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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通常认为,政府政策对公民偏好作出回应是民主理论的核心,聚焦政府政策是否回应民意(Dahl,1956;
Arrow,1963;
Sen,1970),民意通常是政府决策的直接原因(Page&Shapiro,1983),这对于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是同样的道理。
经验研究和文献也显示,社会批评占据中国网络事件的主导地位(Esarey&Xiao,2008)。
虽然政府决策行为是贯穿中国政府研究领域的一个主题,但在我们所阅读的大量文献中,很难找到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或者模型。
此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许多原本可为民众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公共决策,却出现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的抗议和冲突。
但现有文献对其内在原因与机制不甚了了。
这种研究的明显缺失,使得这个领域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亟需解释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回应的主要过程是怎样的回应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网民间的互动模式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各方的沟通效果政府回应有何形态特征、机制逻辑和形成原因在政府决策这一领域中,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本文的研究是试图填补上述缺失的一个努力。
我们从有关参与和回应互动的政治沟通论视角出发,提出解释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
二、模型建构参与-回应模型首先,就网民与政府间互动提出有关政府决策回应模型的研究问题、分析概念和参数;
其次,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特定角度,提出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
第三,讨论这一模型的一系列原理。
(一)概念与参数分析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是指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政府就某事件或政策议题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进行议程设置、调整政策或形成新的决策的过程与方式。
这是政府回应的一种形式。
政府回应,意味着政府对公众对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要求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Starling,2002)。
网络参与是指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即公民借助互联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与过程。
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
这是信息时代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
那么,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有哪些回应模式有关公民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淑华(2010)的政府决策与网络民意的关系的研究,王金水(2012)的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研究,马光荣(2013)的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的互动机制的研究,吴绍山(2012)的网络民意与政策议程建构互动关系的研究,王绍光(2006)、郑琦(2007)等学者的议程设置模式研究,付丽媛(2010)、董志静(2011)、金杭庆(2012)、吕亚娟(2008)、闵聪(2011)、王韧(2011)、杨璇(2011)、赵婷婷(2011)等人的硕士论文重点研究了网络参与对公共决策和政策的影响,等等。
不过,虽然有学者分析了特定领域政府决策对网络参与的一般回应方式(Balla,2012;
Stanley&Weare,2012)或模式(陈姣娥、王国华,2013),以及一些通论性研究,如李大芳等(2011)研究了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演化博弈,朱丽峰(2010)的博士论文论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提出了构建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机制的构想,胡宾(2011)研究了当代中国政府回应网络民意机制,但所见国内外研究文献中,真正涉及到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的回应方式的研究中,仅有二人相似地提出了政府主动回应和被动回应的两种模式,称之为积极回应型和严格监控型(王法硕,2012),或政府主导型双向模式和公民主导型双向模式(韩平,2012)。
但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实际上不只这两种回应模式。
本文则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选择参数,建构起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理论模型“参与-回应模型”。
下面先讨论为何选择这些参数。
首先,网民参与程度。
它是指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数量和比例及网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度。
这是从网民这个行为主体角度来考察的。
克鲁格(Krueger,2002)认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度是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性因素。
学者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决策中的议程设置尤为重要(Dye,1972;
Kingdon,1995),有意义的公民参与主要发生在议程设置阶段(Lando,1998)。
有关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研究,通常用两个维度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或支持的程度(Cobb&Ross,1976;
May,1991;
王绍光,2006),因为它们是影响议程设置模式的重要因素。
不过,对于政策议程提出者这一指标需要调整,本文讨论的政府决策的回应模式是包含了议程设置和政策形成两个过程的,因为在网络参与背景下,网民参与程度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决策的各个阶段,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变得更具参与性,网络公民更加增强了争取更多的参与机会与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Shirky,2011)。
因此,在网络参与背景下,网民参与程度是影响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重要因素,成为很好的衡量指标。
网民参与程度使用网民参与指数来测量,包括发帖量、转发量、回帖量和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其中转发量等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社交媒体的常用指数,因为有实验证明,当网络密度接近7%时,即如果转发一条微博、加入一个网络社群等的人数比例达到7%,其他人将会在关键阶段马上跟进,网络中信息的传播将从线性增长(每次增加一条)转化为病毒式扩散(同时大量增加)(Tsvetovat&Kouznetsov,2013)。
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根据各种媒体报道的数据来测评网络事件网民参与水平的重要指标。
就信息沟通的方向而言,网民参与呈现的是信息从网民向政府传递。
其次,政府回应程度。
它是指政府通过网络进行发布信息及对网民意见和建议进行回应的数量和强度。
这是从政府这个行为主体角度来考察的。
如前所述,政府回应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要求做出反应(Starling,2002),我们需要将政府回应制度和政府公共决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与式回应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发展的重要方向(李伟权,2010)。
政府既可能利用手中的强制性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来控制信息、言论和沟通,强化权力与监控力度,也可能为了获取执政合法性、维护自身形象、或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量,防止线上政治参与向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演化,而进行主动或被动回应。
因而政府回应程度是很好的研究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衡量指标。
政府回应程度使用政府回应指数来测量,包括官方响应指数、信息透明度指数和政府发帖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长期运用这些指标来研究并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其中,“官方响应”,指地方党政机构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响应和表达情况,包含响应速度、应对态度、响应层级;
“信息透明度”,指地方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
就信息沟通的方向而言,政府回应呈现的是信息从政府向网民传递。
再次,网民与政府的互动程度。
它是指政府与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和政府回应的互动水平。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是个完整的过程,涉及两个重要行为主体,网民和政府,两者的互动程度必然影响决策回应模式和效果。
许多国外学者通过具体分析论坛、网站等网络平台来分析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Peixoto,2008;
Riley&Riley,2003),并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三向互动模型,以此模型为标尺,检验了政府网站、政党网站以及社区性、私人性网站的特点和内容(Ferberetal.,2006)。
另外,从政治沟通角度上来看,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政治沟通是指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
政治沟通理论开创者多伊奇(Deutsch,1963)视决策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沟通看作是决策的关键环节。
网络政治沟通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政治沟通,既包括网络政治动员,也包括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沟通正经历着从“推”(Push)信息到“拉”(Pull)信息的变革(Negrine,2008)。
与传统的政治沟通,如政治动员,信息的传递总体而言是单向的传播相比,网络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机制是双向交互性,网络赋予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使政策反馈与调整变得更加便利(蔡翠红、李皓,2011)。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中,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互动程度正是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水平的体现。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研究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的衡量指标。
网民与政府互动程度使用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来测量,包括政府网络技巧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中双方所起的主次作用及互动的主次方向,其中“网络技巧”,指政府很好地运用官方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网络社群等新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意见沟通,熟悉网络沟通和舆论引导技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就信息沟通的方向而言,网民与政府的互动呈现的是信息在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传递,有一方是主动方、起主导作用,另一方是被动方、起次要作用,及双方都是主动方、双向均衡互动等三种情况。
(二)模型建构本文以有关政府决策时网民与政府这两个主体的行为,即网民参与程度和政府回应程度两个维度,根据网民与政府的互动程度及其信息沟通的方向,将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分为六种类型(见表1),并将分别从模式特点、主体行为模式、作用机理、回应效果等方面对各种模式进行分析,其中作用机理回答的是为何出现此模式1.无互动模式没有网民参与、没有政府回应理论上,如果是既没有网民参与,也没有政府回应,政府与网民之间并无交集,这种模式称之为无互动模式,网民参与和政府回应程度均为零,但由于本研究讨论的前提是在网络参与这一背景下,所以所有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都是有网络参与的,故而此模式不在分析范围之内。
2.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网民参与、政府不予回应如果是只有网民参与而没有政府回应,沟通方向是信息从网民向政府单向传递,称之为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较高,而政府回应程度为零,网民与政府缺乏互动。
作用机理体现在严格监控是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本能反应。
官员对网民和网络参与采取消极的认知、敌视的态度,认为网民是恶民、网络民意不具有代表性、网络参与威胁社会稳定,于是利用手中的强制性权力来控制信息,强化监控力度。
在此模式中,虽然网民已经对网络事件进行参与和讨论,但政府不予理睬,没有回应,采取鸵鸟政策。
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下,对于已经出现的网络事件多数采取这种模式。
此模式效果往往较差,政府不作为,甚至激化矛盾,民众采取极端、无序参与行为,现在已经少见。
典型案例有比如江苏滨海教育局封杀论坛事件、通钢事件、安徽三义镇政府公款吃喝欠债事件等。
3.被动回应模式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如果是网民主导的双向互动,网民方是主动的参与,政府方是被动的回应,即当政府感受到来自公民政治参与的压力后,被动顺应民意,按照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行有效的回应,称之为被动回应模式。
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较高,为主要方向,而政府回应程度较低,为次要方向,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
这种模式充满了冲突与血泪,网络参与和公共决策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都充满了冲突,尽管结果可能会迅速平息。
作用机理体现在网络政治沟通机制中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政治沟通主要是政治动员,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播路径,而政治参与体现的是公民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路径,这二者之间自然存在矛盾。
在政府决策中,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互动不平衡,缺少有效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双方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各自只用自己的沟通逻辑行事,网络参与和公共决策之间形成冲突,加上政府和民众本身存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以发生冲突行为。
在此模式中,突发事件发生并通过网络参与升级为一个公共事件后,网民意见集中,并指向公共政策和公权力,迫于网络民意压力,该级政府撤销原决策或者政府“高层意志”被动介入,以实现有利于网民的新决策。
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产生倒逼的压力。
典型案例有宁波PX事件、乌坎事件、温州动车事件、孙志刚事件、药家鑫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
4.主动回应模式政府主动、民意部分参与如果是政府主导的双向互动,政府方是主动的回应,网民方是被动的参与,即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导公民网络参与,称之为主动回应模式。
特点是政府回应程度较高,为主要方向,而网民参与程度不太高,为次要方向,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
作用机理体现在政府认识到公民网络参与对政府管理可发挥积极作用,如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来源、扩大公共政策议程来源、改进公共政策质量、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果。
同时,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引导公民进行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于是政府是主动方,先采取策略,公民根据政府的策略采取行动。
不过,其中也体现出政府与公民之间都存在着博弈,这种博弈也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信息的不完全主要反映在政府是象征性回应还是实质性回应。
在此模式中,一个公共事件发生或问题提出后,民众通过网络讨论,形成议题,政府主动提出或者吸收代表提案进入政府决策议程,决策时,邀请民众代表列席政府决策会议,直接参与决策过程。
这种模式下,似乎网络参与和公共决策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一种协商与融合。
典型案例有微博打拐、厦门PX事件后期等。
5.政府单向动员模式政府主导、提前公开方案如果是只有政府动员而没有网民参与,沟通方向是信息从政府向网民单向传递,称之为政府单向动员模式,特点是政府回应程度较高,而网民参与程度为零,网民与政府缺乏互动。
作用机理体现在虽然政府认识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的重要性及其对政府管理可发挥积极作用,但又对网民和网络参与采取比较消极的认知和态度。
行为上,政府会公开信息,向公民公开政策、规范、政务情况等,但并不了解与征求公民的反馈意见。
早期的政府网站和信息门户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模式,但当前极少在现实政治中存在。
典型案例缺乏,只有杭州的“开放式决策”模式的前期较为接近,具备某些特点。
6.双向互动模式共同主导、政民高度互动如果是网民与政府共同主导的双向互动,网民和政府都是主动方,沟通方向是信息在网民向政府之间双向均衡传递,称之为双向互动模式。
这是一种理想模式,特点是网民参与程度高,而且政府回应程度也高,网民与政府高度互动,有如一对鸳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
作用机理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双方都认识到,网络参与有利于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有利于拓展公共决策信息基础、有利于改进公共决策质量,并有利于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从而可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强公民的政治绩效感,培养公民独立自觉的政治人格。
网络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机制正是双向交互性,网民和政府两个沟通主体间的高度互动正是政治沟通的双向交互性水平高的体现。
在此模式中,以公民为中心,公民广泛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并有通畅的渠道对政府进行评估、监督与纠错,并使之成为制度化、常态化。
典型案例缺乏,只有上海世博会活动较为接近,具备某些特点。
从以上六种模式各自的作用机理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为何出现某种模式而不是另一种模式,比如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网民参与程度较高但政府回应程度不高,而有的情况中,为什么政府回应和网民参与高度互动。
三、实证研究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本研究将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置放在具体组织背景中,即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
近年来网络事件大量涌现,根据对20072013年人民网与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的统计分析,网络事件多数聚焦于公共管理类、社会民生类等公共问题,如表2所示。
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以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推行“项目制”“项目治国”(周飞舟,2012)在当前中国具有体制特征的治理逻辑,二是表2所列出的公共问题中公共工程项目是主要的领域(分散于公共管理、社会民生和地方形象三类中),所以本研究将以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过程为例进行论证。
所谓“项目”,是指依照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出发,在限定时间和限定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利用特定的组织形式来完成一种具有明确预期目标(某一独特产品或服务)的一次性任务(项目管理协会,2009)。
公共工程项目是指道路、电力、市政、通信、人防、桥梁等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建设项目,公共工程的业主一般都是政府(陈志华等,2007),多为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风险大的以国家财政投资为主的重大项目,是供公众使用或与公共安全及社会福祉有关的工程。
以下是20072013年人民网舆情频道网络事件案例库中公共工程项目领域全部105个案例的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统计分析①(表3)。
分类标准是按照各种模式的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应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指数分均为0-5)进行评估。
网民参与指数用发帖量指数、转发量指数、回帖量指数和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来测量,其指数总分依据此三项数据作加权处理后统计所得发帖量指数20%、回帖量指数20%、转发量指数20%、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40%。
政府回应指数总分依据官方响应指数、信息透明度指数和政府发帖量指数三项数据作加权处理后统计所得,各项指数所占权重为官方响应指数40%、信息透明度指数40%、政府发帖量指数20%。
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使用政府网络技巧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中双方所起的主次作用及互动的主次方向来衡量。
根据各项结果进行分类①无互动模式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均为0。
②网民单向参与模式网民参与指数大于0、而政府回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0。
③政府单向动员模式政府回应指数大于0、而网民参与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0。
④被动回应模式三项指数均大于0,但网民参与指数大于25、而政府回应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均小于25,网民为主动方,网民参与为主要方向,而政府回应为次要方向。
⑤主动回应模式三项指数均大于0,但政府回应指数大于25、而网民参与指数和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均小于25,政府为主动方,政府回应为主要方向,而网民参与为次要方向。
⑥双向互动模式网民参与指数和政府回应指数均大于3且相等,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大于25,网民与政府均为主动方,网民参与和政府回应都是主要方向,网民与政府互动均衡。
比如,江苏滨海教育局封杀论坛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1.5,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0.5(05/1),发帖量指数为0.2(100/500)、转发量0.2(20000/100000)、回帖量指数为0.2(1000/5000);
政府回应指数为0,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0.1(-1/10)、信息透明度指数为0.1(1/10),政府发帖量指数为0(0/10);
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0,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0(0/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由此可以归类为网民单向参与模式。
又如,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34,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0.3(0.3/1),发帖量指数为1.1(550/500)、转发量1.1(11000/100000)、回帖量指数为0.8(4100/5000);
政府回应指数为0.8,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02(2.1/10)、信息透明度指数为0.1(1.3/10),政府发帖量指数为02(2/10);
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05,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0.1(0.3/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2),网民与政府互动中网民起主要作用,网络参与是主要方向,而政府是被动方,政府回应是次要方,由此可以归类为被动回应模式。
再如,微博打拐事件,网民参与指数为2.4,其中网络事件总热度指数为0.4(04/1),发帖量指数为0.5(240/500)、转发量指数为0.4(42000/100000)、回帖量指数为0.7(3600/5000);
政府回应指数为3.3,其中官方响应指数为0.7(7.1/10)、信息透明度指数为0.7(6.7/10),政府发帖量指数为5(48/10);
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为3.2,其中政府网络技巧指数为0.8(2.5/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政府为主动方,政府回应为主要方向,而网民参与为次要方向,由此可归类为主动回应模式。
从以上数据统计可以发现,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环境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最主要的是被动回应模式,占20072013年中国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总数的69.52%。
另外,网民单向参与模式越来越少,自2010年以后基本没有;
主动回应模式自2010年以后比例越来越大;
被动回应模式虽然自2010年开始比例有逐渐下降趋势,但仍是最主要的模式。
此外,通过对各种模式的网民参与指数、政府回应指数、网民与政府互动指数、地方公信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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