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我在联合国月薪15000美元文档格式.docx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我在联合国月薪15000美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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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

典型的一天就是坐在主席台上。

联合国的作息制度是这样的：

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开会；

下午是三点开到晚六点。

所以我每天要在主席台上坐六个小时。

你就坐在联合国大会主席台上？

对。

中间是大会主席，右边是联合国秘书长（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是安南），左边就是我。

大会主席每年一选，一般由各国外交部长担任。

大会主席对联合国事务有基本了解，但具体程序并不了解；

我坐他旁边就是提供咨询意见，（告诉他）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刚任职联合国时工资要上缴

当时你在纽约住哪里？

我们是“国际公务员”嘛，自己找，自己租房子住。

联合国提供住房补贴吗？

没有。

只有工资。

可以透露你当时在联合国的工资吗？

工资是不断变化的。

我2001年上任时，每月11000美元；

2007年退休时，是15000美元。

没有其他任何补贴。

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

8。

中国政府还会再给你开工资吗？

按联合国的规定，各国政府既不能扣除联合国发的工资，也不能再给补贴。

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们的工资全部要上缴给中国政府。

而日本和德国等国还要给他们的联合国雇员补贴，因为他们国内的工资比联合国高。

后来联合国多次明确讲不要这样了。

1991年起，（联合国雇员的工资）就不用再上缴了。

我们就自负盈亏了！

初到纽约不敢乱走

1972年，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应该是你第一次到纽约吧？

对，第一次出国常驻。

在那个时代，到纽约这样的地方，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两个感受。

一个感受叫culturalshock，文化冲击。

当时纽约市相当繁华，晚上灯火通明。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要求，灭了灯的话，偷东西我不负责赔偿。

第二个感受是我们第一次到了“帝国主义的心脏”，我们外出时警惕性很高，不敢到处乱走，去哪里都至少要二人同行———夫人不算。

联合国是“无形的手”

我报道过几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很多人对联合国的作用表示悲观。

太悲观、太乐观都不对。

人们对联合国一度过分乐观，以为联合国能把世界上所有事情全管起来。

而在伊拉克战争后，人们对联合国又很悲观。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联合国都没做对。

从美国和英国的角度看，他们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在替天行道，结果联合国没支持我；

从反对这场战争的其他国家来看，联合国没能阻止美国和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

所以双方都对联合国失望。

过分期望和过分失望，都是因为对联合国没有真正了解。

联合国是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组织，只有193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做什么，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做什么，联合国才能做。

所以，联合国的成功和失败，主要是成员国的成功和失败。

联合国只是提供了平台，让成员国一起采取联合行动。

这个平台是不可取代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平台有这么广泛的代表性、这么高的层次和这么广泛的授权。

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就是联合国提出来的，要求世界各国共同讨论，这是联合国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联合国可提出报告和建议，然后让各成员国决策，决策之后联合国可以监督他们的执行。

所以联合国的职能是：

提出问题，提出建议，监督执行。

但是决定权在成员国手里。

联合国通过这个过程，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秘书长，可以决定什么问题提出来，什么时候提出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推动成员达成协议。

所以，联合国实际上是无形的手，而且也是导引性的“手”。

●其人

陈健，1942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

1959- 

196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1972-1977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

1992-1994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4-1996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6- 

1998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8-2001年任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

2001-2007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广州印象

近三年多次往来广州、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多次讲学的陈健说广州人给他的印象是很包容。

“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我是上海人，上海人会有点排外，”他笑说。

工资

他是“国际公务员”。

当被问及薪水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2001年月薪11000美元，2007年月薪15000美元。

后者是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的工资，看起来很丰厚。

他所在的联合国秘书处，最大的“官”是联合国秘书长，其次是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随后是数十位联合国副秘书长。

通勤

拿15000美元月薪的他，此外没有任何补贴，“自负盈亏”。

他在纽约自己租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班，5站就到联合国大楼。

风格

2007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他对自己的继任者———被誉为“中国鹰派”的沙祖康的建言是“收敛锋芒”。

但为人低调的他其实并不软弱。

他改革了联合国的“文山会海”：

对会议超时者，使出撤走翻译等“强制措施”；

对各种“说情”一概说“NO”。

他上任时，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累计亏损3800万美元；

五年后他卸任时，该部门一跃而成“盈利大户”。

71歲的前聯合國副秘書長陳健昨日再次來穗。

這一次，他是為廣州城市外交協會揭牌且參加“城市外交研討會”而來。

接受南都專訪時，談起40年前進入聯合國到六年前卸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經歷，陳健邏輯清晰，反應很快。

1972年，30歲的他是首批進入聯合國的中國外交官。

2007年他卸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並退休。

他說退休後最常憶起的是“9·

那時，剛剛上任半個月的他事發後“逆人潮而動”，往聯合國大樓裡走，他說當時沒有意識到多危險，只想到那天是聯合國大會前一天，“要進去做準備”。

在他的領導下，那一屆聯合國大會順利召開，並通過反恐決議。

而作為聯合國副秘書長，他的月薪為15 

0美元，沒有任何其他補貼，“自負盈虧”。

那時的他在紐約自己租房子住，每天搭公車上班。

陳健的子女都沒有從事外交，“因為我最大遺憾就是家庭，長期在國外工作，孩子不是由我帶大的，所以他們覺得缺乏家庭溫暖，說畢業後絕對不去外交部”。

聯合國一天開六小時會

很多人對你之前在聯合國的工作比較感興趣。

當聯合國副秘書長時，你的典型一天是什麼樣的？

陳健：

典型的一天就是坐在主席臺上。

聯合國的作息制度是這樣的：

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開會；

下午是三點開到晚六點。

所以我每天要在主席臺上坐六個小時。

你就坐在聯合國大會主席臺上？

對。

中間是大會主席，右邊是聯合國秘書長（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是安南），左邊就是我。

大會主席每年一選，一般由各國外交部長擔任。

大會主席對聯合國事務有基本瞭解，但具體程式並不瞭解；

我坐他旁邊就是提供諮詢意見，（告訴他）出現問題怎麼處理。

剛任職聯合國時工資要上繳

當時你在紐約住哪裡？

我們是“國際公務員”嘛，自己找，自己租房子住。

聯合國提供住房補貼嗎？

沒有。

只有工資。

可以透露你當時在聯合國的工資嗎？

工資是不斷變化的。

我2001年上任時，每月11000美元；

2007年退休時，是15000美元。

沒有其他任何補貼。

當時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是1：

中國政府還會再給你開工資嗎？

按聯合國的規定，各國政府既不能扣除聯合國發的工資，也不能再給補貼。

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們的工資全部要上繳給中國政府。

而日本和德國等國還要給他們的聯合國雇員補貼，因為他們國內的工資比聯合國高。

後來聯合國多次明確講不要這樣了。

1991年起，（聯合國雇員的工資）就不用再上繳了。

我們就自負盈虧了！

初到紐約不敢亂走

1972年，作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隨員，應該是你第一次到紐約吧？

對，第一次出國常駐。

在那個時代，到紐約這樣的地方，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兩個感受。

一個感受叫culturalshock，文化衝擊。

當時紐約市相當繁華，晚上燈火通明。

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因為保險公司要求，滅了燈的話，偷東西我不負責賠償。

第二個感受是我們第一次到了“帝國主義的心臟”，我們外出時警惕性很高，不敢到處亂走，去哪裡都至少要二人同行———夫人不算。

聯合國是“無形的手”

我報導過幾次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氣候變化這樣的議題上，很多人對聯合國的作用表示悲觀。

太悲觀、太樂觀都不對。

人們對聯合國一度過分樂觀，以為聯合國能把世界上所有事情全管起來。

而在伊拉克戰爭後，人們對聯合國又很悲觀。

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都沒做對。

從美國和英國的角度看，他們認為（伊拉克戰爭）是在替天行道，結果聯合國沒支持我；

從反對這場戰爭的其他國家來看，聯合國沒能阻止美國和英國單方面採取行動。

所以雙方都對聯合國失望。

過分期望和過分失望，都是因為對聯合國沒有真正瞭解。

聯合國是由193個成員國組成的組織，只有193個成員國一致同意做什麼，特別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做什麼，聯合國才能做。

所以，聯合國的成功和失敗，主要是成員國的成功和失敗。

聯合國只是提供了平臺，讓成員國一起採取聯合行動。

這個平臺是不可取代的，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平臺有這麼廣泛的代表性、這麼高的層次和這麼廣泛的授權。

比如氣候變化問題，就是聯合國提出來的，要求世界各國共同討論，這是聯合國的第一個作用。

第二，聯合國可提出報告和建議，然後讓各成員國決策，決策之後聯合國可以監督他們的執行。

所以聯合國的職能是：

提出問題，提出建議，監督執行。

但是決定權在成員國手裡。

聯合國通過這個過程，對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聯合國秘書處特別是秘書長，可以決定什麼問題提出來，什麼時候提出來，提出什麼樣的建議，怎麼推動成員達成協議。

所以，聯合國實際上是無形的手，而且也是導引性的“手”。

陳健，1942年2月2日出生於上海。

1964年就讀於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

1972-1977年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隨員；

1992-1994年任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

1994-1996年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外交部發言人；

1998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1998-2001年任中國駐日本特命全權大使；

2001-2007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廣州印象

近三年多次往來廣州、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多次講學的陳健說廣州人給他的印象是很包容。

“這個給我很深的印象，因為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會有點排外，”他笑說。

工資

他是“國際公務員”。

當被問及薪水時，他毫不遲疑地回答：

後者是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的工資，看起來很豐厚。

他所在的聯合國秘書處，最大的“官”是聯合國秘書長，其次是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隨後是數十位聯合國副秘書長。

拿15000美元月薪的他，此外沒有任何補貼，“自負盈虧”。

他在紐約自己租房子，每天坐公車上班，5站就到聯合國大樓。

風格

2007年卸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他對自己的繼任者———被譽為“中國鷹派”的沙祖康的建言是“收斂鋒芒”。

但為人低調的他其實並不軟弱。

他改革了聯合國的“文山會海”：

對會議超時者，使出撤走翻譯等“強制措施”；

對各種“說情”一概說“NO”。

他上任時，聯合國大會和會議管理部累計虧損3800萬美元；

五年後他卸任時，該部門一躍而成“盈利大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