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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思想史》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线索；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加快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一　亲历者的学科史

本杰明·

科恩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政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从其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

大致来讲，科恩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以一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致力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研究。

1937年，科恩出生于纽约，196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曾短期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工作，1964至1971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

20世纪60、70年代，正是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大动荡的时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

特里芬（RobertTriffin）对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元无法在外国储备货币和美国本国币值稳定之间保持平衡。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比率，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科恩在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学学术之旅为理解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而国际金融货币正是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

科恩在这一阶段的著作包括1966年出版的《调整成本与新储备的分配》、1968年由他主编并担任作者之一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1969年出版的《收支政策》和1971年的《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未来》。

此后，科恩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

1971年科恩进入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TheFletcherSchoolofLawandDiplomacy，TuftsUniversity）任教，主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金融货币关系。

国际金融货币关系的动荡与科恩本人的学术经历两者一起推动了他从经济学视角到政治学视角的转向。

实际上，一些日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在197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分化重组时都产生过这类转变。

科恩在此后20年中，开始密集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

1970至1977年间，科恩为基础读物出版公司（BasicBooksPublisher）主编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罗伯特·

吉尔平的《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1975年）就是该丛书的一本。

1975年，科恩加入《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1982年与1985年在该杂志分别发表《收支政策的金融化：

一种机制的演进》与《国际债务与联系战略：

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启示》两文。

1990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迅即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此后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基本成型。

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帝国主义的问题：

支配与依附的政治经济学》（1973年）、《把世界货币组织起来：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7年）、《为了谁的利益?

国际银行业与美国外交政策》（1986年）、《发展中国家债务：

一种中间道路》（1989年），以及文集《跨越边界：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索》（1991年）。

科恩在这一阶段与《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他自身的学术发展，反过来这种经历也直接助益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和目前我们读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科思想史》一书的创作。

1975至1991年这一阶段的《国际组织》杂志正好处于国际政治经济学“3K”——罗伯特·

基欧汉（RobertKeohane）、斯蒂芬·

克拉斯纳（StephenKranser）与彼得·

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的领导下，这三个大人物也是本书描述的“七贤人”中的三位。

与此同时，科恩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经合组织、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顾问，探讨1980年代世界面临的债务与货币体系管理等政策问题。

正是在这期间，科恩应邀前来中国。

1986年，科恩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过访问讲师。

科恩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可从1991年算起。

1991年出版《跨越边界》一书可以算作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

科恩在该书前言中称，“从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在国际经济学和世界政治这两者的理论与政策边界经营。

以往曾经探讨过的主题，

涉及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些重要议题：

对外政策行为中商业与政治利益的关系、经济帝国主义的起源、国际货币与金融关系的组织，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本文集的目的就是汇集过去20年间在这方面做过多种努力的代表性作品。

”同年，科恩转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系任教。

加州大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像约翰·

鲁杰（JohnG.Ruggie）、彼得·

古诺维奇（PeterGourevitch）、罗伯特·

吉尔平（RobertGiipin）、罗伯特·

杰维斯（RobertJervis）等都在加州大学各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1994至1999年间，科恩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杂志担任编委，1996年至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担任编委，而这两份杂志是除《国际组织》之外刊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刊物。

20XX年，科恩被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授予杰出学者称号。

20世纪90年代迄今，科恩在学术上更为成熟与自信，尤其是他在国际货币问题上的研究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993年科恩发表了《三个一组与不洁的三位一体：

国际货币合作的问题》一文，他基于20世纪60年代开放经济中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mingModel）提出，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三个目标，并且把这个难题称之为“不洁的三位一体”。

1994年，此文就被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杰弗里·

弗里登（JeffryA.Frieden）和大卫·

莱克（DavidA.Lake）选编人第三版《国际政治经济学：

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一书中，20XX年这本欧美大学流行的教科书更新至第五版时依然选人这篇重要文献。

科恩的这篇论文触及到了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要害，即各国政府面临多种国家利益需要协调时，致力于汇率稳定的国际货币合作不一定能实现。

1998年，经济学家保罗·

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麻省理工学院一篇未刊稿论文《永恒的三角》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并画了一个三角形作图示，1999年克鲁格曼在《外交》（ForeignAffairs）2月号杂志上发表《萧条经济的回归》一文，文章第三部分标题就用了科恩的“不洁的三位一体”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货币过剩问题。

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融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3年），此书是纳入海伦·

米尔纳（HelenMilner）与罗伯特·

基欧汉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库》（TheLibrary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系列丛书的一本，由埃尔加公司出版。

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彼特·

肯南（PeterB.Kenen）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而主编《国际贸易与金融：

研究的新前沿》（1997年），1998年出版了《货币地理学》，1999年科恩与查尔斯·

利普森（CharlesLipson）共同主编了《国际组织》杂志的两本文章选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与行为体》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结构》。

科恩随后又出版了《货币的未来》（20XX年）。

继1993年为埃尔加出版公司主编《金融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之后，20XX年科恩又受命主编了《新全球经济中的国际货币关系》，在该书前言中科恩指出，“此两卷本的文章是为了彰显近期在国际货币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关键性学术贡献。

过去10年，这一领域的核心主题由于受资本流动影响而迅速增加。

收集于此的论文极大地深化了对金融全球化成因的理论性与分析性理解，尤其是在深入理解金融全球化的政治与经济后果方面更是如此”。

20XX年，科恩把过去30多年来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基础、重要视角及核心议题的20篇文献编成《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这一选辑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70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20XX年。

就其内容而言，全书分成了学科起源、体系转型、体系治理、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共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选辑四篇文章。

从选编的目录及内容来看，科恩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实际上他早在1990年发表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就已论述过这一观点。

科恩在20XX年的这本选编书中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他认为，“从实际现状来看，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学术探究的一项独特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仅诞生于几十年前。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中很少有学者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致力于沟通经济学和政治学。

例外当然也有，但是绝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或者处于主流西方学术界之外的其他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分析，即强调正统的市场与政治分析两者之间正式的统合，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目前，科恩担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路易斯·

兰卡斯特（LouisG.LancasterProfessor）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专注于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发表的著作包括20XX年出版的《美元的未来》和20XX年出版的《全球货币治理》两本专著。

二　七位贤人与两个学派

如果熟悉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那么对于科恩如何撰写《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科思想史》一书及该书的内容就不会感到过于陌生。

实际上，科恩为本书构建的框架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也体现了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全书分为七章，前两章从大西洋两岸开始介绍这门学科的地理特性，然后延续科恩一贯强调的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两个重心，讲述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紧接着第五章更进一步探讨国家在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别和议题中的地位，彰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传统下的发展脉络，第六章则集中展现了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与开创的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是科恩对国际政治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他不仅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三代学者的演进，而且还特别希望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

科恩在书中讲到，之所以现在适合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是出于三点考虑：

第一，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国际事务中包含着政治与经济两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如何构建理解这些现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深化我们的认识的；

第三，出现了一批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术业的专业人士，用科恩的话说，“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Intellectualhistoryisalsoapersonalhistory）。

正是基于这种设想，科恩的学科史不同于以往大学课堂中以观点罗列为特点、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的教科书，本书的特点是以代表性人物的个性与周围学术环境的互动来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变化。

科恩力图展现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聋子间对话”的社会和历史宏观环境，而他自己以经济学训练出身进而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

本身就是这一对话的组成部分。

在本书中，科恩选择了七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分别是英国的苏珊·

斯特兰奇、加拿大的罗伯特·

考克斯（RobertCox）、德裔美国人彼得·

卡赞斯坦及四位美国人查尔斯·

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罗伯特·

吉尔平、罗伯特·

基欧汉和斯蒂芬·

克拉斯纳。

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是出生于1910年的金德尔伯格，而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45年的卡赞斯坦。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时，他们几个人有的早就名闻学界，有的行进在金融新闻的道路上，有的甚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

不过，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素养而言，学有专长、博士训练和实践感悟三者都非常重要，合在一起奠定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面貌。

严格来说，科恩界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七贤人”并不能完全涵盖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要人物，例如塑造这一学科的重要人物还可以包括研究跨国公司的雷蒙·

弗农（RaymondVer-non）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治的阿尔伯特·

赫希曼（AlbertHirschman）。

但是仅就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广泛性与持久力而言，这七人的确是名至实归。

科恩强调，“七贤人”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一种气质，即集学术探索欲、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于一身。

阅读科恩的这本书，读者能感受到那些成为一流学者的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执著与灵性。

与科恩以往的著作一样，科恩在本书中仍然论述了引起极大争议的两个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情况。

对这两个学派的分析贯穿全书，在各个章节都有对比性的描述。

简略而言，美国学术界更偏重于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流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主张用统一的方式研究这类问题；

欧洲特别是英国学者则更趋向于批评色彩浓、道德感更厚重的规范性分析，主要研究劳工福利、社会平等、环境等问题，强调多元化和跨学科。

美国学者借重经济学，因而具有逻辑严谨、方法论可靠、因果论明显等优点，但失去了对宏大命题探讨的兴趣，欠缺人文关怀。

科恩建议，“美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稍具雄心的议题中获益，以抵消近些年来日渐萎缩的视野。

同时，英国学派也能从美国学派更严谨的方法论中学到不少，为理论分析引入一致性与可重复性。

英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相对不那么富有雄心的研究中获益，以便抵制住研究人类全体经验的诱惑。

”尽管科恩本人是美国学派的一员，但他早年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研究国际货币问题，是得到了斯特兰奇的帮助。

而科恩本人也不像一些崇尚实证主义研究的美国学者那样，不屑于写哲理性、历史性与人文关怀的作品。

归根到底，对社会需求而言，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自20XX年科恩提出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歧之后，“科恩命题”就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激烈争论。

20XX年11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国第二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会上，迈克尔·

蒂尔尼（MichaelJ.Tierney）和丹尼尔·

马林尼亚克（DanielMa-liniak）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对12份杂志1980至20XX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证实了科恩的观点。

从20XX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就陆续刊登了学者的评论文章，杂志编辑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20XX年第1期出版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

学者们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对美国学派的这一描述是否准确；

第二，如果这一界定基本正确，那么这一学派是怎样成型的；

第三，美国学派所具有的范例、本体论及方法论是否有助于学科的未来发展；

第四，下一步怎样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0XX年9月，大西洋彼岸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杂志刊发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对科恩命题中的英国学派展开了深入讨论。

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科思想史》刻画的“七贤人”中有三位——罗伯特·

基欧汉、彼得·

卡赞斯坦与罗伯特·

考克斯——分别在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辨析这一命题。

基欧汉认为，科恩所指的美国学派的确取得了重要成绩。

美国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和激励结构全面影响了这一学科所用的逻辑与方法，美国学派呈现出严格的方法及经济学模型特征。

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基欧汉认为因果推断并不适用一些领域。

基欧汉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称作“旧国际政治经济学”（theOldIPE），而把1990年代后期以来根植于开放经济政治的发展称作“新国际政治经济学”（theNewIPE），并认为后者将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

基欧汉表示，尽管他的一些学生坚定地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简称OEP）这一范式，不过他本人持保留意见。

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范式较少注意利益是如何被建构的、政策是如何在国际间扩散的，因而也就对当前世界政治中正在发生的大事视而不见。

基欧汉进而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紧紧把握住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的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尤其是世界向东亚的权力转移。

为此，基欧汉指出未来五大极具潜力的研究课题：

（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在世界上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迎来真正的经济发展，而这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理论的假设——即世界是由发达和欠发达组成的，一个更加对称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

（2）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玩家；

（3）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波动更为极端；

（4）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

（5）电子技术成为全球通讯的基础。

基欧汉最后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以上几个大问题，学者们要使用多样化的方法。

尽管同样高度评价英国学派，基欧汉却强调美国学派的社会科学内涵，认为正是社会科学训练让美国学者注意区分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

彼得·

卡赞斯坦认为，科恩正确地指出了大西洋两岸存在两个风格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别。

与此同时，与基欧汉一样，卡赞斯坦也指出以大卫·

莱克为代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对偏好与利益是如何形成的关注不够。

卡赞斯坦强调，对国际政治理论而言是正确的洞见，对国内经济理论而言却不一定正确。

卡赞斯坦提出需要分析的折中主义，用以把理论从其独特的研究传统中挖掘出来，从其哲学基础中分离出来，再重新融合概念、方法、分析与经验，以便取长补短。

罗伯特·

考克斯则援引自己1981年论文的观点，认为理论始终是有目的的，而造成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差异的主要原因正是两个学派的目的不同。

考克斯本人倾向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视角重视未来，而问题解决型的理论着眼的则是当前。

如果说这两种视角有融合的必要与可能，那么首先要明确两者尽管目的不同但并不必然针锋相对。

考克斯甚至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传统，而科恩概括的英国学派用“欧洲学派”冠名可能更恰当。

与科恩“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的观点一样，考克斯认为学者的差异是导致学派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促使学者分化的主

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

国家的地位、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及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

考克斯进一步认为，学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英国学派体现的是前者，而美国学派的含义更具体。

如果放眼全球，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世界观与西方很不相同，因此学科发展也会不同。

因此，考克斯断言，没有一个被全球所接受的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充分注重各国的差异、人民价值观的不同，因此英国学派所代表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就十分重要。

科恩分别在两份刊物上发表回应文章，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当前，学者们都已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分化，大家的分歧只是对这种分化的程度之大小轻重的评估不同。

科恩认为，更准确地说，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同一个研究共同体中的两个独具特色的派别而已，而且恰好分隔在大西洋两岸。

科恩提及，一部分英国学者把在大西洋两岸架起桥梁的设想当作是“美国知识霸权”，而美国的学者则认为英国学派的著述缺乏深入对话的可能性。

与第二代学者如大卫·

莱克期许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光辉前途不同，科恩认为这一方向进展不大。

科恩进一步告诫，过分科学主义的发展将不利于保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特性；

趋向于硬科学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可得性数据，这会限定可研究的课题。

科恩建议，可从研究者自身、训练学生及研究著述方面做好两个学派的沟通工作，特别是研究方面需要采纳彼得·

卡赞斯坦所谓的“分析的折中主义”，由问题主导而非方法主导的研究。

经过40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西方的大学里已经制度化，而且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有很大发展。

中国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是从世界经济研究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始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开设全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

特别是20XX年北京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开始招生，系统训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人才，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进入制度化发展的阶段。

20XX年12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合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自立的一个标志。

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比中国要早，1982年，东京大学助理教授猪口孝就成为《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成员。

不过直到20XX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才设立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意在统合政治学、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训练真正具有跨学科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受到重视，正如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科思想史》的导论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学科领域诞生的标志是知识体系得以构建从而能够对探知的相关主体进行界定。

公认的标准得以采用，从而用于培训专业人才并保证专家的正确性；

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中有了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全职工作机会；

拥有专业出版物用来传播新的观点和分析成果。

简言之，就是学者间制度化的学术网络——也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评价标准和职业使命的专业研究团体得以生成。

根据这个标准，科恩断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尽管科恩同时还承认“这座大厦并没有完工”。

实际上，推动一门学科最重要的动力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归根到底是市场化的社会需求。

随着人口的增多、互动性的增强，社会不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