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思维方式变革研究的突破与创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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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有进一步阐明思考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进一步剖析管理思维方式与一般思维方式的区别。
(二)模式说
王毅(2010)分别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进行了界定。
广义的管理思维方式,是指贯穿于整个组织经营管理过程的各种有关信息的搜集、选择、分析、联想、比较、分类、概括、评价,并根据一定的应用目的进行单一的或综合的、部分的或系统的决策的思维活动。
管理思维也是一种产生管理观念、管理理论、包含了物态因素在内的管理系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狭义的管理思维方式,是指管理实践中所形成的模式化思维,是一种多个思维因素进行组合或整合的思维活动。
思维因素包括目标性思维因子、操作主体思维因子、文化与价值因子、物质资源因子、工具与技术因子、环境制约因子、领导行为因子、心理与社会因子、成果与检验因子等。
狭义的管理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一种相对完整的统一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一些简明精巧的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方法与结构。
代表性的管理思维方式有,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论、顾基发提出的物人事理论、席酉民的和谐管理模式等。
(三)范式说
钱春海(2000)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思维方式就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管理活动的方向、过程和结果的范式。
一定时代的管理思维方式,往往体现在这一时代的管理观念、管理理论、管理体制、管理技术当中,因而它也就与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密切相关。
上述关于管理思维方式内涵的成果,强调了管理思维方式不同于哲学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式等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初步明确了管理思维方式的内涵、外延,奠定了管理思维方式研究的知识基础。
管理思维方式变革的方向与内容
对“管理思维方式”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关于中国企业管理思维变革的主张可归纳为以下5个代表性观点:
(一)由区域性思维向全球化思维变革
吴霁虹(2008)、吴先明(2008)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未来成长的关键路径之一便是开发、获取、应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资源,包括专利、人才、高端市场资源等,具体方式包括并购、直接投资、技术联盟等具体形式。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缺乏参与全球化经营的足够经验,由此所形成的管理思维缺陷是制约中国企业外向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如表1所示。
当然,全球化思维只能在全球化实践中才能形成,这是一个边实践边总结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前的中国企业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因为不具备全球化思维而进行的全球化经营重大决策中的风险。
(二)由封闭式思维向开放式思维变革
李正风(2006)、陈钰芬(2008)、江积海(2009)等学者认为,当代科技创新的实践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学院式科学”演变为“后学院式科学”,中国企业应积极推进和参与“产学研合作”等技术创新形式。
但现实情境中的中国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公共科研资源以及国外相关研发组织等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缺乏战略、绩效不佳,制约了中国企业对全球技术创新资源的获取和利用,降低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绩效。
未来的中国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克服封闭式创新思维而树立开放式创新思维。
(三)由保守思维向创新思维变革
肖知兴(2010)、楚渔(2011)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思维。
肖知兴认为,权力文化、关系文化与现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制约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
楚渔则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的缺陷在于模糊、重实用主义的功利思维,导致了对理性思维的压制,因此,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教育的头等大事。
台湾学者曾仕强(2005)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维成果,可以弥补和完善现代西方管理科学中的内在缺陷,中国管理智慧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结合,应是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正确路径,也是中华文化获得新生的必然选择。
王学秀(2007)、张羿(2007)等学者不完全同意曾仕强的观点。
他们认为,曾仕强的观点是清末“中体西用论”在当代全球化情境下的新表述,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独特的价值,但其
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应经历过现代化改造。
孙有中(2010)等学者认为,无论“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是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立场,即认为文化存在高低、优劣之分。
现实全球化进程中应树立跨文化思维,即从两种文化的冲撞、差异中寻求跨文化优势的思维。
上述学者尽管有分歧,但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融合与改造,放弃原有的保守、静态思维传统而走向创新、变革思维。
这是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社会文化思维基础。
(四)由制造型思维向技术创新型思维变革
柳卸林(2008)、刘刚(2010)等学者强调,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由尽快摆脱制造型思维模式的束缚,而转向技术创新型思维。
制造型思维是指将生产加工作为企业最高原则的思维模式,而技术创新型思维则是将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当作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思维模式,两者之间在资源掌控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五)由现代思维向后现代思维变革
罗珉(2005)、彭新武(2006)先后提出,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对管理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关系思维、不确定思维、混沌思维、复杂性思维等范畴已经被直接移植或隐喻在管理学研究中,并对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企业创新、企业变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5种代表性的立场,呈现了管理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有利于从多层面讨论中国企业实施创新所涉及的主体思维特征(见表2)。
但并没有针对性地解释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即主要讨论了“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创新”,而没有回答“企业为什么不愿意创新”。
对于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所面临的独特管理思维主题、独特思维方式等,缺乏本土化研究立场,管理思维方式研究指向、拟解答的管理实践问题并不明确。
未来的管理思维方式变革研究,应回答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这一核心问题,并与中国企业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情境相结合。
比如,是否可以基于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和平崛起的意志而提出“自强思维”与“依附思维”范畴?
未来的理论创新应体现出更加明确的本土化立场,体现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基于自主创新动力的管理思维方式新分类
依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立场,本土企业的管理行为方式与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中国企业成长的特殊性在于制度环境的特殊性。
依据制度合法性理论,企业管理行为受到产业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约束,产业市场环境受经济效率原则支配,而制度环境则受到制度合法性原则的约束。
因此,管理思维方式是效率思维方式和合法性思维方式的叠加、复合。
其中,效率思维体现的是企业的经济目标选择思维,而制度合法性思维则体现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过程思维,后者制约和影响着前者的实现方式、实现过程。
现实管理实践中的企业管理思维方式必然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复合。
没有脱离制度思维方式的纯粹效率思维,也没有脱离效率思维的纯粹制度思维。
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成长过程来看,代表性的效率思维主要有两种:
制造思维、创新思维。
制造思维是规模化生产时代所形成,以质量标准、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规模经济等为管理原则,而创新思维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以价值创造、创新速度、弹性生产等为管理原则。
制度思维基本类型也可以分为两种:
守成型和创新型。
守成型思维以适应现有制度环境为原则,强调企业管理行为对现有制度环境的遵循、适应,而创业型思维则以参与、促进、调整制度环境的变化为原则,并不被动等待环境变化,而是主动推动环境变化。
依据两维度标准,可将管理思维方式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见表3):
(一)创业型制造思维
创业型制造思维是指企业通过影响外部制度环境而积累、强化规模经济、成本优势等以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思维方式。
中国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倡导的“步子大一点”,是创业型思维的典型表达。
企业通过大胆引进国外较先进的成套设备、生产线、生产制造技术等,引进人才、引进劳动力、打破地方市场保护等行为,均体现的是创业型制造思维。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强大加工制造能力的思维基础。
(二)守成型制造思维
守成型制造思维是指企业被动适应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消极地规避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而固守原有制造型经营模式的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在引进制造加工技术、突破地方市场保护等方面相对保守,局限于维持现状。
一些竞争压力、生存压力不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有任期限制的国有企业管理者,通常会形成这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是导致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经营绩效难以根本性改善的深层原因。
(三)创业型创新思维
创业型创新思维是指以核心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为表现形式的、以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影响外部制度环境并实施内部制度创新而积累、提升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提升技术创新努力程度等,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创新驱动型企业。
中航工业、吉利汽车、上海振华港机、海信集团等企业,既在技术研发方面进行较高水平的持续性投入,也在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等方面积极参与制度创业活动。
(四)守成型创新思维
守成型创新思维是指企业虽然批判制造型思维,并且初步设定了建立创新驱动型企业的目标,但仍相对被动地等待外部制度环境改善。
我国多数企业目前的创新行为仍停留于设立研发部门、投入一定研发费用、获取政府科研奖励等层面,认为企业及企业家成功的标志不在于把企业做精做强,而在于能否利用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在短期内积累大量财富和金钱。
创业式创新思维是本土企业管理思维变革的核心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结构,上述4种管理思维类型可以并存,而企业目前普遍较低的技术创新投入水平这一现实问题,说明相对较高企业形成的是守成型创新思维,而相对较少企业形成的是创业型创新思维。
这一局面应尽快改变。
“旺盛的企业家投资建立于对于整个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前景的相当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之上,而一个稳定而乐观的预期取决于该社会能否为企业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基本制度环境”。
十八大以来,制度环境演进方向与趋势,为企业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企业管理者应主动、敏锐地判断出制度环境的演进趋势,前瞻性地确立企业管理思维变革方向与内容,果断地、坚决地引导企业由守成型创业思维变革为创业型创新思维。
理由如下:
(一)质量型政策导向是制度环境演变的大方向
GDP主义为标志的数量型政策受到了批判,而强调生态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技术含量等指标,鲜明地表明了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质量型政策导向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金融创新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进剂
后发国家由生产型经济向技术创新型经济转变过程中,金融体制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
对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的强调、风险投资机构、科技金融机构等的发展,为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知识体系的演进
十八大鲜明地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这为管理本土化讨论指明了方向,中国企业需要立足于本土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的支持、指导。
本土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成果,为管理思维方式变革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基础,初步形成了转型经济体的经济-管理知识体系(见表4)。
总之,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提升创新主体能力,而逻辑前提在于企业首先要形成相应的创新主体思维方式。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处于完善过程的情境下,将企业分析、判断、参与、影响社会制度环境演进的意愿、动力等作为划分管理思维方式外延的一种视角,更有利于考察本土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动力的强弱。
批判当前相当数量的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保守、投机、知视等守成型创新思维,倡导更多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形成前瞻、合作、战略等创业型创新思维,将会有利于未来企业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主体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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