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研究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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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里的“中”字,有中间、中等、普通、一般的意思;
“庸”字可作平凡、低下、不求上进,没有出息解,因此很容易“顾名思义”误解中庸之道为上述种种贬义,以讹传讹,似昭昭而实昏昏也。
长期以来,谈论中庸之道的文章不计其数,关键在於罕有探本溯源,科学地全面地逻辑地系统地整理归纳,运用通俗信达的语言说个明白的,以至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也。
(若决意避开中字和庸字的误解,何妨把中庸之道理解为“常正之道”。
)
人们常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以为西人不之谙也。
其实中国两千年来伪儒当道,“政教合一”,握有无制衡绝对权力的专制王朝推崇中庸之道是假,反其道而行之是真。
因此专制皇权不可能将中庸之道切实付诸政治实践,御用伪儒也不可能将中庸之道说个明白,特别是宋末伪儒竟将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不讲原则的“乡愿”当做了中庸的模范,这就是上述误解贬义始终挥之不去,认识混乱暧昧的社会背景了。
西方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本质上作为不期而然的中庸之道产物,大体上具有“当然”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
它的自由、平等优越性,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
它用法治(宪政)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
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可能提供整体决策收敛得中的必然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值得我们一想的是,如果有了中庸之道的素养和自觉性,又有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人类世界会不会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效率,更加美好?
有史以来中外实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时人亲身经历的戏剧性世局急剧演变可为见证,凡社会发展进步有成者,莫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中庸决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极端者多归于失败。
毛泽东说:
“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关於中庸原理,散见儒家论述,并不完全集中在子思传作的《中庸》章句。
中庸之道的要旨大体上可从下面四句纲领性口诀去领会:
“允执厥中”;
“过犹不及”;
“和而不同”;
“所贵者权”是也(厥与其通,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
下面逐项说明之,希望有助於“很好地解释一番”。
(1)允执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
《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
《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
是谓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都以中庸之道为传世之宝,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也。
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
”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
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上文借无线电学名词用的“调谐”同义;
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
“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实验”中谈到:
如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
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痛苦),提高效率。
先秦时代,许多学派都研究过事物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的关系。
其中道家认为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面之间可以反覆无条件转化,颂扬弱胜强的转化,但不明确变化的目的性;
法家则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
儒家观念与他们不同,以实现调谐为变革的目的,也以调谐为变革的高明手段。
“允执其中”就是调谐观念在方法论范畴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贯彻於儒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
夫子问守庙者:
“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
“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
”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
子喟然而叹曰:
‘吁!
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为“聪明圣智”之举欤!
如前所述,作为“调谐”的“和”,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
仁学讲求的中庸之道,追求的主要是人与人,或人与事之间的“和”──调谐。
尚“中”致“和”,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是律也。
(2)过犹不及
这个中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和子贡的谈话。
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
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
子贡就说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覆是“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
从数学观点加以譬解,这个中并非意味变量在坐标区间的几何中点,而相当於微分学对应函数最佳极值(导函数为零时)的特定位置,无论左偏右离,都不如这个中位的效果最好。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
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
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
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
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
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
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
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
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
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
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
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
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
(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
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
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
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
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
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
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态,叫做“和”;
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
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
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相当於醋)、醢(鱼肉等制成的酱)、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
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
“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
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
以君臣为例,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态度。
所谓犯,就是提意见。
“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见解的协调结果。
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盖矛盾,相反地,要通过群言堂、百家争鸣,即容许不同意见充分抒发和交锋,融百家之长,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导致优化决策。
反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君说可,臣亦说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见不敢说出来,成为君主一言堂,结果非犯错误、出乱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为人人称赞你就是好事。
子贡问孔子:
“乡人皆好之,何如?
”夫子说:
“未可也。
”他又问:
“乡人皆恶之,何如?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好人说好),其不善者恶之(坏人说坏)。
”(《论语.子路》)
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说过:
“质(朴实)胜文(文雅)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後君子。
”(《论语.雍也》)意思说:
做人如果朴实胜於文雅,便失之粗野;
如果文雅胜於朴实,则显得欠缺诚心;
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也。
孔子好给别人提意见,也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发表不同见解。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过於谦虚,和动不动直言质询的子路太不一样。
孔子对此是不满意的,因此说过:
“回也,非助我也,吾言无所不说(悦)。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
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据说是法国人伏尔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首重良性竞争)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
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或“非群体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
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
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
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4)所贵者权(君子时中)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
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ActastheOccasionRequires),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
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
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
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时。
”(《孟子.公孙丑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如果不通权变),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
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唯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
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落水),则援之以手乎?
”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
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
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
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知夫子者也深矣。
华尔街基金经理,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组合(Portfolio)。
基於避险原则设计的对冲基金(HedgeFund),要不时调整策略。
投机性的“当日交易”(Day-trading)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场脉动。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
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示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
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
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君子时中)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
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
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
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而非一时一事侥幸取胜),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
《中庸》有言: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聪明人容易过头,愚蠢者往往不足;
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
民鲜能久矣(人们已经好久做不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
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包括法)。
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
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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