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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风•隰有苌楚》篇中的“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这些都是作者侧耳细听禽鸟和鸣的祥和，入眼所见草木婀娜的美景而触发的情思，可以说是一种即发性的直觉的想象。

而在《周南•螽斯》中写到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其中的“螽斯”“羽之诜诜”和子孙之“振振”，都是指后代兴旺繁盛的意思，这是注重于二者之间的类比关系。

当《诗经》中的诗涉及到“美人”形象时，大多是实指，很少有以此喻彼的现象。

如《卫风•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

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鳣鲔发发。

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这首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

《左传•隐公三年》载：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又如《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对于这首诗所咏的对象有不同说法：

其一指文姜。

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志载》：

“文姜内淫，适人杀夫，几亡鲁国。

”其一指和郑国贵族私奔的女子。

对于这几种论争，我们姑且不论，然而不论二者说法谁对谁错，该诗的女主角的确是一位美丽无比的女子，诗中对她美色的描写，丝毫没有与道德判断联系起来。

从上面两例，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描写“美女”的美色并没有和善、德联系起来，不是一种道德的象征。

　　屈原则在他的《离骚》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比喻、象征手法，将《诗经》中的即兴的、直觉联想的比兴内涵上升到理性的高度，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香草美人”比兴传统。

王逸在《离骚序》中说道：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凤，以托君子；

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这段评论指出屈原在《离骚》中所歌咏的自然物象都有其相应的伦理道德意义，不再泛泛地停留在物我之间某种相似之处。

就屈原作品来看，不仅《离骚》中存在这种比兴内容，其他作品中也有近似的比兴特质，所以我们可以说屈原在作品中形成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比兴系统。

　　和《诗经》中的“美人”多指实际生活中的美女不同，屈原在作品中提到“美女”大多具有一定的道德内涵。

其中的“美人”或比贤君，如《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抽思》中：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或比贤臣，如《离骚》中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或比理想中的人，如《少司命》中的“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河伯》中的“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人”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屈原“美政”、“美质”理想的外化。

此外，《山鬼》中那位“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的美丽女性简直就是诗人的自况。

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在描绘寄予理想的“美人”时，他的情感或许会有暂时的欢愉，一旦从幻想中清醒，他看到的还是“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的被弃现实，描写总是带着些哀伤情绪，总会涕泗交横，担惊受怕于美人迟暮。

也就是说，当屈原不能见容于浊世，遭受妒忌与离间时，他在作品中已经习惯于借“美人”际遇或自喻或喻人，悲叹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多艰。

屈原的作品不仅写美人以譬喻，也借草木抒怀，其中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香草比美德，又有臭草比恶德，并进而把各种草木都人格化，如在《离骚》中，屈原用鲜花、香草比喻人高洁的品质：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彼时乎吾将刈。

　　又用臭草萧艾比喻变节者或恶人：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此兮，又况揭车与江蓠？

　　屈原通过运用比喻与对比的手法，谴责变节者的无行，悲鸣那世风日下、不从流俗、忠而被谤的现实，使本属自然无情之物的草木带上强烈的情感特征。

但这样的打击也不会改变他的志向，激愤之下他仍然抱定主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闻一多认为：

“盖楚俗男女相幕，欲致其意，则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结为记，以诒之其人。

结佩以寄意，盖上世结绳以记事之意。

己所欲言，皆寓结中。

”在屈原笔下，已经把香草从原来的社会交往用途进而扩展到譬喻人的德行秉性。

　　二、千古咏物之祖——《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可任兮。

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小，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我们之所以说《橘颂》是我国咏物诗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咏物诗的基本特征。

诗中既对橘的外部形态做了形象描绘，同时又以物喻人，抒发作者高洁的爱国品质与政治情怀。

具体来看，前半部分咏橘，诗中所描写橘的外部特征都带有人的精神印记，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自然属性，“绿叶素荣”、“精色内白”的色彩，“曾枝剡棘，圆果抟兮”的形态，“纷緼宜修”的芬芳等等，这些对橘外表美的描写自然使人联想到人高尚的品行与优雅的举止。

后半部分对橘的赞美：

“独立不迁”、“苏世独立”、“闭心自慎”、“秉德无私”、“淑离不淫”，表现了橘树心志不凡之处，它能够特立独行而不变节，坚贞自守而无过失，品德公正无私，可以比美伯夷。

橘为自然之物，原本无德可言，但在屈原的眼中，它已带上人的道德属性。

其中的原因，朱熹《楚辞集注》评曰：

“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是也。

……言橘之高洁可比伯夷，宜立以为像而效法之，亦因此以自托也。

”也就是说屈原在诗中借橘咏怀，托物言志。

因为橘的外在美与人的内在美之间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即审美主体通过人格的外射和伦理移注，把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沟通起来，体现真善美的结合。

正如林云铭在《楚辞灯》中所说：

“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

”

屈原在《橘颂》中以橘喻人的审美内涵,从历史发展来看，无疑受到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

所谓“比德”，“其基本涵义是：

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即从其中可以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

简言之，就是“用自然物的自然属性来比喻、比拟或象征人的道德人格。

人的道德人格抽象难明，借山水自然物的具体形象就可以把它们形象地表现出来”。

“比德”是由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来的。

孔子说：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浥润而泽，仁也；

栗而理，知也；

坚刚而不屈，义也。

廉而不刿，行也；

折而不挠，勇也；

瑕适并见，情也；

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

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孔子以玉的品性来比君子的仁、知、义、行、勇、情、辞七种美德。

在《荀子•宥坐》中也有相似的评论。

子贡问曰：

“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何也？

”孔子回答道：

“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

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

其洸洸乎若不屈尽，似道；

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受概，似正；

淖约微达，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

”也就是说水的自然属性可以象征人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志”等九种道德属性。

另外，在《论语•雍也》中也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在孔子看来，“山”、“水”具有与“仁者”、“智者”的美德相似的特征。

《论语•子罕》篇中说：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之所以赞美岁寒不凋的松柏，主要是赞美与松柏有相似品格的人的坚贞不屈的精神价值。

这种“比德”理论就是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伦理化。

　　在《诗经》中的一些篇目中，已经运用这种“比德”的手法。

如在《大雅•卷阿》中，“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

岂弟君子，四方为纲”，以玉比君子之德。

在《卫风•淇奥》中通过颂赞绿竹之美盛来比喻君子之美德。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论述的一样，这些描写虽能把握对象之风神，但物象毕竟不是全篇的主题，所以“其体犹未全”。

到了屈原手中，“香草美人”的审美观，可以说是“比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作品中，“屈原用自然的美表现道德的善，也用自然的丑表现道德的恶，他把属于美学范畴的美与丑，和属于道德范畴的善与恶紧密地联系起来，对美的善的乃是歌颂赞扬，对丑的恶的则是诅咒摒弃”。

从咏物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屈原在《橘颂》一篇中，第一次将“比德”理论妙合无垠地蕴涵在咏物诗中。

正如叶朗所说：

“屈原的《桔颂》，几乎句句都是比德。

”因此，屈原的《橘颂》也成为占后世咏物诗发展主导地位的比体咏物诗的鼻祖。

　　“比体”一词出自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

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

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其中“比体”主要指的是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即“写物以附意”。

所谓“比体咏物诗”就是以“写物附意”为主的咏物诗，这里的写物主要指的是以比喻的手法描写物象。

《文心雕龙•颂赞》中提到屈原的《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脱离了《诗经》中即兴性、直觉性、自然性为特点的比兴表现，明确了比的理性内涵，物与人够成“比德”关系，咏物诗也成为诗人言志明道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所以说，屈原的《橘颂》开启了后世比体咏物诗的先河。

刘辰翁将其评为“咏物之祖”，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屈原凭借其在作品中用善鸟香草、灵修美人以配君子的香草美人式的深层象征，《橘颂》为代表的托物写怀手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比兴象征体系，影响了后世咏物诗的创作，正如元人谢宗可在梳理咏物诗发展线索时所说：

“昔屈原《橘颂》，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

”所以，我们认为屈原在中国古代咏物诗史上的开创性意义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诗作看。

《橘颂》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

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

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

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

这一独特的贡献，无疑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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