,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由严重对立走向合作抗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之后,采取武力的办法,为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伪“华北国”而策划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妄想局部解决。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周恩来等为中共代表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仍然犹豫不决。
但为时不久,“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特别是由于日军进攻上海,严重威胁英、美在华利益和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使国民党不得不认真考虑国共合作的问题。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
至此,国共两党由于三十年代的严重对立走向了合作抗日。
从“华北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被迫抵抗,这一过程也充分说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他的对日政策是一种两面政策。
它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本性和无止境的侵略欲望,最终必将危及它的统治,甚至“同归于尽”;另一方面他和人民大众有矛盾,他的政权是在反共反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他仇视人民革命力量,他把人民革命力量视作“心腹之患”,他更惧怕革命力量在抗日浪潮中发展壮大起来,从而威胁到他的独裁统治。
前者决定了它有对日抵抗的一面,后者决定了它对日妥协的一面。
因此,当它感觉人民革命力量威胁它的统治时,它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当它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已危及它的统治,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它的统治就会被全民愤恨的浪潮所淹没,它又被迫采取抵抗政策。
但是,它的本质决定它的抵抗是动摇的。
这就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被迫抵抗的内在因素,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始终动摇不定的根本原因。
这是我党由“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的依据。
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
但是,国民党这种内外政策的转变是被迫的,它决定一切内外政策(包括对日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如何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总之,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国民党逐渐放弃妥协政策,趋于强硬。
虽然,此中仍有妥协成份和不坚定的表现,总呈现出不稳定性和动摇性,但主流是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心的,是向抗日方向发展的,逐渐走上抗日之路。
二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呈现出一幅诈战诈和的态度,它一方面坚持抗日,一方面坚持对日搞“和平”运动,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它的独裁统治地位。
对外,它必须抗拒日本侵略所致的亡国之灾;对内,它企图消灭对抗政党---共产党的夺权之患,还要排除其内部异己分子的萧墙之祸。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动荡变化,他的对日政策也因此而呈现出动摇性和阶段性。
因此,纵观这段历史,促成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因素很多,这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和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东北的沦陷,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关键是其自身利益尚未完全受到威胁。
虽然张学良易帜服从国民党中央,但是东北尚且还不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而当时蒋介石正全力以赴的在剿共,阶级利益之争占上风,故失去东北,尚可容忍。
当日本侵入华北,策动第一次华北事变,被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接着又策动华北自治,想成立第二个“满洲国”时,已经从根本上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迫使国民党重新考虑对日政策。
日本策动的华北事变,还严重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利益,这更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
《塘沽协定》签订后,翼东成为非武装区。
趁此,日本猖狂进行走私活动,走私的物品有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而以白银为最。
1934年下半年,世界白银价格大涨,日本便从中国大量偷运出境。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日本从东北走私偷运出口的白银达3000万两【6】。
在华北,走私商品充斥市场,不仅沉重打击了民族工业,而且使国民党在华北的海关权和缉私功能也基本丧失,更使关税收入锐减。
据统计,从1935年8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共损失2250万元,1936年4月即损失800万元,如果每月以800万元计,则全年损失达一亿元,几乎占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7】。
关税收入是南京政府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日本的武器走私和经济侵略,造成了南京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极大的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
华北事变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日本的对华侵略已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其以往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
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决定的作用。
但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尽管如此,这种转变毕竟是顺应民心,合乎潮流的,应给予应有的肯定。
第二,英美苏等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影响到国民党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英美等国迁就和偏袒日本的侵略,但日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排斥英美在华势力,企图独霸中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大肆走私,英美在华利益受到很大的打击。
与日本矛盾激化。
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导致英美等国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
据统计,由于日本大规模的武装走私,英美货物包括石油,汽油,毛织物,瓷器及卷烟纸等运往中国的数额大大减少。
如1936年4月份就减少了2∕5。
就总的投资而言,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44.2亿美元,其中日本占20亿美元,美国占3.4亿美元,英国占12.7亿美元.193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表示,对华北事变后华北局势的发展,“已与美国政府有所接洽,在东京亦有所表示”【8】。
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贺尔就中国华北局势发表演说:
“中国任何部分之非常之发展,应当而且必须地,不仅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关心,而且为所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所关心”【9】。
与此同时,英美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以与日本扩张相抗衡。
美国同南京政府签订了多项经济技术协定,并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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