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百年辛亥革命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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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

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

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

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

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

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

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

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

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

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

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

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

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

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

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

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

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

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

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

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

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

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

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

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

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

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

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

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大约一万起。

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

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

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

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

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

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

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

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

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

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

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

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

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

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

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

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

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

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

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

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

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

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

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

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

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

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

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

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

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

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

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

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

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

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

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

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

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

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

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

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

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

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

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

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

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

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

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

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

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

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

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

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

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

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

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

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

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

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

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