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网络虚拟形象自我建构机制分析1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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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镜中我”的概念。
他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
这与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是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研究,而“镜中我”是作为人际传播研究。
库利的“镜中我”的思想是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奠基性思想,某种程度上讲是人的一种认知能力,即个人意识层面的社会化过程。
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这种认知能力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自我认定的指导意义。
在个人微信的建构中,微信作者通常建立的是一个被他人认可的“镜中我”的形象。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人际传播将会更加广泛,人与人之间会产生更多的交流,甚至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前提是我们有思想文化的的共同点,有着共同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微信主页又为寻求这种共同点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与平台,这便是“镜中我”的又一深层表现形式。
因此在微信建构中,微信写作者更加注重自己的文化思想内涵,努力使自己呈现在微信中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赢得更多人更大范围认可的人。
2.1.2社会认同理论
作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认同这一概念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被探讨,从柏拉图、笛卡尔、库利、米德、弗洛伊德到哈贝马斯、吉登斯、布尔迪厄、霍尔,各个领域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我是谁”、“我们是谁”等人类自身最为基本的认同问题。
而认同理论与角色理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并且“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发展出自我认同感,以及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因此,一个人无论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还是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满足不同的角色期待,其实质都是为了寻求一种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或是得到所在群体和社会的身份认同。
2.2研究综述
每天打开朋友圈,不论我们自己生成内容、转发分享,还是看着别人的各种“晒”,我们不经意间的一个点赞,抑或评论,我们都要以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进入我们自己所构造的朋友圈进行角色扮演,这种饰演或喜或悲,或真或假,或持久或短暂。
这在无意中就形成了一种形象与真我的同时在场,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相对封闭圈层中的自我形象。
我们的微信用户,通过个人发表文字、图片、文章、视频等内容而综合体现在社交网络上的一种虚拟网络形象,它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的是个人的身份、爱好、倾向、外貌、职业、位置、活动等信息。
鉴于微信朋友圈的流行程度和传播特性,以及其丰富的用户体验功能,我们新闻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剖析和理解。
以期能较为全面的对这种不断演进的这种虚拟网络形象做出解释,找出它所表现的发展规律。
在以往研究中,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对于这种所构建的网络虚拟形象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符号互动——情境中心”理论范式延展提供了一种视角
符号互动论,或者叫象征互动论,这一理论侧重于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或者社会交往环境来研究人类群体生的社会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现象。
这个理论要论其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哲学家就认为想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间的沟通、风俗习惯和模仿上。
这一理论的最早提出并运用者是美国的著名社学家米德,他认为事物对于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倾向于事物本身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車纯的去看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和功用。
而这种事物本身对个体的象征意义的实现,正式通过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过程来实现。
符号互动论者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方法论,偏爱参与观察、生活史研究、人种史、不透明的被脉络化了的互动片断或行为标本等方法,强调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固定的、静止的、结构的属性;
必须研究真实的社会情境,而不是通过运用实验设计或调查研究来构成人造情境。
这样,“情境”一次就显得颇为重要。
一定的社会情境也具有符号的意义。
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于是人们把婚姻的场合布置得红火热烈。
认为“8和6”就是吉祥的数字,于是这种数也经常容易被提及。
组织中的成员遇到负责人在场且凝重的场面,他会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人们的经验中这种场合代表了特殊的意义。
在符号互动论那里,情境是指人们在行动之前所面对的情况或场景,包括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角色关系、人的行为、时间、地点和具体场合等。
因为人们可以将上述因素进行组合以表达自己的意义。
实际上,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确切地表示出其意义。
同样,人们只有将符号视为一个系统,或者在一定背景下去理解符号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涵义。
比如,打了人耳光这一动作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意义会有不同,甚至意义完全相反。
于是,解释情境对于理解人的行为和进行互动就十分重要。
托马斯认为,人们在自觉的行动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阶段,即要对他所面对的情景做出解释,赋予这一既定情境以意义,他称此为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
托马斯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
在这里,主观的含义包括他把哪些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和怎样去解释它们。
当然,所谓主观解释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实际上一个人对情境的解释是他以往社会化成果的反映。
在微信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被赋予符号表达意义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图片、语音,也可以是表情、朋友圈。
但是这些符号载体,只有通过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才能实现其意义。
如果说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可以被看做是舞台上的戏剧表演的话,那么微信则可以称为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的角色扮演。
因此,在“符号互动—情景中心”理论的关照下,“镜中我”、“主我与客我”、“角色”扮演、“印象管理”等概念被引进。
《微信新型交往文化与营销策略分析》一文中就对其有所论述,值得在本文研究中学习。
2.2.2“角色”真相的探寻
“角色”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一个经常被研究者所采用的概念。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讨论了H种类型社会角色。
他说,第一类社会角色是作为隶属或者"
作为"
(即群体身份)的角色;
第二类是转变或者"
成为"
(社会化)的角色;
第H类是权力(等级)的角色。
这H种角色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群进行了初步的划分,但这种划分并不是完全的绝对,在日常生活中,这王种类型的角色时常会互相重叠交叉。
每个人可能同时具有这H种角色的职能,在被纳入不同群体之时可能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化阶段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当然,在提及角色概念时,一般情况下“拟据理论”、“印象管理”、“印象监控”、“形象整饰”、“角色设定”、“投射心理”都会同时在场。
在《作为场景的社交媒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大合工京东派福利社群”微信群的个案考察》研究中,作者认为,微信作为建构了一种可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实现了个体之间的连接,形成了一种新的在场方式,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时空共在感"
。
这种微信建构的移动场景颠覆了传统媒介场景,对个体的思维范式、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
破坏"
了人们长期来形成的行为习惯,并让个体在接受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行为习惯,通过重复的实践过程,形成一种"
行为仪式感"
微信等新的应用场景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信息系统内部出现了新一轮的重组,而个体为了适应新的场景必须对个体角色进行"
动态化调整"
在《社交网络改变世界》一书中,作者认为个人在虚拟社区中呈现出多个自我,这些身份不仅具有虚假成分,而且与现实身份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ErikQualraan所写的《颠覆:
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书中认为在社会化媒体之下信息传播变得透明、迅速,因而现实社会中同时保持那些多重的、分裂的、虚伪的人格的情况将会消失,正如前文所提到的《Facebook效应》一书中所说的“你只有一种身份”。
就国内而言,邓建国的《强大的弱连接——中国Web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一书中,作者同样运用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并运用其社会表演中“前台”和“后台”的概念来说明在Web2.0时代,网民称为表演者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相较之下,在期刊论文方面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屈勇所写的《电子网络空间中陌生人互动现象探析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东南传播》2011年第3期)一文就是从角色角度出发,分别从社会地位、社会期望和角色行为三个方面对网络中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进行解释。
另一篇来自南京大学江爱栋所写的的硕士毕业论文《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及其策略的影响因素》则是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印象管理”、“印象监控”等概念着手,探讨社交网络中自我呈现的方式和策略以及影响自我呈现的因素。
2.2.3“镜中我”和“主我与客我”理论的互相关照应用
“镜中我”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库利的“镜中我”的思想是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奠基性思想,某种程度上讲是人的一种认知能力,即个人意识层面的社会化过程。
相较“镜中我”理论,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在所要表达的意思上与其同具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是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研究,而“镜中我”是人际传播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在个人微信的自我形象建构中,微信作者通常建立的是一个被他人认可的“镜中我”的形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主我与客我”的同时存在,抑或单独在场。
《微信新型交往文化与营销策略分析》中,这两种理论的互相关照都有所集中的体现。
2.3小结
综上,通过已有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关于网络虚拟现象的相关研究难以摆脱“符号互动——情境中心”理论这个大视角范围,但是这些已有研究中也正是因为这个视角过大,有些时候反而过于狭窄,存在分析不够到位、解释不够透彻、论述层次不够深刻等种种局限。
故此,在《微信朋友圈网络虚拟形象自我建构机制分析》中,我们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站在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视角。
在个人微信的建构中,微信作者通常建立的是一个被他人认可的“镜中我”的形象,但如何在当下复杂的人际传播、思想文化交流中,探寻深层次的“镜中我”值得探究。
二是让“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介入。
“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该概念指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后期发展中又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
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
认同这一概念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各个社会学家所探讨,其中“我是谁“、“我们是谁”等人类自身最为基本的认同问题。
而认同理论与角色理论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
因此,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去找寻微信所表现出的网络虚拟现象,其表面是探寻一个稳定社会结构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期待,其实质则是一种人生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定位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可观性。
2.4研究问题
1、用户在朋友圈中对自我角色的构建与其社交关系有关,针对不同人群,用户会构建不同形象。
2、用户在朋友圈中对自我角色的构建与其兴趣有关,用户的自我表达与展现更集中于自身兴趣层面。
3、微信用户出于形象整饰、角色设定、投射心理几个原因对自己角色进行展现与建构。
4、文化水平与朋友圈内容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6、不同文化水平对自我形象建构的主动性意识不同,文化水平越高,网络形象越接近真实形象。
7、微信好友越多的用户更注重自己朋友圈虚拟形象的良性建构。
8、微信社交关系中,陌生好友比例较多
6、网络形象是现实形象的理想化延伸。
7、网络形象构建与原创内容、分享的公众号链接、微信名称、个性签名、头像、朋友圈内容的互动评论等有关。
三、问卷调查及数据的测量
3.1数据搜集
在问卷星平台回收预调查样本问卷103份后,为保证正式调查的样本回收量,特设置了较长的回收时间。
从2015年3月1日到2015年3月15日,在问卷星平台回收正式调查问卷251份。
经对回收问卷填答情况的检验,没有发现填答不完整或雷同等问题问卷,但剔除未使用过微信朋友圈的样本用户20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31份,有效问卷数量符合统计分析对于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3.2描述统计量
通过使用spss软件分析研究中量表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前,须考察观测变量的偏度与峰度,以确定各研究变量的正态分布情况,在此我们仅就对微信朋友圈所转发的内容进行数据分析,因为朋友圈转发的内容说明自我对内容的认可,只有认可了才会去转发,所以更能体现网络虚拟自我形象。
表格1预研究中各变量观测指标的描述统计量(N=94)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峰度值
偏度值
生活实用类信息
1.00
7.00
4.6298
1.38283
1.912
.436
-.532
人生哲理分享
4.1436
1.43660
2.064
.092
-.456
关于新闻、时评政论等内容
4.5984
1.49291
2.229
.107
-.723
能体现自己文化修养的内容
4.4255
1.49068
2.222
.123
-.702
能体现自己专业能力的内容
4.1149
1.36547
1.865
.025
-.271
兴趣爱好
4.8660
1.52609
2.329
.209
-.729
广告宣传类
4.2092
1.52183
2.316
-.179
-.334
笑话、音乐等娱乐性内容
4.4170
1.41654
2.007
-.266
-.390
生活心情的表达
4.3582
1.28983
1.664
.826
-.641
分享能体现自己品味和经济实力的商品及生活方式
4.4397
1.53510
2.357
-.2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各观测变量的偏度值介于-0.729到-0.215之间,其绝对值小于3;
峰度值介于-0.390到0.826之间,其绝对值小于10。
因此,观测变量的偏度值与峰度值不大。
3.3信度分析
在对量表的信度检测中,常使用Cronbach为系数进行检定。
一般来看,Cronbach系数达0.9时,量表具有非常高的信度水平,Cronbach系数达处于0.8以上时,则认为量表有着很好的信度。
在此将通过SPSS统计软件的信度分析来衡量预调查问卷中各量表内观测变量间的一致性程度,所得到的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值,如下表。
表格2预研究中各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
问项数
Cronbach系数
Cronbach系数参考值
5
0.927
≥0.80
4
0.931
0.967
6
0.942
0.961
3
0.937
0.949
0.914
0.948
0.905
通过对包括分解因素在内的研究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发现,各研究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的信度水平非常高,Cronbach系数都达到0.9以上,说明预调查问卷在测量上的可靠性。
3.4效度分析
量表的效度检验一般涉及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和建构效度三个方面。
考虑到对预研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均采用经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检验应用过的成熟量表,对于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自行开发的认同性需求中影响力和社交性需求的归属感量表,以及对其他量表问项的细微修改,也是建立在前期对多位用户特别是拥有信息分享经验的重度微信朋友圈用户的深度访谈的探索性研究,详尽了解了用户需求心理和在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过程的感知情况的基础之上,同时征询了多位传播学领域专家意见,因此,可以认为预研究的相关变量量表有着较高的内容效度。
与此同时,本研究将通过因子分析来验证样本问卷数据的建构效度,对于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将根据基于SPSS软件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的分析结果来判定,根据通用的判断标准,在各问项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5的情况下,KMO大于或等于0.7时,就可合并同一变量中的问项进行因子分析;
如果KMO>
0.9,则表示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而Bart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水平需要在1%以下。
为检验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及符合建构效度,先对数据整体上的KMO值及Bartlett球体检验进行测量,其中研究相关自变量(信息性需求、认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和娱乐性需求)及因变量(主观规范、信息分享态度、信息分享意愿)的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格3研究相关自变量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927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111.844
df
561
sig
.000
表格4研究相关因变量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914
1475.035
91
由上表可知,研究假设相关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别总体KMO值都超过0.90,二者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都为0.000,说明各变量的不同问项之间相关性很强,对于后续进行因子分析非常适合。
3.5相关分析
为较好地反映多个变量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假设相关变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在对于变量进行统一整合后,我们根据变量所能满足的网络虚拟形象需求分类为信息性需求、娱乐性需求、认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主观规范、信息分享态度、信息分享意愿,具体数据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格5各变量需求相关性分析
信息性需求
娱乐性需求
认同性需求
社交性需求
主观规范
信息分享态度
信息分享意愿
1
.645
.578
.748
.587
.735
.833
.515
.618
.763
.727
.613
.666
.690
.771
.641
.742
.835
从表可得,显著性水平参考值设定为0.01的情况下,样本中的自变量信息性需求、娱乐性需求、认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与中介变量主观规范、信息分享态度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因变量信息分享意愿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部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高。
3.6分析结果
(1)使用与满足理论适用于微信朋友圈用户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
使用与满足理论源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用于探索用户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的需求满足度。
本文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构建的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意愿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系数和非常高的显著性水平。
这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实际生活中的情况。
使用与满足理论模型适用于微信朋友圈用户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
(2)认同性需求对微信朋友圈用户的信息分享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每个人都有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渴望在群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别人的认可和赞同。
认同性需求的满足度对微信朋友圈用户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路径系数为0.412,在其他三个变量中最高)。
这说明对于信息分享这一高度主观性的用户信息行为,更需要用户对自身进行信息传播价值的肯定即自我认同,以及来自他人对这一行为的肯定与正面评价、自己主观感受到的影响力。
因此,提升用户在微信朋友圈使用中的自我认同以及主观感受到的影响力能够促进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
但二者可能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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