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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鄉土文藝初稿》之內容
周定山的《鄉土文藝初稿》是以毛筆寫在一本灰色封面的筆記簿中,封面正中以隸書題上:
「鄉土文藝」,其下「初稿」兩字略小。
左邊題:
「一吼居存」,右邊題:
「甲子春月」。
照推算「甲子」年即一九二四年,是年周定山二十七歲。
整本筆記簿共鈔錄一百五十二首歌謠,分別是未加標題的民歌共六十三首、題為<
斷情>
的十首、<
送妹>
八首、<
無翁>
十首、<
想兄>
嫁翁歌>
一首、<
祭豬哥神>
請兄>
十一首、<
猜拳>
雜歌>
二十八首。
從內容來看,大多是男女言情之作,相當熱烈大膽,極素樸地表現出二○年代台灣一般民眾,尤其是低下階層人士的感情世界。
若依內容來看,可粗略地分為以下幾個主題:
1.兩情相悅的互訴衷曲
在台灣民歌裡,情歌佔了很大的成分,男女雙方表達愛意的方式也非常直接、率真。
比如描述男女幽會的場景,便相當熱烈而生動:
日頭落山在西平(「平」字後來周定山改寫為「邊」),小娘相招困(「困」
周氏後來改為「睏」)灶前。
雙手攬來腳直令,令到火麩碰碰攖。
在這樣熾熱的情懷之下,假如兩人遽爾要分離,必定是萬千難捨吧?
因此唱出了這樣的歌謠:
車頭鐘仔響三聲,鐘仔響了車卜行。
車頭人客全知影,知影小妹離別兄。
雙腳走到火車頂,雙手按值窗仔前。
夭壽車長最僥倖,無通加停五分鐘。
這種情人間的離情別緒,若「雅」一點地說,就是柳永的「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但是來自民間的聲音卻是如此「虎虎生風」,何以「車頭人客全知影,知影小妹離別兄」,想必是女子無所顧忌地表達傷別之情,遂驚動了全車站的旅客吧?
而第二首末兩句「夭壽車長最僥倖,無通加停五分鐘。
」情急之下所發的怨言,雖粗鄙卻又可愛,令人讀之莞爾。
因為情意深重,所以在「日日思君不見君」的苦境下,有情人便唱出了那種「忽忽如狂」的顛倒思量:
君行三步跋四倒,因為公開看娘沒。
無人真像我煩惱,手捧飯碗吞不落。
君行三步跪四跪,因為與娘來分開。
二港目滓慘慘漓,三條手巾拭賣開。
為相思而無力行路、而涕淚漣漣,以致茶飯不想,在傳統士人作品中極罕見到男子如此誠實地將自己感情脆弱的一面呈現出來,相較起來文人士子倒真是比庶民百姓矯情造作許多。
至於女子呢?
庶民世界的女性卻異於文人作品中的柔弱形象,她們往往是堅強的,甚至是潑辣的。
她深愛情郎,因此唱出了滿是山珍海味的<
歌,前三首先做了邀兄前來的鋪排,所謂「今宴卜食食和醉,罕得幾時來做堆」。
而後,從第四首開始至第十一首,逐一唱出了宴請阿兄的佳餚:
「頭出出來是正燕」、「二出出來加里雞」、「三出出來冬菜鴨」、「四出出來鮑魚肚」、「五出出來是杜黃」、「六出出來四崎碟」、「七出出來是炖鱉」、「尾出出來雞蛋糕」……這些佳餚在當時恐怕不是一般民眾請得起的,但這仍不礙我們去理解女子對男子的愛意,菜準備/想像得越豐盛,表示伊對男子的情意越深。
就好像漢朝民歌<
有所思>
的「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無以名之的濃烈情感,只能透過無限華麗或無限豐饒的具體物象來傳達。
因為愛得欲生欲死,所以彼此會有情意纏綿的誓詞:
小妹有情哥有心,世間最好咱雙人。
烏秋生鱗馬生角,鐵樹開花即斷情。
這亦頗類似漢朝民歌<
上邪>
的: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然而,當這個誓詞尚不能令兩方感到放心時,遂有以下令人怵目驚心的毒誓:
洗衫愛洗長江河,曝衫愛曝長竹篙。
二人交情交到老,何人先僥(「僥」負心之意)會孤亡。
不只立誓背信者將「孤亡」,甚至女子為了達到與情郎相廝守的目的,還會狠心地詛咒自己的親夫早死;
當詛咒無效,情郎反而猝死之時,女子遂大膽地唱出了這樣的悲歌:
初一早起無心情,初二早起死契兄。
恁厝公媽無靈聖,親翁不死死契兄。
當然民間女子不一定全部都是如此烈性而強悍,只是從民間歌謠裡,吾人確實可以看到屬於庶民鮮活而狂野的生命力,這在一般文人作品裡可能比較不容易見到。
2.痛斥女子無情者
周定山所採錄的民歌,有許多首可以明顯地看出是青樓女子與嫖客間的互相應答之作。
因為職業上的需要,這些風塵女子基本上是不可能將感情投注到男子身上的;
更甚者,假如男子的錢銀不夠多,很可能遭到身價較高的娼妓所拒絕。
於是,在「九間仔」便有怨恨風塵女子無情的民歌如此傳唱:
趁食查某十八變,無較像你即絕情。
三十二五(?
)提去用,招看相姦推無閒。
趁食查某真像狗,一日食飽靠門頭。
西彌仁(美人)浪那行到,搖尾拌耳共搖
頭。
銀山開了開金山,贏過鄭王開台灣。
錢銀即多尚不滿,想起開娘即爾難。
癡情男子為自己所鍾愛的女子耗盡家產後,唯利是圖的風塵女子竟不復理睬他。
男子因忿忿不平,遂發出了這樣「咬牙切齒」的指責。
而形容揮金如土的慷慨用「銀山開了開金山,贏過鄭王開台灣」,不僅具有誇飾的激越效果,並且能與台灣的歷史密切相連,是純粹從台灣這塊土地生發的民間產物。
此外周氏所采錄的<
中的一首,也非常具有時代性:
大正十年有廣告,廣告台北的彪婆。
五圓未提甲阮好,五圓提了盤別哥。
日本領台後,台灣出現了「鹿港查甫,台北查某」的俗諺,意即指這兩地的男女在當時身價頗高。
鹿港男子之所以被看重,主要因為當地在日治後,富豪之家大量遷移,加上與中國大陸的船運功能因地理、政治、經濟因素,逐漸轉弱。
港務功能的喪失,商業活動的停滯,使得許多當年在碼頭搬運貨物的「苦力」向四方流散以謀求生計,因為早年扛負重物的經驗,使得他們吃苦耐勞的能力要勝過一般人,這是「鹿港查甫」普遍受歡迎之故。
至於「台北查某」呢?
指的是當時的台北藝旦。
隨著商業的勃興,以大稻埕為主的台北地區,孕育了為數不少的聲色場所。
這些風月場中的「台北彪」作風大膽,打扮時髦,且見錢眼開,所以當時有俗諺云:
「台北彪,無錢就溜」,如果沒有足夠的金錢,恐怕將大把銀子花在銷金窩裡,也終究買不到美人心。
大約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左右,正是台北藝妓大發利市之時。
她們不僅在台北地區營業,也會南下到各個都會求發展,來到當地後,特高的身價取代了當地的「半掩門」(即土娼),台北藝旦一批一批呼嘯而來,掏空了嫖客口袋的銀錢,然後滿載而歸,難怪人們會以「彪婆」來稱呼之。
「五圓未提甲阮好,五圓提了盤別哥」,風塵女子果是如此無情而可恨嗎?
這恐怕是站在男性角度所產生的評價,事實上若能站在女性的立場思考,這些墮入風塵女子的身世遭遇究竟如何?
她們的心情、她們的痛苦無奈,豈是將女性視為玩物的男性嫖客所能知曉?
3.表達煙花女子之無奈憂傷
周定山采錄的作品,有不少是屬於以女性為主體的民歌,尤其將風月場中女子的無奈表達得相當淋漓盡致:
阿娘在踮台北州,無尪無婿出來流。
何人娶去做牽手,不免和人做北彪。
即使是娼妓中身價最高的「台北彪」,尚且渴望從良,使自己能脫離煙花界,而過著正常人的生活,何況是一般身價較低者,尤其是「土娼」之流,嫁尪的想望更是急切。
周定山所采錄的歌謠中,最詳盡勾勒遭遇而深入地呈現娼妓心靈世界的,可以<
十首為代表:
一想無翁心就酸,較慘前生結大冤。
爺娘迫阮出來賺,水鬼乞食也著盤。
二想無翁真可憐,逐夜鱸鰻來交纏。
那是講話礙著伊,腳爭拳頭踢歸宴。
三想無翁真艱難,人客不來睡賣安。
臭腳爛耳和阮趁,也著脫光塊等。
四想無翁無麼好,不敢食飽想敕桃。
遇著生瘡與阮倒,歸身也著去伊搜。
五想無翁無話講,前生作呆今生當。
爹娘罵阮真懵懂,不曉妝美來迷郎。
六想無翁真奈何,人人笑阮乞食婆。
有翁有婿真正好,一日牽手去敕桃。
七想無翁真傷神,冥日日流賣盡。
出門和人就看輕,也無面目通見恁。
八想無翁即知差,真像黃蜂採野花。
一身紅花和採去,漸好人客也放煞。
九想無翁頭就濛,真像弱船遇大風。
和人蹧蹋不敢講,較慘雪上又加霜。
十想無翁心就亂,想卜嫁翁較甘願。
嫁著好壞阮無管,不免後世結大冤。
這有點類似傳統詩裡的聯章組詩,從她墮入煙花的原因開始說起,而後談到因為自己無甚身價,任何對象都不能拒絕:
水鬼乞食、臭腳爛耳者,乃至地痞流氓,也都必須和他們逢迎周旋。
甚至當自己扮不出笑臉,或打扮得不出色時,便要遭受父母責罵。
經常以淚洗臉,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她最渴望的是能嫁人,嫁的對象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讓她脫離眼前的窘境,不再招受「鱸鰻」交纏與拳打腳踢,不用再生張熟魏、送往迎來。
至於婚姻會不會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
這並不重要,「嫁著好呆(歹)阮無管,不免後世結大冤」,將女性可憐的命運與不幸的遭遇充分地呈現了出來。
(二)《鄉土文藝初稿》的幾個相關問題
以上為周定山《鄉土文藝初稿》的大概內容,接著就這個手抄資料談幾個問題:
第一、何以一九二四年的周定山,就能覺知到民歌采集的重要性?
在民間文學采集尚未在文壇蔚成為風氣之時,便能自覺地記錄了百餘首民歌?
第二、在民歌裡,他何以格外注意屬於女性,尤其是表達妓女心聲的歌謠?
這是不自覺的取向,還是有其它原因?
第三、他又是用甚麼方式來采集這些民謠?
有關台灣歌謠的采錄,最早應始於一九一七年台北晃文館出版,由台灣府編修課平澤丁東所采錄的《台灣歌謠名著物語》。
平澤氏將每首歌謠均用日本片假名標示台灣話的口音,並加以日譯,其中難免許多錯誤,但在當時能進行這樣的工作已甚難得。
一九二一年台南地方法院檢查局通譯片岡巖在所著的《台灣風俗誌》裡,蒐集了當時最流行的七字仔歌謠及童謠,此外又收錄<
二十四送>
、<
十二按>
三十二呵>
十八摸>
及流行歌,較平澤氏更進了一步。
這樣的采錄工作,對包括周定山在內的台灣人而言,應當會有一定程度的刺激和影響。
目前所知,台灣人本身開始蒐集民間口傳文學,將之用文字記錄下來,並印刷成書以供閱讀的,首推一九二六年由舊文人張淑子所集錄的《教化三味集》。
然而,由於他主張文以載道,當時只蒐集了俚語、童謠、謎語,並未蒐集男女言情的民歌。
二○年代中期,大陸學者鍾敬文在讀了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之後,抄錄了數十首台灣情歌,發表在中國的雜誌上,遂引起大陸學者對台灣歌謠的重視。
一九二七年廈門謝雲聲氏將泉州綺文堂刻的《台灣採茶歌》變動次序後,改題為《台灣情歌集》,作為民俗學會的叢書,由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印發行。
這本情歌集當時在台灣可能相當普遍,筆者在整理周定山先生的藏書時便發現此書,周定山還逐一地為該書較不妥當或錯誤的寫法做修正,可以說是他生前細讀過的書籍。
不過,在此書出版的前三年,周定山已采集過百餘首情歌了;
因此,無法用來證明此書對周氏的民間文學采集直接產生影響。
一九二七年鄭坤五在《台灣藝苑》發表他所采集的民歌,並以「台灣國風」稱之,這是舊文人裡繼張淑子之後,第二個公開采集資料者。
當然,同樣是采集,兩人的價值觀不甚相同,張淑子因情歌俚俗淫穢而不錄;
鄭坤五倒是顯得豁達坦然了許多,對於一些生動逼真、新奇有趣的歌謠,不僅采錄了,還在註釋中詳加說明其佳妙處。
「台灣國風」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鄭坤五以「國風」指稱台灣民歌,不只有「風土民謠」之意,甚至可能在其中寄寓了「被殖民者尋求解脫外力支配的自主性文化想像」,給予民歌相當崇高的地位。
一九三○年九月《三六九小報》開始有筆名「懺紅」者在<黛山樵唱>的專欄,連續刊載了數百首民歌。
在刊載之初,懺紅曾說明了采錄的目的:
山溫水暖,柳暗花明,一角茶園青入圖畫,每當夕照在山,歌聲四起,女郎三五,前後相答……因愛慕其靡靡肖古竹枝詞之餘音,採其意近雅馴者,錄之另備一格。
這些歌謠的刊載,引發了屏東文人蕭永東的共鳴。
先前,蕭永東和周定山一樣都曾自己采錄過歌謠(蕭氏的采錄時間不詳),卻苦於沒有發表的園地。
而今,有《三六九小報》提供這樣的機會,因此他便開始陸續地在幾個專題<消夏小唱>、<迎秋小唱>、<消寒小唱>、<迎春小唱>中發表了所采集的民歌,數量相當多,內容也相當豐富。
鑑於懺紅與蕭永東所做的民歌采集極受歡迎,同時覺知到民間文學的重要性,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三六九小報》二八號,發起了徵集「台灣民歌、童謠、傳說、故事」的啟事:
人唯知才子風流,焉知村姑鄉漢非不風流?
所謂才子,特境之佳,有修學之幸運,其情得表於詩。
然,人非草木,食色天性,故村姑鄉漢,興之所感,率然流露於山歌,其美不減於詩;
其誠或駕乎平仄韻律之自然?
童謠有關乎民俗,傳說則涉於習慣,故事為正史漏棄之史料,鄙人不忍看上述各材料之自頹自廢,爰徵各方同嗜諸君,幸勿吝惜珍貴,源源擲下,俾他日得輯成刊,以廣宣傳。
而彼被沒卻諸村姐妹、鄉弟兄,亦藉以抬頭吐氣,誠幸事也。
由此可知,屬於庶民心聲的民間文學,舊文人不僅和新文學作家同樣都予以重視,甚且開步得可能比新文學家還要早,雖然在相關問題的探討深度與廣度上,舊文人還是不及新文學作家。
新文學作家中,早期即明顯地表達了對庶民文化重視的,可以賴和為代表。
他在一九二六年提出了「苦力也是人,也有靈感。
他們的吶喊,不一定較詩人們的呻吟就沒有價值。
」的說法,表達了重視民眾聲音的觀點;
同年三月,他又明白地指出「老嫗能解的詩文」、「乞丐走唱的詞曲」都有其文學價值。
不僅在理論上如此陳述,賴和本身就是一個采集民間文學的實踐者。
一九三○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
怎樣不提唱台灣鄉土文學>
,開始引發台灣文壇對鄉土文學的討論;
厥後,再發表<
再談鄉土文學>
於《台灣新聞》,郭秋生繼之在該報發表<
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
,遂引發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更普遍地引起台灣人對鄉土文學的重視。
一九三一年元旦,醒民(黃周)在《台灣新民報》提出整理歌謠的呼籲,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同一期(三四五號)的《台灣新民報》也刊出了SM生的「歌謠集零」以及楊守愚寫丘罔舍傳說的<
十二錢又帶回來>
,可說是黃周理念的具體配合。
此後,《台灣民報》陸續刊載徵集的歌謠,共得百餘首,可謂成果斐然。
接著,一九三二年元旦創刊的《南音》在推行文藝大眾化的要求之下,除了刊載台灣話文書寫的討論文章之外,也開始徵集「以我們台灣的風土、人情、歷史、時代做背景的有趣的而且有益的大眾文藝……譬如開闢時代的鄭氏父子的事跡,滿清時代的朱一貴、林爽文等的反亂,劉銘傳、唐景崧的經略,領台當時的情形,和當時活躍過的,柯鐵虎、林少貓的事跡以及三十年來的各種事件,莫不是絕好的資料。
」,以台灣人事物為書寫對象,雖不是「民間文學」,但是,這種重視民間事物的寫作取向,已成為當時藝文界一個重要的潮流。
此外,當時的《南音》也刊載了郭秋生采集的童謠、民歌、曲、謎語、黃春成采集的乞食歌、李獻璋采集的民歌,並刊載了明塘<
民歌由來的概論>
、鄭坤五<
就鄉土文學說幾句話>
等直接論及民間文學特質的文章。
一九三二年七月留日學生所創設的刊物《福爾摩沙》成員們,不僅以文藝改革者自許,努力創造屬於台灣人的新文藝;
也提出了整理並研究大眾歌謠、傳說等鄉土藝術的主張。
不管是台灣島內或島外,不管是新文學或舊文學的創作者,在三○年代初其實已凝聚了重視民間文學的共識。
而將民間文學的采集推到最高潮的,則要屬一九三五年元旦,由《先發部隊》第二期改名的《第一線》所推出的台灣民間故事特輯。
該刊卷頭語由黃得時撰寫<
民間文學的認識>
一文,強調蒐集民間文學是當務之急,過去雖曾募集這方面的作品,但是大多屬於歌謠,有關民間故事的部份仍相當欠缺,因此在該誌特輯民間故事,收錄了廖毓文的<
頂下郊拼>
、黃瓊華的<
鶯哥庄的傳說>
、一騎的<
新莊陳化成>
下港許超英>
、一吼(周定山)的<
、沫兒的<
台南邱蒙舍>
等十五篇傳說和故事。
當時在文壇相當活躍的周定山也在這樣的需求下,發表了采錄自故鄉的傳奇人物「憨光義」的戲謔故事。
以上勾勒了民間文學采集在台灣文壇發展的概況,也指出了周定山與文壇重視民間文學思潮結合的情形。
我們還是要回到問題的原點,即在二○年初期重視民間文學風氣尚未蓬勃興起之前,何以周定山已開始進行采集民歌(情歌)的工作?
而他又為甚麼會以娼妓相關的歌謠,作為他主要的采集對象?
或許我們可以從他在《鄉土文藝初稿》手抄資料之後所貼的兩篇剪報文章,獲得某些訊息:
這兩篇文章是中國文人朱枕薪寫的<
娼妓文學一瞥>
再談娼妓文學>
(刊載時間及刊物不詳)。
這兩篇文章一開始即談到娼妓在整個世間是最不幸的人:
除去戰死沙場的糾糾武夫之外,就莫過於那些沉淪在賣淫制度下面的紅顏
青絲的弱女子。
她們對於尋花問柳的男子,即使心不歡也必強笑,酒不勝
也必強飲,身不快也必強陪,喉不爽也必強歌,她們過著這種非人的生活,
當是怎樣的痛苦與難受呵!
……中國今日這種無告的脂粉奴隸,在萬惡的
勾欄中暗自這樣呻吟哀泣的不知有幾千幾萬呢?
緣此,朱氏舉出了北京娼妓唱的<
嘆青樓>
、蘇州娼妓唱的<
煙妓嘆五更>
、南京娼妓唱的<
妓女自嘆>
等小曲;
又引到文人所寫的有關娼妓的文學作品,比如《金瓶梅》、《老殘遊記》,又有<
青樓竹枝詞>
及文人士子以煙脂情景為描寫對象的詩歌作品……在文章最後,朱氏寫道:
「我所謂『娼妓文學』是『關於娼妓的文學』,非『娼妓自己的文學』,我另外有一篇<
名妓之抒情詩>
,可當『娼妓自己的文學』讀」。
或許是這篇文章的刺激與提醒,使周定山有心進一步對「娼妓自己的文學」進行了解。
然而,朱氏所介紹的是身價高、待遇優渥的「名妓」;
周定山則能著眼於地位低下,且備受輕賤的「土娼」心聲的吐露,實在相當難得。
周定山之所以會從這樣的角度來采錄,或許與他出身貧寒家庭,遂能深刻地關懷低下階層有關。
根據周定山自傳性的文章<
三十年中之回顧>
以及追憶其父生平的<
先父行述>
兩文可知,他出身於清貧之家,父親周田智因天性善良敦厚,屢遭族人欺負。
祖先所留下之「瘠田破屋」皆被詐取攫奪殆盡,故常需告貸維生。
周定山自幼即諳知人生的黑暗面,認清人性的醜惡及世情的澆薄,為此養成了他傲岸悲鬱、嫉惡如仇的性格,同時對同樣遭遇困阨的窮民抱持著深厚的同情。
一九○八年周定山入公學校就讀,課後則至書房學習漢文,奠定了他往後漢文的基礎。
一九一二年因家貧父病,周定山只好輟學,改至木工廠學習工藝,不料在工廠受盡東家的欺凌,使他益加堅信:
「裝尊貴氣質之人,盡人類之壞種……困迫顛連之中,使我起一種社會毅決反抗之精神」(三十年之回顧)。
一九一四年因心力交瘁無法勞動,遂遭東家以「蠢魯工劣」之名將他解聘。
纏綿病榻半年之後,周定山決心棄工從商,轉入茲發陶器工作,夜間則至書房繼續就讀。
因為他思想獨特,別具見解,屢屢得罪塾師而遭怒斥,周氏因而自思:
學術思想必能適應現代社會生活以為鵠(的),謀人類進化之幸福,此實無
庸諱言者也……吾鄉先輩,匪特不能伸展以光輝之,又從而壓抑焉。
藝術
之宮為少數人所盤據。
文學之天國盡行佔為殖民地。
貧困農民之弱者。
悉
唾擲於藝苑之外……噫!
文學豈少數人之專有物耶?
若然,此階級貴族文
學,當悉數而焚毀之,以絕剝削無產者之武器……
這一年周定山十七歲,我們從他當時的體悟,已約略可以了解他整個人生思考的取向,是以無產者為主體,關懷受壓迫、被剝削的弱勢族群,而對擁有金錢、勢力者可謂深惡痛絕。
一九一九年原來任職的陶器商因日金跌價而倒閉,周定山只好前往台北謀生,經友人介紹入布莊為學徒。
耿直狷介的他對商人的狡獪多詐極為不滿,因此諸多事務無法與東家配合,最後只好典衣販履,返回故鄉。
台北之行,使他對奢靡的豪富生活了解得更多,也因此抱持了更強烈的反感。
一九二四年周定山因漢學涵養深厚,見賞於花壇李家,遂應聘前往擔任教職,從此始棄商就儒,生活也因此稍有轉機。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就是周定山采集上述民歌之年。
在此之前,周定山已充分了悟文學不應該是少數豪貴的專有物,貧困農工之弱者的聲音,應該受到重視;
他們的感情生活,他們的心靈世界,也應該加以呈現,以引發同為弱者的共鳴。
而在弱者之中,女性為其中之尤弱者;
女性之中,又以娼妓為最弱者,尤其是娼妓中的土娼,被稱為「乞食婆」,其處境實非人情所能堪。
這可能是為甚麼周定山會以這些弱者中之尤弱者抒發心聲的民歌,作為采錄對象的緣故。
然而,在此又涉及一問題即:
周定山如何采錄這些歌謠?
從目前所留存的文獻看來,周定山並不曾對此做任何說明。
因此,只能透過側面資料來進行了解。
據屏東詩人蕭永東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發表在《三六九小報》的<
消夏歪詩話>
一文所云,或許可以類推周氏的狀況:
秦樓楚館我也常常出出入入,妓女閒時,有常長唱國風給我聽。
從前因為
無機關紙可利用,及本報創始,我就想卜利用。
於未實行之時,已有<
黛
山樵唱>
出現,我喜出望外,每期讀著國風,不止爽快……
蕭氏後來陸續以「古圓」的筆名發表了多首從妓女采錄的民歌,或稱<
消夏小唱>
、或稱<
迎秋小唱>
消寒小唱>
迎春小唱>
……可謂豐富異常。
在此,又有一疑問即:
數量如此多的民歌,難道妓女常可得閒,來提供詩人們做「田野調查」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
為了讓業務繁忙的妓女提供來自民間最底層的聲音,文人可謂煞費心思。
蕭永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三六九小報》一五一期<
秋鳴館苦笑錄>
的專欄裡發表一篇<
想著就錄>
的文章裡,道盡了采錄的辛勞:
一到花街柳巷,不是飲酒就是狎嫖或是徵歌乃是定例。
唯我因為要采俗謠
而來者,姑不將(筆者案:
即「不得不」之意)相機會的便宜,必求鶯聲燕
語,發出本地的歌謠,他等方肯信口念出。
若豫先說明來意,他等就各假
細膩假惺惺,不肯吐露一句。
而且,那是擺擺(案:
「若是每一次」)一樣要
求,他等又起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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