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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分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共五系;
法商学院分为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商业学系,共三系;
师范学院分教育学系、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算学系,共六系。
就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而言,其所开课程主要有文字学概要、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概要性课程,有历代文选(唐、宋)、历代诗选(唐)、词选、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说文)、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诗经)、中国文学专书选读(左传)、中国文学专书选读(庄子)、中国语言文学专书选读(古籀甫)等选读性课程,有古文字学研究、古音研究、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中国文法研究、中国音韵史专题研究、汉越语研究、铜器铭文研究、六国文学研究等专题研究性课程。
另外,还开有各体文习作、校勘实习、中国小说、杂剧与传奇、中国文学批评、古代神话、陶谢诗等课程。
中国文学系既有宏观性的课程,又有分期分体裁设置的课程,既有专业基础性课程,又有专题研究性课程,既有文学阅读训练课程,又有各体文写作训练课程。
中国文学系的开课,充分注意了各方面专业能力的培养。
再就文学院历史学系而言,其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通史课程,有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世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等分期史课程,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近代中日外交史、中西交通史、近代欧洲外交史、欧洲经济史、欧洲海外发展史、战争史、两汉社会、中国地学史等专题史课程。
此外,开设的课程还有与历史学专业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如铜器铭文研究、中国史学史、史学名著、金石学等。
因此,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以通史课程、分期史课程和专题史课程三大模块为主,以培养史学专业能力的基础课程为辅,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历史学课程体系。
再论理学院,如其物理学系,一方面设置专业总论性的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等课程,另一方面又设置物理学分支课程,如力学、电学、热学、光学;
同时,课程设置理论与实用并举,设置了实用性物理课程,如无线电原理、电动力学、统计力学,而理论方面,有微子论、量子与原子光谱、物性论、辐射体与原子核之构造等课程。
另还设置了高等物理实验课程,专业知识学习与动手实验操作同步,有利于巩固所学物理学专业知识,又有益于学习实验操作发现新知识。
更重要的,从物理学系所设置的专业课程来看,西南联大已形成较完整的现代物理学课程体系,有利于中国大学物理学的发展。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课程设置,有结构学、工程材料学、水力学、高等结构学、水文学、高等材料力学、工程地质、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等水力学、地基及房屋、铁路曲线及土工等土木工程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也有土木工程学专业基础性实践操作课程,如工程制图、测量、结构设计、高等结构设计、钢筋混凝土设计、工程估计及契约、航空测量;
有道路工程、给水及下水工程、灌溉工程、铁路工程、高等卫生工程、水力发电工程、河港工程、市政及卫生工程、悬桥等涉及具体工程理论的课程,也有关于具体工程设计的课程,如铁路设计、水工设计、卫生工程设计、道路设计等等。
除此之外,土木工程学专业还开设了水力实验、道路材料实验、卫生工程实验等工程实验课程。
最为突出的,土木工程学专业开设了一些与军事工程密切相关的课程,如军事卫生工程、军事运输、军用结构、野战堡垒、要塞工程等,战时军用特色十分突出。
再如法商学院法律学系,其课程设置既有总论性的课程,如法理学,又有涉及具体法规方面的课程,如民法总则、刑法总则、宪法、国际公法、法院组织法、民法概要、民法债编、商法、刑法分则、行政法、国际私法、破产法、劳工法、强制执行法、土地法等;
既有与法律学专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罗马法,又有关法律实际运用的课程,如诉讼实习课程。
总而言之,西南联大法律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基本建立起现代法学课程体系。
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与其它四个学院比较,除教育学系为其它四个学院没有外,其它五个系为其它四个学院所属学系所相仿,如公民训育系与政治学系相仿,史地系与历史学系地理学系相仿,英语系与外国语文学系相仿、国文系与中国文学系相仿。
因此,所设制的课程也大同小异,只是所开设的课程略少于其它四个学院相仿各学系。
教育学系除开设了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教育统计学、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比较教育、教育名著选读、教育专家研究、职业教育、教育财政学、音乐教育等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外,还开设了哲学心理学系所开设的大部分心理学课程,如普通心理、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
同时,教育学专业还设置普通教学法、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教学实习等与教学密切相关之课程。
(二)必修或选修课程的规定
西南联大所设置的课程,由共同必修课、专业课两部分组成。
共同必修课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各院系的专业课则由系主任制定,再交校务会议审查通过。
对于各院系各专业设置的课程,按是属于专业基础能力培养还是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来区分,又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必修课程,此类课程学生无条件地必须修习;
另一类为选修课程,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
对此专业选修课,只要修满学分,对于学生如何选课,联大并不干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身专业发展等自主选课。
对于必修或选修课程,在各学年制定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在必修或选修栏中给予区分,以便于学生选课,如“用罗马数码字填写者,系表示某年级必修学程,如Ⅰ、Ⅱ、Ⅲ、Ⅳ等码,各表示第一年级、第二年级、第三年级及第四年级必修学程。
用阿拉伯数码字填写者,系表示某年级选修学程,如1、2、3、4等码,各表示第一年级、第二年级、第三年级及第四年级选修学程”。
对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用“数码”在学程表中做了明确标注,学生可在西南联大各专业提供的选修课程资源中自由选课。
如在1944年至1945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对历史系专业,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世史、中国史学史、西洋近世史、史学方法等课程为专业必修课;
而魏晋南北朝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中国经济史(宋、元、明)、中国史部目录学、史籍名著(左传)、西洋上古史、西洋近古史、英国史、美国史、俄国近世史、欧洲外交史、印度史、中西交通史、隋唐史等课程为专业选修课。
此学年化学工程学专业,规定化学工程、理论化学、工业化学、高等工业分析、化学设计、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工程实验等课程为专业必修课,而化工热力学、化学德文、水泥及陶瓷、燃料及燃烧、电化学、造纸与人造丝、蒸馏与吸收、冶金学等课程为专业选修课。
学生自主选题与学校规定必修课程、提供选修课程资源相结合,既体现课程设置的原则性,把握专业培养的基本方向,又体现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并尊重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爱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应有利于西南联大学生成才,为联大学生的专业培养创设良好的课程学习条件。
(三)党义课的开设
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对教育部门控制力度的逐渐加强,西南联大相应面临政府各个方面的压力,如在设置课程方面,教育部就对西南联大做出过具体规定。
其中党义课的开设,最具代表性。
教育部于1939年8月12日、10月12日,1940年5月4日分别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25038号、高壹3字第18892号、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对“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要求西南联大所设置各课程“须呈部核示”。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呈函联大常委会,对教育部的要求提出异议,认为“准此以往”,那么“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而已。
即便有此异议,但是,自此以后,大学科目表则已由各大学制定后,再由教育部审核通过,以教育部名义颁发。
这意味着教育部控制了各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后再修订学程表,设置新课程时,必得教育部同意。
与此同时,教育部明确规定,在共同必修课程设置方面,各大学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程,后又要求各大学开设党义课程。
1944年3月,西南联大又秉承教育部的意旨,成立党义教学委员会,委员有陈雪屏、周炳琳、姚从吾、贺麟、崔书琴。
对于党义课的教学,首先是开设专题讲演,讲演的专题有三民主义与大学教育、党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理想与现实、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物质建设、中国之命运研读(上、中、下),由党义教学委员会各委员以及孙毓棠、伍启元、冯友兰、刘仙洲、雷海宗、鲍觉民等人担任专题讲演;
其次规定必读书籍:
《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国之命运》,并提供参考书籍二十余种。
同时,也对党义课程的考核做出规定,确定考核成绩比例,其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考试范围规定为必读书籍和专题讲演;
读书报告占总成绩的30%,每学期缴读书报告一份,字数不得少于五千字;
讨论占总成绩20%,由党义教学委员会五人指定时间,在区党部分批约集学生作小组讨论。
从专题讲演来看,主要讲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的学说和以中国之命运为核心的蒋介石的理论,意即国民党的“党义”。
因此,党义课程的设立,也就是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教育方面贯注于大学学生的头脑,试图成为大学学生的主流信仰。
然而,教育部的这种努力,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西南联大的认可,1945年6月,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修订大学各院共同必修科目时做出决议,其中一点是“三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入必修”,即为选修,学生则可选也可不选,说明该课程在西南联大课程设置中的地位下降,自然反映出联大教师轻视三民主义之类的党义课程的教学。
西南联大敢于修订三民主义课程为选修,也就说明联大并不十分认可党义教育。
二、课程设置的特点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分学年度制定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规定各期应开课程。
上述对联大课程设置的历史陈述可知,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确实具有以下特点。
(一)现代性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从《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开始,识字阶段过后,读四书五经,以及四书五经的相关注释。
更深入的则读《朱子语类》等宋明理学著作,再逐步扩展至经史子集的其它书。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教育没有现代意义的课程设置。
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课程设置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最初,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增加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民国建立之后,虽有一段时间的在学校恢复读四书五经的复古行为,但最终还是废止了读经,经过民国三十多年的努力,以政府名义逐步建立起现代课程体系,以与现代教育体制相吻合。
就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各学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可知,其已具有了比较完备的现代课程体系。
譬如历史学系设置的课程,细分起来,大致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体现于世界史中)以及史学相关理论五大类,通史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断代史有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世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欧洲十九世纪史等,专题史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现代中日外交史、科学史、西洋经济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战争史、中国地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等等,国别史有现代日本、日本通史、英国史、俄国近代史、印度通史、美国史等,史学相关理论有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年代学、金石学、中国史部目录学等。
这种课程设置与以二十四史为基础与主体展开的传统史学教育截然不同,却又符合现代教育课程设置的要求,与西方教育的课程设置相仿。
总之,西南联大课程设置已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通史总其纲,断代详其史,专题归其类,国别识其地,理论立其基,上述对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的陈述,充分展示出其所具有的现代特性。
(二)战时性
烽火连八年,抗战需全民。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抗战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人抗战,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抗战,中国抗战之地无处不渗透中国人的抗战精神。
大至全民献金、青年从军,小至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都能体现出中国人抗战的决心与意志。
从西南联大各学年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可见,历史学系开设战争史一课程,就是想从历代战争中寻找战争致胜的有益启示和战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开设日本史,即欲了解日本,以能“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理学院化学系、物理学系开设的国防化学,高等国防化学、实用无线电,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系所开设的军事卫生工程、军事运输、野战堡垒、要塞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兵器制造等课程,则为抗战军事技术与后勤保障技术提供理论支持。
政治学系开设主权论课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大片领土已被日本侵占之背景下,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提供理论支持。
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训练等课程的开设,则为抗战中之中国未来一代培养国防意识,增强国防观念。
综上所述,西南联大各院系所开设的课程,处处洋溢抗战之时的战时特性。
(三)相对独立性
“教育独立”思潮,萌发于五四运动之前,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
其主要思想可细分为:
1、教育经费独立;
2、教育行政独立;
3、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
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1922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新教育》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基本阐明了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独立于政党和教会的主张,要求将“教育事业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资格”。
北京大学秉承蔡先生的教育独立思想,一直努力教育独立的办学方向。
抗战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道南渡西迁,三校在昆联合组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教育独立的精神并未改变,在课程设置上即便如此。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对各级教育教学部门加强控制的倾向。
1938年,教育部召开全国大学课程会议,确立并颁发文、理、工、法商、师范等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分系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将党义、军事训练等规定为必修科目。
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教育部连发三道训令,对西南联大所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都做出详细规定,要求设置课程必须“呈部核示”。
为此,西南联大召开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教育部如此做法,致使“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西南联大教学教育工作由此缺乏自主性;
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
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正因为如此,大学才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具体而言,“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认为教育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那是“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之弊,对于大学“如何研究教学”,教育部应给“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如果“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那么势必影响大学的正常教学。
更为严重的是,“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
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师严而后道尊,但道未尊,师又如何严?
总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虽然教育部的命令引起西南联大的反感,提出给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独立之空间,但课程设置必呈教育部“核示”,已势在必行,西南联大抗不过政府命令。
西南联大只能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拒绝教育部的某些要求。
如前所述,其后教育部又明确规定,对于共同必修课程,各大学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程,后又要求各大学开设党义课程,西南联大自然必须开设。
但是,1945年6月,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修订大学各院共同必修科目,“三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入必修”,由教育部颁布实施的课程学程表,规定三民主义之类的党义课程为必修课程,西南联大却敢于修订为选修,也就说明西南联大师生并不认可党义教育,对政府行政命令开设的灌输意识形态的课程持反对态度。
深入理解,西南联大教务会议把三民主义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即是采取委婉的方式,拒绝教育部的命令,以保持其教育教学的独立性。
正如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所言,“对于大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恰当表达联大学人追求教育独立的心声。
(四)选课自主性
众所周知,国立西南联大以“通识教育”为宗旨,认为“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人才培养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正如梅贻琦所言: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
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
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
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
以“通识教育”为宗旨,在课程设置方面就要求能为学生提供多种课程资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联大学生通过大学四年的教育,获得广博的知识。
因此,选修课的设立,正好能为联大学生提供多种学习课程,十分切合西南联大的教育宗旨。
西南联大一方面规定专业必修课,进行专业基础知识的传授与专业基本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西南联大为学生提供专业选修课,由学生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个人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程,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正如西南联大学生李埏的回忆所言:
“至于86个学分的选修课,那就没有院系的限制了。
你可以选本系的课,也可以选别系的,还可以跨学院选课。
例如:
潘家洵先生开的英语语音学是外国语文学系的必修课,陈梦家先生开的文字学概论是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而我并非该两系的学生,也都选习过。
只要上课时间对你没有什么不便,得到任课教师在你的选课单上签字同意,你就可以正式选修它。
假如你听课后,觉得对你不合适,在两周之内还可以退选,改选别的课程。
得显然,这种选课制给学生们对于学什么的问题,以很大的自主权。
”总而言之,选修课程的设立,其实质注意了学生的个性培养,充分展示了学生选课的自主性,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李埏对此选课制度的意义,总结性地认为,“若用一套课程把不同爱好、不同长处的学生捆在一起学习,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爱之实足以害之,使许多学生的爱好、长处,甚至于天才,被抑制、被伤害了。
矫正的办法只有多开设选修课程,破除院别、系别的界限,让学生们自行选习”,如此才能使“使他们的爱好和长处得以迅速成长和较好发展”,“也使自己选定的努力方向和中心得到最好的发展”,也能“扩大知识面,活跃思想,接触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开阔学习视野。
第二节联大教学管理制度及其特点
西南联大设置课程,规定专业必修课程,提供专业选修课程,既坚持课程设置的原则性,又体现出课程设置的灵活性,有利于人才培养。
与此同时,对于课程教学西南联大又进一步建立较完备的管理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良好。
一、联大的教学管理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938年4月2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设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同年5月4日在昆明恢复上课,随即着手建立教学管理制度,有利于日常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教务管理制度的制定
1938年10月2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八章五十九条,后经修订,共九章六十五条。
在此通则中,具体规定了本科教务工作的方方面面,对入学及转学、缴纳学费、注册及选课、选系及转系、学分及成绩、缺课及请假、休学及退学、毕业及学位八个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使教学工作有章可循。
此一通则,如对西南联大学生的入学要求,规定凡具有如下两种情况之一者:
1、“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曾经参加会考准予升学者”;
2、“非高级中学毕业而学力与之相等者”,则有资格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考试通过则可录取。
此一规定,说明同等学历可以参加西南联大的招生考试,只要考试成绩通过,照样可以录取。
如对学分的规定,西南联大“采用学分制,但学生在校修业期限至少四年”,大学课程除共同必修课程外,“由各系分别规定分必修、选修二种”,学生修完必修课程,获得学分,同时修满学校规定的选修课程学分,则有资格申请毕业,规定“学生在修业期间,须修满一百三十二分,及党义二学分,体育八学分,军事训练六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有特色的是,通则规定“凡有必修课程不及格者,须于次年该课开班时补习之;
隔年补习者,不给学分”,必修课程不及格,不是补考通过即可,而是补习,即相当于重修,此一规定,比补考要求高,保证了教学质量。
其后规定,“凡有必修课程次年经补修仍不及格者应令退学,如其他学科成绩优良,得由教务长酌准留校察看”,补修不及格,则可令其退学,此可谓要求严格矣。
再如对毕业的规定,“为使学生对于所习学科融会贯通起见,并须加考其以前各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共三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毕业时加考科目,考察学生毕业时是否能对其专业“融会贯通”,要求具有真才实学,严格把好毕业关。
(二)训导制度的建立
西南联大成立后,校务机构中即设立训导处,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在抗战之特殊时期,战区及沦陷区流亡学生的精神创伤;
在后方物价飞涨之时,全校学生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而学校设立训导处,对学生进行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培养为国为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应是十分必要的。
就其具体训导制度而言,其原则,规定“本校训导处遵照部令规定组织,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三组,秉承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训导事宜”,本“训、教合一”精神,由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学系主任及各导师共同负担训导事宜。
其训导方法,规定“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
对于学生的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诚朴的风气”。
其目标,规定:
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
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
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之志向与努力”。
训导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对学生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控制,与思想自由的联大办学宗旨相违,确实也有消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态,奋发向上的精神,诚实朴素的作风,以坚定联大学生的求学意志。
(三)军训制度的确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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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 西南 联合 大学 校史 第四 正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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