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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所谓述故事，整齐世传，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从以上所论看，秦汉以来的著书观念，总起来也不过是经、

史、子三类，对于诗辞赋一类文学作品，当时并没有给予承认。

但是，不承认不等于不

存在，即使《诗三百》被列入经类，不再作为文学的例证，也还有屈原的《离骚》。

先

秦两汉时期，尽管文学地位不高，还不可以与经、史、子抗衡，但辞赋的写作却是大量

的、普通的。

不幸，这一现象在当时的著述观念中是被忽视的。

其原因除了文学本身地

位不高之外，恐还是与当时文学作品没有以书或集的方式出现有关。

刘向曾裒集屈、宋

作品，名为《楚辞》，但并不是作为文学总集，东汉时，王逸还努力想尊之为“经”，恐也与著述观念有一定关系。

文学作品既不能称为著、作，也与述、论绝不相同，随着文

学作品的数量增多，地位的提高，编集就势在必行，于是经、史、子之外，集部就独立

为一类了。

这便是汉魏六朝著书、编集的背景。

由于这一背景具有如上所述的复杂性，

汉魏六朝时期著书、编集的动因、所采取的体例也就各有不同。

比如六经，按照汉儒的

解释，是“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慢入之矣；

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

人函天

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

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当然，儒家解经，并不合乎事实，如《诗三百》就非出自以上目的，但自先秦以来，统治者掌握了解释权，遂

成为后人接受的事实。

因此，本文的分析也就排除掉经的部分。

秦汉时期著述，大抵集中于子、史，总结其著书动因，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

一、

道困著书。

如《史记?

孔子世家》记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

又如《孟子列传》记：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

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二、嫉世与发愤。

《史记?

荀卿列传》记：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

又，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历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等圣贤著

书的遭遇，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

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有名的“发愤著书说。

”三、著书立言，自成一家。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引《吕氏春秋》说：

“吕不韦为秦相国，集诸儒使著其所闻，为十

二记、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

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

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金。

”以上三种方式是秦汉著书的主要动因，所举例也都属子书。

在史书的编著中，也是如此。

如司马迁作《史记》，应属于发愤一类，但另一方面，《史

记》贯彻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又使这一部书不能简单地作史书看，它的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司马迁对人类社会高度的哲学思考。

然而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写作，越来越受文人的青睐，不仅数量增加，题材也逐渐扩

大了范围。

就史书的著录看，《史记》、《汉书》中尚未见对传主诗赋等作品的著录，但

在《后汉书》中已屡屡出现。

如《后汉书?

班固传》记：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又如《蔡

邕传》：

“（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

《释悔》、《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文学作品

大量涌现，势必推动编撰结集的发展。

《隋书?

经籍志》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

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

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

见其心灵，故别具焉，名之为集。

”别集的产生自然是东汉作品增多所致，一时间至“家

家有制，人人有集”，显示了东汉文学创作的兴盛，这正是文学自觉的前夜。

编集之风至魏晋尤盛，有作家手自编集者，如曹植自编《前录》七十八篇；

有帝王

敕编者，如魏景初（237—239）中明帝敕录曹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

外。

”作家个人专集的产生和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是与文学进步的观念相一致的，这

与西京以前已完全不同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即我国第一

篇专论文学的文章《典论?

论文》发表了。

在这一文献里，曹丕首先把文学与经国之大

业相提并论，并且许之为不朽，这是对传统“三立”学说的突破。

尽管产生曹丕这篇论文的背景，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原因，但它所表现的意义却冲破了政治目的性。

曹丕说：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

传于后。

”这一说法直接以文学作品与子、史相等，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自此以后，集

部的编撰自然具有了立言成家的内容。

别集的大量涌现，促成了总集编撰的历史要求。

“总集者，以建

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

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

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这一段话既解释了总集产生的原因，即由于辞

赋等大量产生，再加以别集日增，读者劳顿困倦而难以遍览，于是挚虞编总集，芟剪繁

芜，集以精华，方便了读者；

同时又指出最早的总集即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

就是将挚虞此书列为总集类第一部。

其实在挚虞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总集，王运熙、杨

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举出有应璩《书林》、傅玄《七林》、荀勖《晋歌诗》、《晋

燕乐歌辞》、陈寿《汉名臣奏事》、《魏名臣秦事》、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杂

碑》、《碑文》等，但也正如王、杨所指出的那样：

“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系统评论的大规模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

”此外，挚书之前的总集，隋唐时大略都已亡佚，《隋志》既不知其体例，宜以挚书为首。

除了王、杨所指以上各总集，

《后汉书?

王逸传》记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这大概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总集了（《楚辞》例外，见《四库总目提要》“楚辞类”总叙）。

不过，汉诗能有一百二十几篇，数量是挺大了，根据汉人关于诗的概念，王逸所谓汉诗，当与《汉书?

艺文志）所裁三百

二十四篇歌诗相类，即大多为乐府歌词。

如果是这样，王逸《汉诗》与魏晋以后的诗歌

并不相同，但能将这些歌诗编撰成集，应该称得上是总集之祖了。

挚虞《文章流别集》的编撰原因，基本也是后世总集编撰的主要依据。

这都是与当

日作品数量繁博的事实有关。

不仅是文学总集，子、史两部也是如此。

荀悦传》：

“（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

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

”又葛洪《抱朴子》说：

“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撮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

所见博。

”葛洪是因火后家贫无力购书而撮取众书之要，但“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的目的却相同。

这种方式与当日产生的类书也是同一背景。

《魏志?

文帝本纪》记：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

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从部帙浩繁的经传中撮取精要，再随类相从，的确使读者“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这样的方法不能不对总集产生影响。

作品繁博，而且各种文体界限不清，挚虞《文章流别论》便指出前人作品有“颂而似雅”的现象。

文章体裁不清楚，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种体裁的产生大

都与现实需要有关，新产生的体裁在写法上也难免受其它体裁的影响。

虽是正常现象，

如不加以辨析纠正，就不再是正常现象了。

那样就会引起写作的混乱，令后世学者无所

适从。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魏晋南北朝的作家、批评家既著文辨析，又编集以区分各

体，这是魏晋南北朝批评史上真正的主流，但却为我们的批评史所忽略。

关于文体辨析

的观念、体例，将留待下章具体讨论，本文旨在说明魏晋南北朝总集的编纂，大都与这

一动因有关。

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明当日文学创作的兴盛，反映了文学本体的自觉。

挚

虞《文章流别集》固是出于“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原因，更有辨析文体的目的，其定

名“流别”，就表明了它的编辑宗旨。

挚虞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东晋李充的《翰

林论》，《晋书?

文苑传》说：

“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

条贯，秘阁以为永制。

”可见《翰林论》的编纂，是受当时“典籍混乱”现实的刺激。

这个混乱，既指典籍四部不分，也应包含有各文体淆乱的内容。

李充身为著作郎，自然有

责任承担这一任务。

编选文章总集，辨明文体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的一个主要动因，这从现在尚

可略知体例的一些总集如任昉《文章缘起》、萧统《文选》、杜铨《文轨》等中可以看出。

详细的论述，见下章。

除了编述历代诗文（体制一般是不录存者）外，尚有一些编撰时人作品和文学活动的

总集。

比如石崇所编《金谷集》，此集编于元康六年（296），为送大将军祭酒王诩还长安，

石崇在其别庐金谷园宴请宾客饮酒赋诗，诗成编集作《序》。

《序》中说：

“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

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

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

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

”表面上看来《金谷集》的编纂，是以石崇

为首的一次诗会活动的结果，但实质上却是借诗集传名于后世的动机促成的。

《序》中

说：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与汉末以来就弥漫着恐惧死亡的生命意识相一致，

如《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那样。

这是伴随着人本体意识觉醒的思想活动，具有深刻的

历史意义。

人们普遍感到了生命的可贵，弥足留恋，但“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更有价值呢?

就《古诗十九首》讨论的几种生活方式看，“荣名以为宝”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那么怎么样博取“荣名”呢?

这还是先秦以来的老话题，立德、立功、立言。

不过，这一次立言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秦汉时期视

为小道的辞赋，成为了立言的主要内容。

曹丕《典论?

论文》说：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个观念无疑为魏晋以后的文人所接

受，于是文章的写作几成为每个文人的自觉活动，也是检验文人是否具备才能的一个标

志。

在这一时期的史书里，介绍传主时，往往要写上文章如何，如臧荣绪《晋书》说潘

岳：

“摛藻清艳”，说成公绥：

“辞赋壮丽”，又说张华：

“少好文义”，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石崇等人既写诗，又编集，并且详细著录每人

的官号、姓名、年纪，动机是非常清楚的，要使“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

”

石崇的金谷诗会和《金谷诗集》，是当时文人雅集中一件比较有趣味的事，东晋时

王羲之还有意地摹仿了一次，也将该会诗歌编成一集，并作了一篇更有名的《兰亭集序》。

应该说石《序》和王《序》分别代表了思想史上的两个阶段，石《序》代表的是魏晋时

期人对生命的忧惧感，王《序》则代表了东晋人对这种忧惧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已包含有“人生代代无穷已”的意思。

它不象石崇仅看到自己

在后人之前的悲哀，而是由后人又看到了后人之后时代。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生死交替，

循环不已的过程，所以“一死生”、“齐彭殇”都是虚妄。

王羲之这样的生命观很明显地具

有哲学思考意味，也是他“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得到的启悟。

推究石、王二人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思想史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在形式上，王羲之摹仿了石崇，当有人将他的《序》与石《序》相比时，他是十分

高兴的；

在本质上，王羲之编《兰亭诗集》，也仍然是传名于后世的动机。

从以上叙述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书、编集的动因乃至方式、内容，都不同于秦

汉，由于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作品的别集，总集，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指导之书，

成为文人主要的工作对象，这就具有了许多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撰著动因。

如上述文学

总集的删繁从简、类聚区分、分体编撰和以文学作品为传名后世的载体等，这些都是魏

晋南北朝著书、编集的主要动因。

此外，随着某种文体的发展，其作用和价值愈加受到

世人的重视，于是便有人集其精华编选专集，以示其源流变化。

如《隋志》著录魏晋时

期作品有陈勰所编《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

应璩《书林》八卷及东晋人所

撰《设论集》等。

至南朝之后，这种据一种文体所编的总集已远远超过魏晋。

这些总集

有的在当时便已失传，有的在唐宋时失传，至于今天，基本上都已经见不到了。

不过梁

萧绎曾编过《内典碑铭集》，其序尚存，于中可以见到他编此集的目的。

序文首先叙述

内典碑铭的由来，继而称：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

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

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

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

或新意虽

奇，无所倚约；

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

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

能使艳而不华，质而

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

无以间也。

”萧绎这里表达了他对内典碑铭的看法，即“艳而不华”一段，说明此集意在编选符合这一标准的碑铭“菁华”。

这样的观点，与魏晋南北朝文章选集的编撰动因都是

一致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即使同样是编著文学作品，不同身份

的人，又有不同的原因，这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帝王、太子、诸王、文士。

帝王撰述的历史可上溯至汉，如高祖刘邦有《大风歌》、武帝刘彻有《秋风辞》等，

又《汉书?

艺文志》记武帝自造赋二篇，但编书、著书，似两汉不闻焉。

魏晋以后始见

记载，《文选》卷二十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干宝《晋纪》说：

“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

”又引孙盛《晋阳秋》曰：

“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

”魏晋时，帝宴群臣，赋诗观志，是经常举行的活动，至南北朝尤多。

宴集

作诗，大概是编辑成集的，如《隋志》著录梁时有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

一部，一百四十三卷。

不过这种编辑工作必非出自帝王之手，至多不过是敕编。

至刘宋，

明帝刘撰《江左以来文章志》，但此书是他在藩时所作，所以只好算是诸王撰著一类。

以至尊之身躬自撰著的，大概从梁武帝萧衍始。

《南史?

梁武帝本纪》说他“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

”此外，萧衍还著有《易》、《礼》、《书》等经传类书二百余卷。

文学类则编有《历代赋》十卷，天监十七

年（518）曾让周舍为之加注，周舍启周兴嗣帮助而成。

梁武亲自编纂《历代赋》的动机，

限于史料不可知，从他的为人看，似略可加以揣测。

史书记梁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学。

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

燃烛侧光，常至戊夜。

”又记他：

“笃信正法，尤长释典。

……

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

诏铭赞诔，箴颂

笺奏，爰初在田，泊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

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

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于此可见出他博学强记，而他也颇以此自负，曾称：

“吾若著《通

史》，众史可废。

”事实上，《通史》六百卷造成后，他躬制赞序。

他曾与沈约比赛博物，

各忆栗事多少，沈约不得不让他领先三事。

又据《南史?

刘峻传》记，刘峻编《类苑》成，萧衍即命学士编《华林遍略》以高之，这都见出武帝的博学、自负和由此带来的偏

执处。

而赋历来被视作“博物之书”，“五经之鼓吹”，自汉末以来就有人专门给赋作注，所以能否作赋在当时视作是否有才的标志。

《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三国典略》说：

“齐

魏收以温子升、邢劭不作赋，乃云：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

唯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

由此可见赋在当时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视。

梁武帝亲自编《历代赋》，大概是有显示其博

学的动因。

以太子储君之身而勤于著述，曹丕首开此风。

建安二十二年冬曹丕在立为太子之后

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典论》写作。

《典论》属于子书性质，对曹丕来说，尤其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曹丕被立为太子，实在是与乃弟曹植经过了一场艰苦的争斗，甚至

差点儿输给了曹植，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曹植文采斐然，深得好文章的曹操的欢心。

曹

丕最终胜利后，并未放松警惕，因为曹操是一个不喜欢按规矩办事的人，如果当他认为

曹植确比曹丕有才华，很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因此，曹丕很快著成《典论》，作为子书，

其价值在当时高于诗赋，所以曹丕十分得意。

他先是集诸儒于萧城门内讨论这一部书，

又以素书饷孙权，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典论》，其政治目的十分

明显。

《典论》是由一个政治动因促成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典论》中有些问题，尤

其是文学问题的讨论。

《典论?

论文》涉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些本质问题，在当

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曹丕能够提出如此卓越的见解，又有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

在内。

曹丕与曹植的故事，令魏晋以后的太子们和诸王们十分企羡。

身为太子的常以曹丕自比，

而把其他诸王比作曹植。

如萧统身为太子，便自比子桓，萧纲为诸王，只能比为子建。

《梁书》本纪记他六岁能属文，武帝一见叹曰：

“此子，吾家之东阿”。

然及至萧纲作了

太子之后，他在《与湘东王书》中便以子桓（曹丕）自居，而称萧绎为子建了。

萧纲在作太子之后，编了一部诗集，名为《玉台新咏》。

萧纲此书或因与曹丕有一些相似之处，

即也具有政治原因，关于这一问题将留待第三章中讨论。

魏晋南北朝诸王著书、编集的现象较汉时更为普遍而兴盛。

如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世说

新语》，齐竟陵王萧子良编《四部要略》、《古今篆隶文体》、梁湘东王萧绎著《金楼子》、

《诗英》等。

除萧绎外，刘义庆、萧子良皆非躬自编撰。

在当时由诸王设府招学士，编

撰图籍，是诸王延誉的一个极好的途径。

如萧子良开西邸招天下学士，在当时乃至身后

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说诸王编书，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在南朝诸王中，萧绎

著书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明确反对由学士代为操笔。

《金楼子?

立言》说：

“裴几原问

曰，„西伯拘而阐《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之遇庞涓，韩非之值秦后，虞卿

穷愁，不违迁蜀，士嬴疾行，夷齐潜隐，皆心有不悦，尔乃著书，夫子实尊千乘，褰帷

万里，地得周旦，声齐燕奭，豪匹四君，威同五伯，玳簪之客雁行接踵，珠剑之客肩随

鳞次，下帷著书，其义何也?

殊为牴牾，良用于邑。

予答曰：

„吾于天下，亦不贱也，所以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何者?

正以名节未树也。

吾尝欲棱威翰海，绝幕居延，出

万死而不顾，必令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尽忠尽力以报国家，

此吾之上愿也。

次则清酒一壶，弹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

脱略刑名，萧散怀抱，

而未能为止。

但性过抑扬，恒欲权衡称物，所以隆暑不辞热，凝冬不惮寒著《鸿烈》者，

盖为此也。

又问曰：

„子何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曷为区区自勤苦如此?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棉之致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论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能之凉者，

不苦盛暑之郁烦，袭貂狐之暖者，不知寒之凄怆。

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斯?

盖以莛撞钟，以蠡测海也。

予尝切齿淮南、不韦之书，谓为宾游所制。

每至著述之间，不令宾客

窥之也。

”从这一大段叙述中，我们得出这样几点信息：

第一，萧绎的最高志愿是立功，

其次才是立言，这与曹植极相似。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

子哉!

”又说：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成一家之言。

”看来魏晋南北朝（即使到了文学已单独开馆，史书专为列传的南朝），士人对立功、立言等次的看法，仍与秦汉时相同。

象曹丕那样居于太子之位，立德、立功是

不言而喻的事，所以他可以劝人以立言为务，其实在骨子里，他与曹植的看法没有什么

两样。

他在《与王朗书》中说：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

朽；

其次莫如著篇籍。

”他也是将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

这封信是曹丕初立太子时

所写，讲出了他的真心话。

太子可以说：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诸王却认为“棱威翰海，绝幕居延”才是上愿。

由此可见，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

第二，

萧绎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估极高。

由于这样的自负，他的著述决不让宾

游参加。

看来，自负是萧衍一家人的共同特征。

萧统、萧纲虽都未如萧绎那样过分，但

于典籍皆“躬刊手掇”，不让于人，亦有萧衍之风。

萧绎与两位长兄情况不同，他作为萧

衍第七子，生母仅为修容，故于至尊位望一毫无关。

此外，他自小就盲一目，有生理残

疾，那样的出身，那样的身体，造成了他其实是一个内心自卑的人。

偏他又极自负，在

《金楼子》中曾自比孔子，称应五百年期而生者。

由这样一种自卑情结生发出来的自负，

使他的心理极不健全。

由于自负，他会盲目夸大自己；

由于自卑，他又会无端地猜忌别

人。

因此，他的不宽容、偏狭、阴毒，就由此产生。

事实上，他的《金楼子》并不是一

部很有思想的书，与曹丕《典论》尚不可比同，遑论孔子那样的哲人。

当他江陵兵败，

一把火烧掉了公私经籍七万余卷时，这表现了他愚蠢地把自己当作了文道的传人，所谓

斯人既逝，斯物何存的悲愤。

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一个抛弃了他之后仍然健康发展、生存

的人类社会的妒恨。

从萧绎这不健全的人格看，他著书的动机比较复杂。

当他声称他应

五百年之数而生时，已远远不把他两个哥哥放在眼中了。

《南史》本纪说他“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已者，必加毁害。

”这一种个性使他对自己尊亲、兄长

也不会有所迁让。

台城陷日，他握兵江陵，若举兵东下，梁室当有可救。

然他竟能残忍

地眼瞅着萧衍、萧纲被侯景所害，盖大宝之位，觊觎已久，一俟有机可乘，自不会拱手

相送。

梁武帝诸子传》附《萧栋传》载，王僧辩奉萧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