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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财务管理等方方面面的人才,工作分工不同,需要不同个性的人。
商人既需要能够把不同专长、不同个性的人凝聚在一起,更要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融洽地、愉快地工作,组成优势互补的创业团队,形成协同优势。
6.勇创新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主旋律,是企业化解外界风险和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商人应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工作中勇于创新,包括看问题要多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往往能得到不同的方案;
从多个不同的方案中进行比较,有利于综合决策。
为此,现代商人要打破思维定势,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最终找到创新的舞台,找到合适的产品,寻求效益最大化。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与人们的知识、技能、经验、心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心态的人容易形成创新能力。
发展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开拓新思路,抓住新问题,提出新见解,运用新方法,创造出新成果。
提高现代商人的创新能力是勇于创新的重要途径。
它包括两方面的提高,一是提高大脑活动能力,即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想象和捕捉灵感的能力;
二是提高创新实践能力,即提高人在创新活动中完成创新任务的具体工作能力。
【知识拓展】
互联网思维---新商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世界商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和商业信息沟通方法。
截止2014年12月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211亿元,较2013年的18851亿元,同比增长49.7%。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2013年达到8.0%,同比增长32.5%。
电子商务逐步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力量,这一趋势对商人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商人必须熟悉电子商务所形成的全新经营理念和全新商业运作程序,必须具备在网络社会中发现商机的眼光,具备从事电子商务所需要的素质。
思考与练习
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除此之外,你认为商人还应具备什么素质?
(二)商帮文化
商帮一般是指血缘性或地缘性商业集团,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商帮形成于封建社会末期。
明清时期民间商业资本积累空前巨大,各地商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地区性商帮,主要有徽商、晋商、闽商、广商、宁波商、洞庭商、龙游商、江西商、山东商、陕西商,合称“十大商帮”。
当代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的粤商、浙商、鲁商等商帮一般被称为新商帮。
在这里我们将选取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晋商、徽商,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浙、粤商和鲁商,将他们带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商帮文化进行分析和对比。
1.晋商文化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拥有丰富盐铁资源和处于政治、军事要冲位置的山西,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
到清代,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经营范围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粮油、木材、杂货等等五花八门,经营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
晋商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商主义的价值观。
晋商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形成了独具特色“重视商业”的民间商业精神和价值观,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商人群体。
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2)信、义、利并重的经营观。
诚信观念和义利并重,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们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3)谨慎经营的传统观念。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
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
早期的晋商在“走西口”的路上,吃尽了苦头,才做成与蒙民的交易。
晋商首开中国“股份制”经营的先河,创造
出“以身抵股”的身股制,极大地调动了掌柜和伙计的积极性。
2.徽商文化
徽商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始于东晋,到唐宋而发展壮大,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与北方的晋商一起成为“南有新安,北推山右”的商界双雄,
主导着当时中国的商业经济。
徽商有着自己的经营理念,图1-2真不二价招牌
在文化性、组织性、地域性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徽商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雪岩提出“戒欺”、“真不二价”的商德商道(如图1-2)对后世的中国商业经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
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1)典型的儒商。
早在明代徽商就被称为“儒贾”,一是重名轻利,受儒家文化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
二是“儒学饰贾事”,徽商经商有儒家之风,绝无市井之气,由于徽商大部分经营盐务,需要经常与官府打交道,因此都深谙官场之道,善于把握国家的一些政策。
(2)经营方式比较灵活。
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正是徽商成功的一个法宝。
从筹资这一方面看:
徽商资本的组合方式有很多种,有自筹型、借贷型、亲朋之间等额或差额的合资经营、委托经营等。
从经商的模式上看:
既有行商又有坐贾。
徽商的行商活动范围非常广,以苏浙为中心沿大运河、长江、淮河、赣江及海运等多条重要商路,辐射全国。
徽商中的坐贾也不坐守于徽州,而是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
在敬业、进取和拼搏精神支撑下,这些“徽骆驼”们经过数代努力,不仅富甲一方,同时还提高了徽商在我国商界的整体地位。
3.浙商文化
近现代浙商以宁波商帮为代表,体现出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特征。
由这一传统所承袭的浙商文化是把握政治大局,顺应时代潮流上规模、上档次,搞集团化、产业化。
这些是近现代浙商的主要存在形态,也构成了当代浙商的理想。
宁波人在沪几乎涉足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创办近代民族工业方面,宁波商帮开创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上的“第一”和“最大”。
宁波商帮还非常重视科学管理,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到了新型管理制度的创立上。
“过账制度”就是宁波商人创立的一种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账的办法,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
浙商另一特征是承袭了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了浙江民间商业传统。
具体表现是由手工艺人成为行商,再演变为坐商。
这种文化传统以温州商帮为代表,温州商人的重要特性是,其商业活动是以血缘、地缘关系出现的,他们习惯于群体聚集、分工合作。
因而温州文化带有商帮文化的特性。
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合,它携带着强大的家族文化的基因。
在企业发展的方向上,两种传统的互相作用也非常明显。
在发展初期,从事小商品贸易的浙商固然热爱现金交易,但是成熟以后的浙商,则继承前辈的传统,对金融业、地产业,开发自有品牌非常有兴趣。
4.粤商文化
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是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组成,包括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帮等。
记载广府帮盛极一时经商历史的广州会馆见图1-3。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
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
图1-3广州会馆
实、低调的粤商在近现代商业发展中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
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营。
一言以概之,就是在传承“通达务实”、“开放兼容”等传统粤商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善于吸引、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及各种资源。
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在决策上精于筹划、善于变通;
在经营上务实沉着、追求实效;
在行动上敢为人先、反应敏捷,擅长模仿;
为人处事上通达融和、爽快重义。
5.鲁商文化
山东自古为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山东企业文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代表性特征。
对于山东商帮文化的阐释,在理论界也是一个热点,往往将其分为传统鲁商和新鲁商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传统的鲁商文化还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为本”、“以德为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为先”,同时结合山东人吃苦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团结互助”、“吃苦务实”等特点。
值得一提的还有山东文化“官本位”的近官思想,受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山东文化中有重义轻利求取功名的思想,即使如孟洛川这样成功的商人,也不以经商为荣,反而将读书做官,重返孟府作为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企业,以海尔、海信、潍柴、双星等国有大型企业或集体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集团,构成了新鲁商军团,与浙商、粤商、闽商、苏商构成了中国新兴五大商帮。
关于新鲁商的文化,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新“儒商”的代表。
新鲁商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注入商业活动,讲究商业道德,把企业经营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成为新儒商的杰出代表。
关注民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山东,儒家思想植根于山东人的心灵深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在山东商人身上的,就是关注民生,把经商当事业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无论企业大小,企业家都会把自己的企业和地方、和国家联系起来。
赚了钱,一方面用于扩大经营规模,以图更大发展;
另一方面用于赈灾办学,资助公益事业。
这种既重财又重义,心系国计民生的品德,为新鲁商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思考与练习】
除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浙商、洞庭商、龙游商、江西商、鲁商、陕西商之外,你还知道有哪些其他商帮?
他们的商帮文化是什么?
代表性的企业和商人有哪些?
(三)商人商业在中国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商业就总体而言,并不被视为与工农业具有同样地位的产业,商业被视为末业,仅仅作为农业经济的必要补充而存在。
“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思想家的共识。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附属于农业的商业不可避免的具有投机的性质,商业在以家族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很受道德蔑视。
民间就流传着一句俗语:
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奸商成为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
商业是低贱职业的代名词,是一种被人看轻的职业。
为了防止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商人甚至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应该说,中国古代社会轻商思想与统治者抑商政策紧密相关。
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阶层,人们容易惯性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政策下郁郁寡欢的一群。
实际上,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
1.先秦及秦汉时期
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商周时期“商人”出现,商业由官府控制。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在当时社会上一度很活跃,出现了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官府控制局面被打破。
秦汉时期,商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此时的商业变得越来越艰难,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处于四民之末。
公元前359年的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事本禁末”的主张。
商鞅主张以“农战”强国,把“商贾之士”“技艺之士”与“诗书谈说之士”、“处士”、“勇士”一起,列为削国弱兵的“五民”。
他认为“治国能搏民力而壹民务者,强;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这是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渊源所在,只不过后来的统治者们意识到完全地禁止商贸
活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就采取了“事本抑末”的做法。
无疑该政策在后世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和贯彻。
但先秦儒家并没有明确的“重农抑商”思想,相反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统治者为了发展经济而
保护商业的史料。
战国时期的《市法》中,出现了把市场商贸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的思想:
“市者,百化
(货)之威,用之量也。
中国能则(利)市者强,小国能则利市者安……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强)……”。
当时在齐楚秦赵诸国兴起了许多商贸中心城市,许多大工商业主活跃其间。
最著名的就是秦相国吕不韦(见图1-4),由仕
图1-4吕不韦
而商,成为成功的大商人后,又由商而仕,立国定君,是中国第一位顺利从政,贵居相国之位的富商。
贱商令
汉武帝时期,商人在各地的活跃,引起了朝廷的警觉;
他们的富庶,引起了官吏的嫉妒。
更重
要的是,由于此时各封地王侯得商人厚贿,对商人网开一面,使得商人趾高气扬,令当地官吏难以
管束。
刘邦最信任的重臣之一刘敬就向刘邦进言,说应该仿效秦始皇,将各地富商大贾一并迁入关中,
放在天子脚下,便于监督控制。
刘邦听从了刘敬的建议。
《史记·
平淮书》:
“高帝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
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
《汉书·
高祖纪》高祖八年: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骑马。
”《后汉书》(卷·
五八)《桓谭
传》:
“是以先帝禁人二利,锢商贾,不得宦为吏。
”章怀注:
“高祖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汉
书》(卷七二)《贡禹传》:
“孝文皇帝时,贾人赘婿,皆禁锢不得为吏。
《册府元龟》(卷九八二):
“天汉四年正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
出师朔方。
”师古注:
“七科谪:
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
大父母有市籍七。
”《史记·
“武帝时,又诏贾人有属籍者,皆不得名田以便衣,敢犯,没
入田僮。
”《汉书·
食货志》:
“公卿言:
北边骑士轺车二算,商贾人轺车二算。
”如淳注:
“商贾人如有轺车,使多出一算,以重其赋。
据上,汉时贱商之令,约共五事:
一,衣服有殊;
二,不得仕宦;
三,发边充军;
四,不得名田;
五,故重其赋。
贱商之风盛行,甚至有身份的士人都不愿与商人碰面,而让家仆到市场购买东西。
原来“士农
工商”只是社会行业分工的概称,现在却成为等级排序了。
从此商人的法律地位被打入最底层,商业受到严重伤害。
2.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商品种类迅速增加,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
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绍兴。
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
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见图1-5)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
图1-5清明上河图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
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
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见图1-6)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
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
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
国进行贸易。
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图1-6海上丝绸之路路线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北宋时产生于四川,便利了商业活动,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北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通用的铁钱携带极不方便,于是商人们发行一种类似存款收据的“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使用,这种“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信用货币。
宋仁宗时“交子”收归官办。
由政府发行,交子(见图1-7)就成了国家发行的纸币。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这种纸币的大量发行、流通,为宋代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方便了人民的贸易和市场繁荣.
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重新考量。
在南宋,我们看到了中国历
图1-7交子
史上前所未有的颂扬商品货币关系的言论。
叶适在评论《史记・平准书》时说,“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迁有无,化居周讥(当为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
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其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
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
传统四民论第一次受到了质疑。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商业得到的进一步繁荣,《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
商业发展出现许多新特点: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劳动力也成为商品;
由于商业竞争加剧,区域商人群体形成。
实力最强的如晋商、徽商等。
乔家大院和票号(见图1-8和图1-9)见证了晋商昔日的辉煌。
图1-8乔家大院图1-9票号
此时,商为四民之末的社会结构被彻底否定。
社会对商人价值的重新审视使得商人对自身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日趋自信、自尊,不再觉得通财贾货是丢人的行当,甚至出现了“良贾何负闳儒”的傲慢。
这是以前的商人想都不敢想的。
历史上的明清商人在整个封建时代曾达到过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其生活的经济、政治环境相对而言较为宽松。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便统一在一个强大的皇权之下,贵族阶级虽然早就消灭了,工商阶级和城市则因专卖和平准等制度而无法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明清商人虽然已经走到了传统的边缘,但毕竟未曾真正地突破传统。
在封建时代,商人的光鲜和积极,统治者的尊重和敬意都是非常有限的。
生长在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商人只能在专制皇权允许的空间内做生意、做人,经历过一番苦辣酸甜,也不可能真正的扬眉吐气。
4.当代社会
在现今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商业是否发达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是否强大的标志。
商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早已不是受贬斥的群体,而是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
可以说,今天中国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是形式上由地到天的改善,而是实质意义上明显的提高。
回望历史,看看现在,我们会发现现今的中国商人拥有着较之以前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商品经济已不仅仅是萌芽、发展和短暂的繁荣,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广泛、频繁、密切的国际商事交往为商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交通的便利,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达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对商业也出台了诸多的鼓励政策,并且积极地为本国商人创造商机。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商人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宽松的经济大环境。
这些是以前那些“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倍受歧视和压制的古人们想都想不到的。
当然,较之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我们的外部环境、市场结构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进一步的放松政府管制,建立完善的企业诚信评价机制等等。
日本贸易立国战略
二战结束后,15年的侵略战争给日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废墟连片,瓦砾成堆;
300万人因战争丧生,900万人因空袭流离失所,700万人从海外返回无处安置;
1/4以上的物质财富化为灰烬,近一半的工业和交通设备受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状态;
老百姓生活贫困至极——缺衣、少食、无处栖身。
日本向何处去?
重建日本成为战后日本政府迫在眉
睫的课题。
外务省为此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广泛地吸收日本优秀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研究
对策。
1946年3月这个委员会就日本经济的重建问题提出了基本的设想——《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书。
该报告书指出:
日本要把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转变成为和平的自由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民主化和技术的高度化,立足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新型出口产业,振兴国际贸易,走加工贸易的道路。
这份具有战略眼光的报告书最初表达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但还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到1948年,由于倾斜式生产方式等政策的实施和美国的援助,日本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但基础还很脆弱。
如何重建日本经济的课题再次成为日本经济学界和一般国民所关心的热点问题。
有人主张通过引进新技术,仿效30年代的美国大力开发国内资源,以此实现日
本经济的自立与工业化。
这被称为“开发主义;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日本人口多、资源少、生活水
平低,国内市场有限,必须把日本经济的自立与发展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解决。
由此,必须大
力发展工业,扩大出口,以作为进口粮食和其它物资的代价。
这一主张被称为“贸易主义。
”这两种
对立的争论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基本采纳了后者的观点,于1949年9月公布实行的《经
济复兴五年计划》中确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该计划指出:
“将来经济规模乃至生活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我国的出口规模。
”而出口贸易的关键是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增强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贸易立国战略是以振兴出口贸易作为其核心内容的。
而且,这个战略确立的最初10年,仍含有保守的经济自立主义的思想,直到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使贸易立国的战略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过去那种以振兴出口贸易作为手段促进日本经济自立的思想转变成为要以全世界作为日本的原料、燃料供应地,以全世界作为日本的商品销售市场之开放的、经济合理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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