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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
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
(《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
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
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
如张籍的《白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
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自注:
《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说明他是在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
《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句下自注:
江南新词云:
&
暮雨萧萧郎不归&
,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
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
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
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
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
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
诗到元和体变新。
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
元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由此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
~830?
),字文昌,苏州人。
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升迁,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
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馀首。
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系最为密切。
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愈的激切峻刻。
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谏之义:
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
张籍有乐府诗90首,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非常广泛,农民、樵夫、牧童、织妇、船工、兵士,都成了表现对象;
商人的奢侈牟利、官府的横征暴敛、战争的残酷破坏、边将的邀宠无能,在诗中也有真切反映;
但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牧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简略地勾勒了老农一年的苦辛,语极平实,却字字血泪。
官府的残酷、老农的凄苦、社会的不公,都从化为土三字和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对比中自然传达出来,不着意于讽谕而讽谕之义已见。
这正是张籍乐府之一特色。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些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
如其《牧童词》共十句,前八句写牧牛情景,盎然如画,末两句以牧童喝牛之语说道:
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
平淡随意中传达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官家对农民欺压掠夺,连牛角都不放过;
而牧童动辄用官家吓嘘牛,正说明百姓们对统治者已是何等的恐畏和反感。
又如《征妇怨》借夫死战场子在腹来表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促促词》通过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的情景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都是似浅实深的例子。
张籍乐府还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取材于吏人生活的《乌夜啼引》写吏人得罪囚在狱后,接写其妻:
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
宛如一幕由悲转喜的活剧,人物心态灵活跳脱,声情毕现。
那首有名的《节妇吟》则借男女情爱写自己的政治态度,入情入理,一波三折,最后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结束,将人物在两美难全之际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极贴切传神。
张籍的近体,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一个又开封,与前句的复恐紧相关合,将万重意绪无从表达又恐表达不尽的复杂心态婉转表现出来,耐人寻味。
宋人张戒说张藉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卷上),王安石评价张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都很有见地。
张籍的不少优秀诗作表面看来非常平易、本色,无丝毫雕琢痕迹,但其中又确确实实融入了作者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
只是所有这些功夫,在诗成之后都已浑化无迹了。
王建(766?
~?
),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
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
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
有《王司马集》,存诗五百馀首。
王建与张籍有同窗之谊,诗风也近似,所作古题乐府约三十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诗写收获季节的农村场景和农家心境,极平和恬淡,洋溢着一种愉悦气息。
比起张籍《野老歌》中的老农来,这里的农民生活要相对好一些,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年景,打下的粮食、纺织的丝线虽不指望入口复上身,但交纳租税却已足够。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这就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和希望。
王建用质朴自然的诗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王建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建诗往往更含蓄、更隐曲一些。
如《织锦曲》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织锦女劳作的艰辛,结尾写道:
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王建不予说破,含情全在暗示之中。
《簇蚕词》前半极力铺写、渲染农民对好年景的期望和丰收时的喜悦,至后半气氛陡变:
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
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
通过前后乐与悲的鲜明对比,已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只轻轻一问,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除了上述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外,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题材的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大都声调低沉,已很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振作了。
王建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
明人高棅指出:
大历以还,古声愈下。
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
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
(《唐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
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
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石洲诗话》卷二)可以说,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努力,对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
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
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
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
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
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53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
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
元和四年(809),他读了李绅写的20首新题乐府后,写下12首和诗。
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
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比起上述新题乐府来,元稹于元和十二年(817)与刘猛、李余相和,所作19首《乐府古题》要好一些。
这些作品或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谕之作。
其中《织妇词》、《田家词》较具代表性。
《织妇词》写织妇为缴纳紧迫的租税而从事艰苦劳动,头白了还不能嫁人,以至于羡慕檐前蜘蛛能向虚空织网罗。
《田家词》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苦难:
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
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
结尾更出之以反语:
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在这些古题乐府中,元稹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得题旨集中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的句式,甚至以11字为句(如《董逃行》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参差错落,稍有风致。
但就总体水平看,语言仍嫌滞涩,《人道短》诸篇全出以议论,枯燥乏味。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
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
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
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
陈寅恪认为:
《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
(《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元稹另有一首《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虽仅寥寥20字,却包孕丰富,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位典型的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性敏才高,而且风流多情。
他年轻时曾有过艳遇,创作了《莺莺传》传奇和《会真诗三十韵》,此后又写下了大量艳情诗,内容多是对自身经历的追忆,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
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又如《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些小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
另外,元稹曾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下不少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
这三首诗全是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
如云: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清人蘅塘退士指出:
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
(《唐诗三百首》)堪称的评。
在中唐诗坛,元稹与白居易交谊最深,二人曾写下了大量唱和诗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第三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谕诗
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主张讽谕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
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
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
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
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
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
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
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
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
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
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
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
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
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
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
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
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
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
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
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褐裘复絁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
《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
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
《歌舞》写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
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
《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
《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
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
这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
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
首先,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
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秦吉了》,哀冤民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
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
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
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
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
吾闻凤凰百鸟主,尔意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切当。
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
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秋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段描写与《长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杨妃的一段描述颇为相近。
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公对少时生活情景的一段回忆: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
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
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浅俗明快,又富情韵,字里行间,洋溢一股青春气息。
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
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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