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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
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
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
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
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
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
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
2、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
(1)关于自认制度
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
在这一制度上,大陆与澳门立法上的规则完全不同。
1、从立法价值取向上来看,澳门法侧重于尊重当事人的自愿,追求供述真实性。
澳门《刑法典》第1O5条第5款规定了禁止强制自证有罪原则,即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指刑事追诉机关及司法机关不得强制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控告。
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法院不得把嫌犯非出于自愿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
并且,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0条1款C项、第48条第2款和第1l9条第2款还规定了是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有权拒绝回答刑事追诉机关或法官的有关问题。
然而,大陆法系侧重于通过其他证据查清案件事实,不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2、从立法内容上来看,澳门法上对于完全及毫无保留的自认可以发生侦查机关放弃该事实之侦查并可据此定罪量刑的法律效果。
而对于大陆立法而言,则无此种内容的规定。
实际上,大陆刑事立法并不存在事实上的自认制度,仅存在与其功能类似的坦白制度。
多数大陆司法工作者认为坦白是与自认功能相像的一项法律制度。
3、从法律效果来看,自认与坦白在本质上存在不同,坦白在大陆立法上属于一种法定之量刑情节,其并不导致犯罪嫌疑人需对其坦白犯罪事实承担不利影响的法律效果。
但自认最大的法律效果在于,自认人需对其自认之内容负责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由于大陆立法对于自认制度立法上的空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在侦查阶段的坦白而博取从轻情节,而后又可能因为诉讼过程中证据案情的变化而对其前述坦白予以否认,这也是近年来,大陆刑事司法界翻供现象屡现不止的根源所在。
(2)关于证据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澳门的法律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很是谨慎,突出证据原则中的合法性原则且对其做了明确讲述,列举出违法取证的各种形式,(第113条),同时,明确说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即使有被害人同意也不为认同,将不做采取。
但属实物证据的取得,如果权利人同意或以法律允许之方式取得,则可采纳。
由此,澳门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规定既严格限定了证据的合法性,又明确列举了违法取证的各种形式,这对杜绝非法取证现象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内地的法律则对收集证据的一系列程序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该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未进行严格的限定,未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范围,并且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规定也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2、传闻证据的排除问题
澳门法第116条规定“如证言之内容系来自听闻某些人所说之事情,法官得传召该等人作证言;
如法官不传召该等人作证言,则该部分证言不得作为证据方法,但因该等人死亡、嗣后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寻获而不可能对其作出询问者,不在此限。
”。
意思是说,如果得到的证言是来源于所有者不明的其他文件,即相关证人并不是该证言的发出者,也为传闻证据。
但证人拒绝说明证言来源或不具备条件指出证言的来源,均不得作为证据。
但内地对于传闻证据并同样予以认同,但是证人证言应向法庭陈述,并经控、辩双方讯问质证,同时允许在法庭宣读证言笔录。
在实践中,说不明来源及道听途说,不具有证据价值与澳门类似。
(三)辩护权的实现制度
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其辩护人的权限是相当广泛的。
并且,在侦查、预审、审判阶段等都可适用指定辩护,且适用指定辩护的范围较广。
内地新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辩护权利,律师辩护权有了充分而有益的变动,无论是范围还是保障措施都明显有利于辩护权的充分实施。
下面就此具体权利变化作简要分析:
1、从范围来看,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国内法规定的律师辩护权由审查起诉阶段扩张至侦查阶段。
根据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仅在案件中拥有辩护人身份,而且享有侦查阶段的辩护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阶段排除了没有律师资格的诉讼代理人的该项辩护权。
从这当中不难看出新刑诉法的卓越变化,权利的扩张已是必然。
2、在阅卷权方面,澳门法对律师阅卷权的限制很少,规定也较为宽松,其规定了律师享有独立的阅卷权、司法文书获取权等,律师在从事其职业时可以向任何法院或者公共部门要求查阅卷宗等不属于保留或机密性质的文件,该权利得到很大的改善和强化。
国内刑诉法修改前对律师阅卷权的限制较多,修改后的新刑诉法第三十八条也仅规定了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这对于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及时掌握相关证据从而推进诉讼进程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切实维护公民的诉讼权利。
3、在会见权方面,澳门法规定律师有权与其受援助人通讯,不论受援助的人是否被监禁或者拘留在民用或军人监狱,律师的会见比较自由,且受限制较小。
国内刑诉法通过修改保障和拓宽了会见权。
由于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详尽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很多律师和当事人的会见难问题,实践中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需要向侦查机关申请,否则很难提前见到当事人,给案件的诉讼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甚至有的地方会规定需要两名律师的参加,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困难更加增加并且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会明显增加。
修订后的刑诉法就明确规定,一名律师无需侦查机关批准的情况下仅凭三证即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仅仅排除了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这三类犯罪。
并且更为便捷的是律师要求会见的,看守所48小时内必须安排。
这对于律师开展工作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有助于及时有力的辩护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总体而言,律师辩护权在介入深度和广度上也得到扩张。
有一下几个方面表现:
(1)了解案件详情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得证据的收集更加及时全面。
(2)与修订后的刑诉法关于律师阅卷权的变化相适应的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对律师有效辩护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起以前虚无缥缈的核实规定,新法用制度的形式强化了核实证据的规定。
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律师可以带着案卷会见当事人,并逐一核实材料中的细节,排除对案件的疑问,这无疑是提升辩护效果的重要制度。
(3)从制度层面维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这充分体现在修订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
(4)无论是律师执业道德的要求还是新刑诉辩护权的要求,都体现了对所知悉的当事人的信息的保护,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5)在权利保障方面,澳门法律规定,律师除涉嫌犯罪以外,与律师业务有关的函件不得被扣押,且律师享有豁免权。
国内修订后的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侵犯律师辩护权的行为进行申诉和控告。
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没有救济手段的权利不能称之为权利。
新刑诉法从权利设定到救济途径均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保护更加切合实际更可行。
综合上述分析,辩护权的诉讼当事人最为重要的权利,也是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理应得到最好的保障。
然而,与澳门法律相比较而言,国内律师辩护权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且自由度较小,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正立法,以完善和实现该项权利。
3、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工作的评价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人道的理解以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道的标准都是不同的。
内地刑法的刑罚体系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死刑与有期徒刑是主要的惩罚手段。
此外,没收财产的犯罪也有50多种,这些主刑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对死刑这一主刑作了必要的限制并独创了“死缓”制度,确立了“少杀、慎杀”的形势政策,对执行死刑的方式除枪决外还采用了注射等方法;
在适用没收财产时对其扶养家属作必要的生活费用的保障等,说明我们在指定法律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寻求人道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的制定、修改将继续秉持人道主义精神。
在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在判定死刑时是非常慎重的。
无期徒刑也被大量限制。
财产刑的适用范围也在逐步减少直至废除。
我国在行刑方面借鉴了国际社会的经验,根据联合国有关标准规则,对死刑的执行程序、有期徒刑的执行条件都进行了改善和规范。
刑诉中也规定了禁止对犯罪人的非人道对待,禁止刑讯逼供、虐待、侮辱等行为。
随着对人道的逐步重视,人道将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将列举几条新刑诉中的变化以更好地突出诉讼中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严防刑讯逼供
此次修正案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发展。
其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原则,同时,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询问过程,新刑诉规定了录音、录像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必须录音或者录像。
针对非法证据,修正案在审查起诉程序、庭前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均设置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形成了对刑讯逼供的“六道纵深防线”。
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不是“可以”,而是“应当”讯问被告人的一个核心考虑即是:
通过直接讯问尽最大努力查证有无刑讯逼供等,防止错杀。
(二)严格限制“关押”后不通知家属情形
以前的刑诉规定拘留后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除外。
修正案对无法通知的情形的解释留有余地,也对有碍侦查的轻轻做个多层限制: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说明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拘留是针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一紧急强制措施。
无法通知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清楚的电话或者地址等联系方式,而且专门机关难以查明的。
这些例外有利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符合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
有碍侦查一般包括:
同伙闻讯后可能逃跑、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
可能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的;
其他犯罪同伙有待查证的等等。
修正案明确在相对不紧急的强制措施,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中,规定除了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在通知家属的义务上,修正案已经作了相当努力防范“秘密拘捕”。
(三)强化证人出庭义务和保护力度
证人有义务出庭作些行,新的刑事诉讼中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做出了一系列惩罚性的规定。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拘留。
为了确保这一新做法的保障与实施,保护证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免受因出庭作证而带来的报复行为,鼓励证人作证,消除证人害怕的情绪,修正案首次对证人保护和证人补偿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这些立法反映了刑事诉讼立法愈加理性、细微。
四、理性评价内地新刑诉法的立法变动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虽余温尚存,亦已尘埃落定。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长久论战的顶点,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起点。
公、检、法、司、律师以及普通国民,在这场“修改”的争论中没有胜负,因为我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让它更好。
所有的争论、所有的不一致,皆是因为我们用着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去度量这一个“好”字。
新修改的刑诉法向我们表达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两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它是作为法律价值支撑的道德底线。
在这个由不同法律职业者以及普通民众所建构而成的、被称之为“法律共同体”的内部,不应该由于各阶层的博弈而沦为泥沼。
它永远是一个求同存异的地方,由各自的矛盾冲突共同推进其进步、成长、转型,在动态利益的理性平衡中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
而上述的两个道理,不仅仅是在我们博弈中所要遵循的道德底线,更是推动这个“法律共同体”进步以及法治社会建构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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