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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在古代，酒被称为天之美禄和百药之长，更有无酒不成礼之说，表明酒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酒业与酒文化做了许多研究，而清末民国时期酒业对于当今酒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本文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考察民国时期的酿酒业的地理分布，揭示民国时期酿酒业发展的内在原因，加深对我国酿酒业分布特征的规律性认识，以此来为现代酿酒工业的发展布局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民国时期酿酒工业的分布格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

在这一期间，我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掠夺中国市场与资源，国内军阀战争频繁。

国民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

治，既奖励发展实业，又征收重税，以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民国时期的酿酒业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发展进步的。

民国时期北方盛行烧酒，南方盛行黄酒。

据民国《华阴县续志》记载：

“黄酒之名，其类最多，各省异制，而烧酒则合南北如一辙。

但南人之性喜饮黄酒者多，而北人之性喜饮烧酒者十之七八，非特其风土然也。

南方之黄酒，以稻为之，家家可酿，而烧酒则沽之酒肆。

北方之黄酒，以谷为之，烧酒以杂粮为之，二者皆取资于酒肆。

然黄酒惟城市镇店始有，而烧酒则凡有村落之处，即有开造之家，其沽之也甚便。

南方之黄酒其味醇厚，盛暑不坏；

而北方之黄酒其味单薄，天气稍热，经宿则变，唯烧酒则为日愈多愈感醇酽，其蓄也独能耐久沽之既便。

”[1]当时南方地区的黄酒，家家可酿；

北方的黄酒则不如南方，但是烧酒业十分繁荣。

但是由于军阀混战，税收繁重，酿酒工业的发展极不稳定，以民国初年

第33卷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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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酿酒户数与产酒量为例：

民国元年有80252户，民国四年达到147144户，民国九年下降到23079户。

与此同时，全国黄酒在民国三年达到259577402斤，烧酒在民国六年达到1045068295斤，民国九年全国仅产黄酒63385071斤，烧酒398352489斤[2]。

各省份所产酒量占全国比例，也是极不稳定的。

如民国元年江苏黄酒产量30388158斤，烧酒35608138斤，但是由于二次革命的影响，民国三年仅产黄酒876200斤，烧酒1134790斤[3]，民国九年，黄酒产量又达到44284175斤，烧酒达到252642178斤[4]。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1930年中原大战，政局相对稳定，酿酒工业也有所发展。

笔者根据民国二十二年财政部统计的征收公卖费税省份土酒种类年产量及税额表[5]，制定民国各省酒产量分布表，如表1：

表1民国二十二年各省酒产量表单位（万石）省别白酒

黄酒

果酒

省别

白酒

黄酒果酒

河北300.51江西16.672湖南

526.875浙江

7.408104.86山西湖北7.413.3陕西3.90.24云南0.094.75甘肃0.050.1热河1010

广西察哈尔3.40.30

广东

25.9安徽

11.2江苏5054.2福建15.37山东148.5绥远1.03河南4.550.09

总计189.85284.1154.94

（根据民国22年财政部材料整理，其中把高粱酒、土烧酒、土酒、糟烧、白绍酒、汾酒等整理为白酒；

把黄酒、酩酼酒、蜜酒、黄色土酒、绍兴酒、仿绍酒、麦酒、米酒整理为黄酒；

果酒、色酒整理为果酒，绘制成以上的表格。

）

根据表1统计，各省白酒产量以江苏50万石最多，其次为河北30万石、江西16.67万石、福建15.37万石、山东14万石，名列前茅。

湖南、湖北地区白酒产量比民国元年有所下降[2]。

黄酒的主要产区在浙江，产量104.86万石，占全国总产量的36.68%。

其次是江苏、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山西等地，而作为清末北方黄酒生产大省的河北地区[2]，经过战争的破坏和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黄酒产量仅有0.51万石，占全国总产量的0.17%。

在果酒方面，广东、山西、广西的果酒产量据全国前三位。

当然这次统计并不全面，如四川地区由于军阀混战，连年没有向统计局呈报统计数据；

东三省被日本占领，因此，在表格中没有表示出来，但从民国初年九次大规模的农商调查的数据来看，东三省每省每年产酒量应该不会低于山东地区的产量。

二、民国时期新兴酿酒业的地理分布

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为了满足外国侨民的饮用需要，大量的西方葡萄酒和啤酒开始进入我国市场。

但是随着外国人和中国饮用人群的增加，靠进口来满足消费，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开放城市建立酿酒公司成为历史必然。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

此后，我国各大城市陆续出现几家葡萄酒厂，但大部分是外国人创办的。

如1910年法国天主教会在北京创立了上义葡萄酒厂，1931年德国人在青岛建立了葡萄酒厂（1936年改为美口酒厂），1938年日本人水下溪司创建的通化葡萄酒公司（1941年改名为通化葡萄酒株式会社）等。

但也有部分小型的葡萄酒厂是中国人建立的，如1921年张治平在山西省清源县建立的葡萄酒厂，1937年吉林省新站创建长白山葡萄酒厂，1939年耿寿波先生在北京新街口北创立了中国大喜葡萄酒公司等。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我国葡萄酒厂遭受严重的打击，到1949年我国仅剩六家葡萄酒厂。

1900年俄国商人乌鲁布列夫斯基在哈尔滨创立了乌鲁布列夫斯基啤酒厂，从此揭开了中国啤酒工业发展的序幕。

此后，1901年俄国人和德国人联合在哈尔滨创办“哈盖迈耶尔一柳切尔曼”啤酒厂，1903年捷克人在哈尔滨建立“东巴伐利亚”啤酒厂，1903年，英德商人合资在青岛建立了

英德酿酒有限公司（青岛啤酒厂的前身）

，1910年挪威人在上海创办的斯堪的纳维亚啤酒厂。

前期的啤酒厂多是外商所建，

直到1914年哈尔滨建立的五洲啤酒汽水厂和1915年在北京建立的双合盛汽水啤酒厂，才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早的啤酒企业。

随后天津的醒狮啤酒公司、无锡的惠泉啤酒厂、烟台的醴泉啤酒厂、广州的五羊啤酒厂、沈阳的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等啤酒厂纷纷建立，截止到1937年，我国啤酒厂已经达到二十多家，但是啤酒生产技术均被外国技师掌握，原料也均为外国进口。

此外，日本清酒工业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发展迅速。

1910年铃鹿辨三郎在大连试酿日本式清酒，揭开了日本酒酿造业在东三省的序幕。

1916年大江惟贤在抚顺开始酿造，1925年关东州造酒合作社成立，到1936年在东三省建立的日本清酒厂已经达到30余家，而这些酿酒厂基本上都采用工业化生产模式。

在国内外新式酿酒工业的刺激下，我国烧酒业也开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酿酒企业，如上海的昆仑酿酒公司、中国酿酒公司、大和造酒厂，汉口的康成造酒厂、协康汾酒厂，济南的常绍酿酒公司，齐齐哈尔的惠通造酒公司、元泰造酒公司，大连的双兴泉烧锅，鞍山的荣茂海烧酒工场，辽阳的兴茂海烧锅，汾阳的晋裕汾酒公司，清源的新记益华酿酒厂，南京的华丰裕酒厂和济丰酒厂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新型的酿酒厂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三省。

这种酿酒业区域分布状况，为建国后东部沿海啤酒、葡萄酒等新型酿酒工业长期领先于西部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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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时期名酒的地理分布

我国在1937年以前，为了发展国货、促进实业的发展，先后举办了大约250余次的国货展览会[6]，其中全国性质的有四次，即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的全国国货展览、1928年工商部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也组织参加了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在这些实业展览会和博览会上，有许多的酿酒公司或作坊携带自己的产品参加，评选出了当时全国的部分名酒。

笔者并根据南洋劝业会[7]、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8]、西湖博览会[9]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0]的获奖名单如表2所示（包括青岛啤酒在1906年慕尼黑国际啤酒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1]）

。

表2民国名酒奖牌统计表单位（枚）

省别奖牌数省别奖牌数省别奖牌数江苏61山西6京兆1浙江45河南4贵州1广东34湖北4热河1

直隶12四川4察哈尔1山东11江西3黑龙江0安徽10吉林2湖南0福建9陕西2甘肃0奉天6

云南

2

新疆

总计

219

从各省份获奖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名酒主要

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在四次展览会上获得了61枚奖牌，占奖牌总数的27.8%，位居排行榜中的第一位；

浙江得到45枚奖牌，占总数的20.5%，位居第二位；

广东获得34枚奖牌，占总数的15.5%，居于第三位。

江苏、浙江和广东获得的奖牌数占总数的63%，可见东南沿海地区仍然延续了清代名酒中心的地位。

另外，明清以来形成的大运河经济带，也是名酒辈出的地区，如杭州的马卣侪酒、鉴湖名酒、白玫瑰露酒；

绍兴的陈绍兴酒、方柏鹿酒、周清酒；

苏州地区的黄酒；

无锡的兹发祥酒；

江阴地区的茄皮酒、玫瑰酒；

淮安地区的高粱酒、金波酒、玫瑰露；

镇江地区的滴花乾酒；

宿迁的高粱酒；

济宁地区的兰陵美酒、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金波酒；

天津地区的的啤酒、露酒、葡萄酒；

北京地区的葡萄酒、苹果酒等运河沿岸的名酒纷纷在各种博览会中脱颖而出。

至于其他东南沿海地区名酒也层出不穷，如上海地区白橄榄活血酒、清凉白荷酒、洋河高粱代代花酒、佛手露、铁精牛肉酒、红色補酒、白玫瑰酒；

广州地区的白葡萄酒、青梅酒、橙花酒、柠檬酒、雪梨酒、归圆杞菊酒、西藏菩提酒、藏久三蒸酒、鲜橙花露酒、核味青梅酒、北芪南枣酒、毛鸡酒、菩提子酒、橙花露酒、真黑耘酒、双蒸酒、红提子酒、白糯酒；

番禺地区的蛤蚧酒、肉冰烧菩提酒、青梅酒；

佛山地区的双蒸酒、菩提酒、杏子酒、甘蔗酒、三蒸

酒、四蒸酒；

南京地区的高粱酒；

六合的木瓜酒；

昆山地区的白玫瑰酒、三套露酒；

如皋地区的史国公酒、五茄皮酒；

福州地区的周公百岁酒；

厦门地区的香橙酒、史国公酒；

莆田地区的荔枝酒等等。

而其他地区的名酒则相对较少。

除山西汾酒比较出名外，西部地区的特色名酒如凤翔地区的凤翔烧酒、茅台地区的回沙茅酒等，也进入全国性名酒的行列之中。

图1民国新酒厂分布图

四、民国各地酿酒业的发展

在我国，由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信仰、经济等条件的不同，酿酒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酒业产区，其中又以绍兴、汾阳、凤翔、洋河、茅台等产区最为著名。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大都处在地理条件较好、交通便利、酿酒历史悠久的地区。

绍兴地区：

“浙以产酒甲全国”[12]，“除昌化一县外，其余七十四县，无不出产”[13]。

其中尤以绍兴地区所产最为出名，这是得鉴湖天赋水质的帮助，而又以“青田湖为最优美，故各处酿户，都来装运水，用以酿酒”[14]，

“绍兴”后来便成为中国黄酒的代名词。

民国初期，绍兴全县大小酒户共有1800余家，年产10800余缸，价值4000余万，为我国黄酒最为集中之地[14]。

“现时各县制酒之多，首推绍属之绍萧两县，次为杭属，再次为宁属嘉属温属衢属。

绍兴产酒地点，可分城区、东浦、阮社、柯桥、钱清、安昌、皋埠、东关八区。

”[13]黄酒的品种更是繁多，主要分为在本地销售的“本庄”黄酒和销往外地的“路庄”黄酒两种类型。

在本地销售的有醽醁、翠涛、百花酒、梨花春、酒汗、善酿酒、夹酒、三重酒、远年、陈绍、女儿酒等等；

销售外地的有加大、行使、放样、京庄等，此外还有彩绘其罍曰花雕者。

绍兴地区“所产的酒，除一小部分在本地贩卖外，大都运销杭州、上海、宁波等处，转运于长江、珠江、黄河各流域，东北各地也有输入，即远在南洋、新加坡、印度等埠，也销流不少”[14]。

可见民国时期绍兴酒业继续兴盛。

但由于“其制造方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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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制，所用器械，亦全未改良”，而“日政府，又在东三省筹设小规模的酿酒厂，以抵制我货的输入”[14]，故导致绍兴黄酒在东北市场逐渐衰退。

日本侵华时，绍兴黄酒更是深受打击，无论是产区还是市场，都仅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

汾阳地区：

山西产酒，素负盛名。

民国年间山西酿酒厂家以及较大作坊计有474家，资本825424元，全年酒产量总计975490余斤，可见当时汾酒之繁荣景象。

山西酒的种类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是汾酒、潞酒。

“潞酒产于潞城、长治一带，以其酿造方法不知改进，近年逐渐衰弱。

”但是汾酒依然非常出名。

汾酒的名称，以太原西南汾州府下的汾阳为产地而得名，其中又“以产于汾阳县杏花村者为最佳”[15]，1936年编写的《山西造产年鉴》中记载：

“汾阳杏花村义泉泳酿酒厂，”“惟此厂之所以能递传至今，实因厂中之井水，最宜酿酒故也。

迨民国元年，经将此厂酿制之酒，陈列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比赛，获得一等金质奖章。

”[16]“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

”[17]汾酒与南方绍兴产的绍兴酒并称，为中国酒界的代表。

因此，“汾酒销路甚广，除在本省销售外，遍销华北各大商埠都会，晚近京畿一带，汾酒亦占有相当的地位”[15,p406-412]。

凤翔地区：

陕西省以凤翔、歧山、宝鸡等地区所产的酒最为醇馥，甚至与山西汾酒不相上下。

“岐山以酒著名，向有酒坊十四五家”，“凤翔出产凤酒，酒坊二十六家”[18]。

其中又以凤翔所产的酒最为出名，《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中说：

“凤翔以产酒闻名全国，有较大制酒厂三家。

”[19]虽然多为较小的酿酒作坊，但是每年的产量依然非常巨大，能达到数百万斤。

凤翔酒的销售市场也非常广阔。

据《支那省别全志•陕西》记载，自古以来，凤翔县产烧酒特别著名，到处都有贩卖所谓西凤酒者，即便是在上海也可以看得到西凤酒与山西汾酒。

规模大者十几人到数十人不等，一般资本在七八千两左右，也有上万两的。

贩卖的区域，东到岐山、扶风、武功等地，经过三原、西安等，大量的输出；

北方到甘肃等地，南到汉中、四川，沿江贩卖全中国[20]。

茅台地区：

“在黔省最著名者为仁怀县之茅台酒，此酒产于仁怀县属茅台村，故名，为全省酒类之冠。

此酒酿不用药，香气馥郁。

”[21]茅台酒是满清咸丰以前一位山西盐商初创，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改良酿造而成。

“民国四年世界物品展览会，荣和烧房送酒展览，得有二等奖状奖章；

民国二十四年西南各省物品展览会，成义酒房又得特等奖状奖章。

自是茅台之酒，驰名中外，销路大有与年俱增之势。

于是垂涎此种厚利，羡慕此项美名，继而倡导，设厂仿造者大有人在，所谓遵义集义茅酒、川南古蔺县属之二郎滩茅酒、贵阳泰和庄、荣昌等酒，均系仿茅台酒之制法，亦称曰茅台酒。

”[22]该酒的销售路线大概有四条：

一条是运到贵阳、遵义两地销售；

第二条是通过贵州运到两广地区销售；

第三条是通过遵义转运到四川地区；

第四条是由赤水河直接销售到四川或者重庆以及其他长江流域地区[23:

22,pL24]。

泸州与绵竹地区：

民国时期四川地区酒业发达的地区是泸州和绵州地区。

泸州是四川省主要的产酒地，据《支那省别全志》中介绍，当时最出名的温永盛酒厂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此外百年以上的老店还有天成生、协泰祥等十余家，其他酒家百余家。

泸州生产的酒以大曲酒最为出名，这种大曲酒是由小麦、高粱、玉蜀黍等杂粮，在特别的“穴藏”（即泥窖）中酿造而成的。

酒味的优劣主要靠“穴藏”的年代，年代越古老的”穴藏”酿出的酒越醇厚，新的“穴藏”酿出的酒则无味。

绵竹也是当时四川地区著名的酒产地，最有名的是大曲酒、双料酒以及地窖醒色。

该酒主要有两条销路，一条是运送到成都以及周边地区销售；

另外一条是运送到川北地区经行销售[24]。

洋河地区：

民国时期，江苏酿酒业非常发达，其中江北多为大曲所酿造的大曲酒，以洋河镇最为出名。

《中国实业志•江苏》中记载：

“洋河大曲行销于大江南北者，已垂二百余年。

厥后渐次推展，凡在泗阳城内所产之白酒，亦以洋河大曲名之。

今则‘洋河’二字，已成白酒之代名词，亦犹黄酒之称‘绍兴’。

”[25]1929年出版的《烟酒税史》云：

苏北烧酒“沿内河抵浙皖，或沿江至皖赣鄂等省销售者巨，统名苏烧。

”[12,p4]1935年出版的《高粱酒》中亦云：

“江北之徐沛洋河，出售外省者尤巨。

”[5,p45]

此外，牛庄地区、天津地区、山东地区的高粱酒也“久已著问于世，惜其制法，率多代相传受，秘不告人；

千余年来，漫无改革。

各国酿造品，乘机输入，年达千万。

北方之高粱酒，因日本满铁中央试验所，采用新法，设厂制造，售价甚低，不能与其竞争，各糟坊相率倒闭”[26]。

可见在民国时期，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酒业遭到了激烈的冲击，而西部地区的传统酒业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一时未能达到，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小结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我国酿酒工业的地理分布有以下几个特征：

民国时期，白酒产量格局呈现北多南少，东多西少，黄酒产量则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一带，这种地理格局已经与现代基本相同；

我国的啤酒和近代葡萄酒产业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因此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大城市，这就造成了东部地区啤酒及葡萄酒技术以及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先于西部地区；

民国时期我国名酒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而西部地区的名酒则相对较少。

这与当代名酒集中在川贵地区的现状是不相符的，主要与建国后西部地区酿酒技术的进步以及酒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时期我国几个特色地域酿酒产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由于酿酒技术交流频繁以及外来酒业的竞争，逐渐失去了传统地域上的特色酿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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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无论是酒类产量重心还是名酒数量以及酿酒技术的中心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啤酒和葡萄酒的涌入，以及东部地区战争的破坏，东部地区传统酿酒业遭受到严重的摧残，而西部地区的传统酿酒业则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建国后酿酒业地理格局的变化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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