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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现代化以来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并试图通过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将农村纳入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中来。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基层组织建设以外,国家政权建设还包括公民教育、民主政治建设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成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
杜赞奇认为,民国政权之所以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农村基层出现了严重的“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因为基层政权的内卷,使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变成了赤裸裸的剥夺与强制,从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1]。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核心是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及动员体系,尤其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人民公社不仅仅从农村提取资源用于中国现代事业的建设,而且有力地整合了农村社会内部的资源,并为农民提供了一套有力量的意识形态话语。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国家却仍然希望从农村提取资源用于现代事业的建设,结果在很短的时间,“三农”问题成为全国最大的问题,促使国家在2000年前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至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之前,20世纪90年代的三农问题就并不只是国家从农村提取过多的问题,而且有农村基层组织黑恶化,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难以维系的问题,比如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收取税费,而且发放各种补贴,粮价也有较大幅度上涨,农民实际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但由于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仍旧成问题。
最近几年,中央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比如电、路等),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伴随剧烈改变的运动,当前人财物不断从农村流出,农村基本秩序的维持不仅需要有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的介入。
人民公社从农村提取资源的成功是建立在较少的农村社会组织,相对一的传媒,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频繁的政治运动基础上的。
当前的农村社会,农民流动规模极其巨大,各种复杂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渗透进入农村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他们的消费欲望增加得更快。
农民温饱解决了,但他们感到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更边缘化了。
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了,相对生活水平却下降了,等等。
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国家不只是要向农村输入资源,而且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将资源有效地分配下去,以让资源最有效地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前农村正处于快速变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状态,农村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会遇到各种不期而至的风险。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灵活性同时又具有强大能力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风险或危机。
如果依农村社会的状况,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晚清启动现代化以来至建国前。
这一阶段,国家试图加深对农村社会的提取,但国家无力重组农村基层社会,农村基层社会因为国家过多的提取而渐趋无序,最终,农村社会的无序构成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挑战。
二是建国以来至分田到户前,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
这一阶段国家借革命的力量,彻底重组了农村基层社会,国家不仅从农村提取了大量资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农村社会,农村充当了中国现代化强有力的大后方、稳定器和原始资本积累的提供者。
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国家强力控制农村基层社会,不仅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强力控制,而且从经济及组织上强力控制。
三是分田到户以来至现在,乃至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
这一阶段,国家不再强力控制农村基层社会,人民公社时期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乃至组织上对农村的强烈控制削弱了,解除了。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且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成分被取消,阶级斗争不再是正确的治理手段。
思想文化多元化,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对农村社会殖民,致使农村本身的文化边缘化。
农民不仅在文化上边缘化,而且在社会、政治上边缘化。
农村社会的内聚力极大地降低,农民越来越呈现为原子化的状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出现了农民职业的多元化,农村社会的分化,农村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化,农村社会整合难度更大。
市场化是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将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带回到农村,农村社会因为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带回大量资源,村庄变得更加繁荣。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地转移进入城镇,农村出现了人财物的绝对流出,在这个过程中,资源流出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能力,农村社会的无序化加剧。
而分田到户以来的农村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分界点是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前,国家仍然试图沿着人民公社时期的经验从农村提取资源,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民负担的根本问题不只是在于其重,而且表明,离开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体系,国家很难找到与农民进行交易的有效手段,其中治理“钉子户”的难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①。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了(因为也提取不了资源了),且国家转而向农村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启动了庞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
国家资源的注入对于保持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国家资源的投入也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来接应。
取消农业税前,农村基层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中的至少一项合理费用是共同生产费,因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共同生产的支出项目,离开了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村社会往往不能自动组织起来解决共同生产所面对的难题。
基层组织通过一定的行政强力介入农村共同生产事务中,就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的合作难题,降低了生产成本。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不再介入农村共同生产事务中,致使一些地方农民共同生产事务不再能得到有效解决,农民不得不以私人品来代替公共品,从而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生产成本[2]。
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在某些方面反而导致农民生产成本的增加,农民只少交了一点钱,却多受了很大的损失。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向农村注入大量资源,但是从治理角度看,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注入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
比如给农民的直接补贴,如粮补、种子补贴、农机补贴。
尤其是2007年开始在山东、河南等省试点的电器补贴。
如果自上而下的资源只是补到农户个人,是不能解决农村面临的严重公共品供给困难及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
国家可以撒胡椒面似地将补贴发给每个农户,却难以直接将外来资源用于重建及维系农村基层的秩序,尤其是提高集体行动的能力。
也就是说,分田到户以后,一直到取消农业税后,因为传统秩序的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城市文化的入侵(通过电视、媒体等),尤其是农村人财物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农村社会再次面临失序的问题。
没有稳定有序的农村,中国漫长且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不确定因素将进一步增多。
要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我们就要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村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国家一方面从农村提取,一方面要改造农村,一方面又要求农村稳定的复杂关系。
过去一百多年来,及今后数十年,农村人口都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农村稳定与否直接关涉中国的稳定与否。
不仅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中国农村不仅仅是自身有序,而且可以消减城市社会和中国现代化的不确定性压力,比如农村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为城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现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可能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周期对中国的严重影响而提供稳定器的作用,农村就不是中国现代化的负面因素而是正面力量。
中国史无前例的现代化之路必然会有艰难险阻,而庞大农村社会向城市的顺利过渡则是中国现代化成败与否的关键。
一个稳定的农村是中国应对现代化中可能出现各种危机的万应灵药。
而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必然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观念、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组织、信仰与价值等全方位的转变。
无论是国家政权建设,从农村抽取资源,重组农村基层社会,改变农民传统,重建现代性等,都需要在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进程中实现。
农村社会巨变包括很多方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关键恰不在于具体的某一项专门的变革上,而在于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都会变。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有能力来应对农村社会巨变的体制与体系。
总结一百多年来农村社会的变化,虽然不同时期农村社会面临着不同的任务,但农村社会都会有着无穷的任务。
不是某一项特殊的事务,而是由众多特殊事务所构成的一般性事务,成为了国家必须要正面应对农村社会的处境。
不同时期农村的具体事务会发生变化,国家应对农村社会的具体方式因此也会发生变化,这个进程中,国家要应对农村社会,国家要有强有力的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能力,却是不能变的。
国家必须以强有力的治理基层社会的能力之“不变”,来应对农村基层社会可能的“万变”。
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能力,大致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状况。
比如国家是否要从农村提取经济资源。
二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力。
三是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打交道的能力[3]。
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效,国家越来越有能力从经济上反哺农村了。
但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力却可能有所下降,或者说在当前农村社会人财物流出,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和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很难再借助单一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农村的秩序。
因此,国家借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就变得极其重要,或者说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基层组织过去以来一直重要,虽然个别时期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农村基层组织)。
当前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不再向农村收税了,因此也就不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了。
或者说,现在农村计划生育也好做了,税费也已经取消了,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种说法实在是大错,其错处有二。
一是将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极其关键的一般性功能(基础性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等同于完成特殊任务的组织。
农村基层组织的产生是应中国现代化长征的现代性彻底改变和改造农村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项一般性功能,而收税和计划生育只是两项特殊的任务。
二是以为农村社会只有几件特殊的事情需要处理,而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地改造、改变、利用农村社会的庞大工程,一项旧任务完成了,数项新任务又起来。
如果我们只看到一项又一项具体的任务,就必然要一项又一项具体地去应对,就必须在基层组织设置上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毛病。
不是因为要从农村社会提取资源,不是要重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以适应其现代性变迁),不是要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难题,不是要计划生育,不是要扶贫济困,不是要防止农村邪教的传播,不是要进行新农村建设,而是要利用、改变和改造农村,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来维系农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包括要逐一完成比以上各项事务多得多的具体任务,从而一般性地理解农村基层组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功能性责任(任务),而不是特殊地理解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理解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前提。
从具体任务的角度来理解农村基层组织,以为国家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就可以不管不顾农村基层社会,实在是对农村缺少理解②。
同时又轻视了“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这句话所包含的大智慧。
没有哪个国家与社会可以置其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与意愿不顾,而可以独自走向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强大的基础能力,具有足够灵活性,可以一般性地应对农村各种可能出现复杂事务的基层组织体系。
即使当前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也必须不只是将资源分配给单个的农民,而且要将资源集中给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一个强有力又足够灵活机动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
可惜的是,当前国家在取消农业税后,并没有认识到农村所存在的复杂情况,没有认识到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
国家将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完成特殊任务的机构来撤并裁减,其结果必然是,一旦(且一定)农村有了新的事务,国家就不得不再建立新的机构与组织体系来应对,从而必然是撤后再建。
一撤一建,不只是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也不好。
我们如何理解农村基层组织的一般性而非特殊性,也是本文的任务。
二、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能力与具体能力
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回应自上而下的作为规划的现代化的国家要求和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性质变迁的要求。
农村基层组织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主要连结点,这个连接点的状况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
近代以来的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此外还有区域性的差异),且国家在不同时期安排了不同的基层组织制度。
当国家任务、乡村社会性质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之间协调时,基层组织就可以有效地一头挑国家,一头担乡村,从而成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有力连结点。
若三者出现错位,事情就会相当地麻烦。
以下我们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来检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我们关于乡村基层组织一般(基础)能力与特殊(具体)能力的观点。
我们认为,在不同国家任务及不同乡村社会性质中,乡村基层组织回应的具体问题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其具体能力(或特殊能力)也是相当不同的。
但无论农村基层组织回应的具体国家任务及具体乡村社会性质的不同所导致的具体功能要求有什么不同,农村基层组织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不会只是一个消极无为的角色,而是被要求扮演一个积极有为的角色,这是由于国家从外而内、自上而下改造乡村社会以进入现代社会的需要决定的,因此,农村基层组织自近代以来不再可能只是充当一个消极的可以随时退出(因为退不出)农村社会的角色。
具体的特殊的功能会变,但一般的基础的功能却总是强有力地存在。
任何时候缺少强有力的基础能力,农村基层组织都可能造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严重问题。
可以说,是规划社会变迁的性质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必须保持一个强大的基础能力。
正因此,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基层组织改革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里还要注意,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并非严格按科层制,按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的,而是具有强烈草根性或乡土性的组织。
只有适应具体的国家与农民之间连结需要的农村基层组织,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基础能力。
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因为不注重充分利用基层政权得以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建设,而在国家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中出现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被用于提取资源而膨胀起来的基层政权本身所消耗,结果是国家从农村提取不多,而农民所承担的任务却快速增长,在国家现代性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的增加与农民不堪忍受国家压榨的不满的增加的竞赛中,后者终于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被证明是失败的关系。
杜赞奇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国家增加了从农村的提取,但并没有构造一个适合的现代制度装置来保证向农民提取不导致内卷化。
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国家提取压力下垮台,赢利型组织大量出现,在国家无法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小农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权通过扩大组织队伍和利用地痞恶霸来向农民收税,最终使得农民的大部分负担不是被国家拿走用于现代性事业,而是被这个扩大的传统的基层组织体系自身消耗了。
二是因为国家强力下渗,导致支持基层权力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保护型经纪大量退出乡村社会。
简单地说,依杜赞奇的讨论,在民国时期,国家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系无力负担国家这种强力的资源提取,从而催生出一个剥削性的严重内卷化的新的(但并非一定是现代的)基层组织体系。
这个新的由赢利型经纪构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强化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受压榨及由此催生出来的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摧毁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努力。
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与20世纪上半叶有了极大的不同。
一方面,国家继续甚至更多地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的资源,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重组了农村基层社会,从而使国家可能借人民公社的基层组织建构来面对以前分散为千家万户的小农。
国家在有效从农村提取资源时,还利用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对农村社会内部进行了重建与改造,并达成了众多有效率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大型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
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的能力,国家借助从农村提取的原始资本积累,迅速建成了完整的现代重化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人民公社这一基层组织设置在连结国家与农民的历程中,总体来讲是相当成功的,其标是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和农村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人民公社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分制③,工分制通过扩大组织规模,降低了小农之间的高昂交易成本,虽然组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监督困难的增加或调动个体劳动者积极性难度的增加。
人民公社的成功还与其中的一些重要制度设置有关。
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利用了各种传统的资源,如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多设在自然村一级,自然村一般20~30户人家,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村庄内的传统伦理规范不仅未被破坏,在有些方面还得到加强,比如对不孝子女进行批斗。
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使村庄内缺少分化,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村庄内的价值竞争。
在人民公社中,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话语往往被赋予了传统的伦理和价值内涵。
传统的伦理观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变换了形式,国家政权即使砸碎了有形的祠堂、神庙,农民心中却仍然有无形的祠堂、神庙。
换言之,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增加了向农村社会的提取,但国家同时通过人民公社的制度设置,有效地改造了农村的基层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在向农村提取资源的时候避免了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弊病。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也从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与改造,这种改造在物质层面的成就远高于其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成就。
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农民的传宗接代观念,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等等,即使换上了新词,也未改变其内生的传统之质。
人民公社时期,到处都可以见到社会主义的新瓶装着数千年传统的旧酒。
这种状况与其说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失败,不如说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
人民公社的制度设置主要是要回应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化事业的资源,而不是要改造农村。
改造农村的目标,是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的目标。
若改造农村不能服务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则这一步的改造任务就应放在后续事业中进行,否则,两重目标的冲突,可能带来严重的农村基层社会的混乱。
人民公社不只在为国家提取现代化建设的资源方面,而且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水、电、路、环境卫生、居住条件等),在农村普及教育,在医疗条件(及其基础上的人均寿命)改善,在文化建设(比如普及样板戏的表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状况,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极快地增加,以前服务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目标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的多元化而很快失效。
这个时期,国家要向农民提取资源,就不得不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就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狠人,从而很快即在农村基层结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成很快便在1990年代再次导致农村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三农”问题因此严峻起来④。
进入21世纪,国家在已经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前提下,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转而以工哺农,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
取消农业税就打破了乡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机制,从而避免了基层政权内卷化危机加深的覆辙。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从此不再有求于乡村社会。
相反,这个时期,国家还要在两个方向上与乡村社会发生密切互动。
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村需要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国家因此在新世纪实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
二是国家还必须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性的改造,要将传统的中国农民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要在农民传统的脑袋里装入现代的价值。
国家对农民的现代性改造,也可以说是被动及被迫进行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向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渗透,有力地瓦解了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和价值。
在进入世纪之交,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入到了现代性的大潮之中,似乎突然之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无论是传统的秩序生产方式,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秩序生产方式,统统都不再管用,农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虽然这一危机被中央取消农业税,及农民从外出务工中获取大量收益的物质方面的成功(农民收入增加了)所掩盖。
农民的流动和农村社会的分化,出现了广泛而复杂的弱势群体(老年人、光棍、残疾人、留守儿童及特困户等),因为传统价值解体。
导致过去数千年来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传宗接代理念不再有效,代际关系严重失衡,子女不孝普遍发生,并反过来加剧了农民传宗接代理念的消解,人生意义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钱与钱的关系,人们原子化了,原子化导致村庄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失败,村民从外面引进混混来帮自己在与邻里的冲突中占据优势。
村庄中的熟人社会仍然在,但村庄过去的乡土逻辑却解体了⑤。
村庄原来存在的互助互惠,存在的互以对方为重的面子人情的系统,都面临解体。
村庄中传统的娱乐被讲求利益的赌博、六合彩所替代。
总之,农村中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传统的东西第一次被彻彻底底地击碎,而现代性的因素仍然零碎,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原子化的个人,成了丧失价值生产能力的经济动物。
农村内生公共品供给更是困难重重。
市场经济的进入,农民的流动,农村社会的原子化及农民本体性价值的丧失,使得农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能力严重不足,这就提出了通过强化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和输入外来资源以外生农村基础秩序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战略只有放在这一农村处境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但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过于强调外来资源的输入,却忽视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
简言之,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下一步进程中,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同时,适应农村社会中传统价值解体的现实,注入现代的价值,将农民改造为民族———国家的公民。
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从以上讨论可见,时至今日,虽然作为国家与农民连结中介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具体功能要求发生了转换,但是,农村基层组织基础能力的需求却一直强烈存在。
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面对当前九亿农民的国情,试图不管农民及农村的状况而任其自生自灭,是肯定要出事的。
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上,九亿农民的农村会出现很多过去不曾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会有很多新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这就必然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并能够快速转化为具体行动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存在。
只有当我们拥有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我们才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效应对九亿农民依托生活的农村所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重心,我们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凭借农村重心的稳定来调节和缓解可能的城市危机。
总之,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是过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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