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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毕业论文《人物品鉴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影响—以钟嵘<
为例》是本人在指导老师张金梅的指导下,独立研究、写作的成果。
论文中所引用的他人研究成果,无论以何种方式发布的,均在论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独自承担。
声明人签名:
2014年05月29日
内容摘要
本文追溯人物品鉴的源流,说明人物品鉴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人物品鉴出自扬雄的《法言·
重黎》,早在前秦时期孔子就把弟子分为四类;
孟子进一步降人格修养的境界分为六个类别;
汉代施行察举制,人物品鉴从零散的个人言语成为任用升迁的标准;
魏晋时期人物品鉴因为“唯才是举”的人才任用准则,人物品鉴标准由重“德行”转向尚“才能”人物品鉴由道德层面转向人的层面;
两晋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人物品鉴由政治性功能又指向其超功利目的,由此,人物品鉴转向到审美层面。
人物品鉴转向到审美层面以后,逐渐产生人物品鉴的泛化,其时,钟嵘对人物品鉴进行转化,建立《诗品》以品第论诗的批评文体。
钟嵘对人物品鉴的吸收借鉴还表现在《诗品》的批评术语上。
如“气”、“华彩”、“风骨”方面。
关键词:
人物品鉴;
文学批评;
品鉴标准
Abstract
Thispapertracestheoriginoftastingcharacters,tastingthatcharactersfromthepre-qintothedevelopmentoftheweijin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period,peoplestoodbythelaw,saidheavy,liYangxiong,thediscipleasearlyasConfuciusQianQinperiodisdividedintofourcategories;
Menciusfurtherdownthestateofpersonalityisdividedintosixcategories;
Thehandynastytheaddressingsystem,tastingcharactersfromscatteredindividualwordsbecomethestandardofemploymentpromotion;
Tastingwith"
meritocracy"
wei-jinperiodtalentemploymentrules,peopletastingstandardbyheavytasting"
virt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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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charactersfromthemoraldimensiontothelevelofpeople;
Jinperiod,duetothechangeoftheobjectiveenvironment,thecharacterstastingbythepoliticalfunctionanditssuperutilitarianpurpose,asaresult,peopletastingtowardstotheaestheticlevel.Figuresaftertastingturnedtotheaestheticlevel,graduallyproducecharactergeneralizationoftasting,atthetime,zhongrongtotransformationofcharactertasting,establishthecriticismofthegradesofpoeticsinformerstyle.Zhongrongtastingoftheabsorbingofthecharactersbutalsoonthecriticismofthegradesoftheterm.Suchasthe"
gas"
"
magnificent"
character"
.
Keywords:
Theanalysisofcharacters;
Literarycriticism;
Criticismstandards
目录
引言1
一人物品鉴的源流1
二钟嵘《诗品》“列品第”文体的构建3
三人物品鉴标准与《诗品》的批评术语6
(一)气6
(二)华彩7
(三)风骨7
结语8
参考文献9
引言
中国的文论历来有“人品即文品”的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学,根据文学界的说法,是文学自觉的时期。
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品评、归纳分类时也注意到作者的风度、情感等因素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其文学创作。
因此,追根溯源,文学品鉴作为当时的潮流风范应该在那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品鉴方法上,人物品鉴中常用的列品第,这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批评术语方面,很多人物品鉴的标志性词语也被文学批评所引用,如气、风骨等,这些用人物品鉴来扩展文学批评内容的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
一人物品鉴的源流
人物品鉴是魏晋南北朝那个时期重要文化现象。
据我们现在所知,人物品藻兴起于汉代末年,到魏晋开始盛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
人物品鉴也就是通常说的人物品藻。
“品藻”一词出自杨雄《法言·
重黎》:
“或曰《周官》曰立事。
左氏曰品藻。
太史迁曰实录。
”又见《汉书·
扬雄传》:
“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
”颜师古注曰:
“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来,“品藻”就是判断人物的优劣。
而人物优劣的判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以及时代风气、人才标准的改变,人物判断的标准在各个时代会有截然不同的变化。
实际上,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品鉴或者品藻古已有之。
在先秦的时候,孔子已经从仁和礼的观点为出发点,提出“知人”也就是考察和评论人物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泛论众材,以辩三等,犹序门人,以为四科”(刘劭《人物志》)。
从刘邵对孔子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孔子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他又在“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1]的基础上把学生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论语季氏》)三类,儒家的集大成者孟子进一步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类别,并以之品评人物之优劣。
但是,这些只是几个人的只言片语,是很个人的行为。
由于这些标准的自发性,使得它远离政治标准,也就使其远离制度化、远离社会化。
汉代推行察举制。
当时的察举制分为“察举”和“征辟”两类。
“察举”要求地方推举“贤良方正”。
这样人物(人才)的鉴定就是由舆论来界定,开始的时候这一品评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民间多歌谣,朝廷考核长吏以这些歌谣为依据来评价当时人物。
如《后汉书冯衍传》有“道德彬彬冯仲文”之言,这样的词汇明显来自民间。
东汉末年,以太学生为首的文人志士不满于宦官专政的黑暗统治,结成“清流”。
他们“上议执政,下讥卿士”以之来扼制宦官任人唯亲的状况。
这里,民间歌谣就发展为“清议”。
在这种大而广的“清议”潮流下,人们对名士的品鉴,成为评价人物的重要依据,这些评价直接与士人的升迁、提拔和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因此人物受品评得到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以至于那时形成了每个月一评的方法。
汤用彤指出,“有名者入青云,无名者委沟壑。
朝廷以名治,士风亦竟以名相高。
名声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
于是月旦人物,流为尚俗;
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2]。
由此看来,这时的人物品鉴就不只是一些零散的个人言语或者泛泛歌谣,它终究成为了任用升迁的标准。
这种成熟的广泛的社会评议也渐渐发展为一种传统。
曹魏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曹操终究不愧“乱世之奸雄”的品题,连续三次求贤诏的发出都直指“唯才是举”的方向。
在公元220年,曹丕更是推行了九品中正制,这种以“才”为标准的思想对于东汉所鼓吹的大而空的道德标准是一个有力而大胆的冲击。
这种重视才能轻视道德的品评标准冲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牢笼,从而导致当时人物品鉴由重“德行”转向尚“才能”,从对人伦道德的强调转向个体能力的强调,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对个人本质的全新认识。
这时,人们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3]。
人物品鉴的标准从道德层面转向到人的层面,如:
人的风骨、性情、自然等,这就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转向。
以《人物志》为例,刘邵在其中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4]也就是说他通过分析一个人内在的才能、德行、感情、性格在他形体、脸色、仪容、言语的表现来表述人物的才能、优点、缺点以及其适合的官职,并用历史人物来佐证。
这一著作明确的显示了从汉到魏思想的显然的变化。
从德行到才能,从现实到历时,从只言片语到写书成集,社会对人物品鉴越来越重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但是,每一种制度即使在开始的时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客观环境的变化,终究会出现问题。
曹魏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迅速为士族门阀所把持和垄断。
人物品鉴和随之而来的官员的升迁都被大士族所操纵,这种在曹操时代用来选用真才实学的制度终究成为了大人物结党营私的遮羞布。
由此带来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重后果。
因此,人物品鉴也就丧失了他本初的意义所指。
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人物品鉴政治性目的丧失信心,从而向其所指向的超功利性目的,如个性、才能和审美等。
“品藻一旦摆脱了政治性的功利目的,其品藻本身就成为目的。
”[5]到这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品鉴就第一次从严肃的政治色彩转向轻松的审美,尤其是个人的容貌行为的赞美和聪明才智的赞叹。
这就使得人物品鉴真正的由政治转向生活。
这种由政治向生活的转向尤其表现在人物品鉴的审美化过程和其品鉴范围的泛化,如:
对人物容止的品藻、对人物言谈的品藻、对学问的品藻,甚至于对文章的品藻、对山水的品藻。
对棋的品藻、对诗的品藻、对画的品藻。
这一系列的纯粹的欣赏活动使得人物品鉴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最终确定,并以之作为名词作用于文学批评的范畴。
人物品鉴标准的不断流变让人们对人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深刻让人们对于创作的目的、创作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二钟嵘《诗品》“列品第”文体的构建
由上一章的追根溯源,可以看出来,人物品鉴虽然古已有之,然而,在其发展的初期,并没有对文学批评产生多大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物品鉴摆脱了政治功利性目的真正的转向艺术审美,转向生活和个人。
从而产生了人物品鉴的泛化。
人物品鉴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审美中,其中不可避免的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的内容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时期的文体更是缤纷多彩、琳琅满目。
其中,有陆机的赋体《文赋》、刘勰的骈体《文心雕龙》、沈约的诗论。
诸多批评家在这个文学空气空前自由的时期对人物品鉴进行转化,建设各种批评文体,展现了其高超的创造性和时代精神。
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他写作的原因就是要为了给著作分品第、列优劣。
他在纵观前人的文论后发现,前人不管是文论著作还是诗歌集对著作的评判都没有优劣之分。
他说道: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6]P79他指出班固和刘歆都用品第来论人。
因为有前人在前面做了表率,他在《诗品》中评论了汉朝到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称“才子”。
并把这些诗人按照成就的高低分为三等。
钟嵘很看重诗人作品的风貌和优劣,他“辨彰清浊,掎摭病利”[6]P243指出诗人作品的优点和缺点。
由此可以看出,钟嵘的的文论思想是自觉性很强的。
他不仅把汉、魏晋南北朝历代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的诗人分为三等,并且对相同的品第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
例如对上品诗人的论述中,他说道: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6]P34,这就把一流的诗人根据不同的风格分出了优劣、高下。
同是建安诗人,他又认为陈思最为高绝,而刘祯的才思和成就高于王粲。
他对处于不同时代的同品诗人他又有“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6]P118的话语,由此,建安诗人和西晋诗人则高下可分。
这种不管是同时代诗人的横向比较还是时代不同的诗人的纵向比较不仅出现在上品中,在中、下品当中也是数之不尽。
当然,在钟嵘的诗品中,上品诗人独立成诗,相互之间的比较较为明朗。
中下品诗人多为一首诗当中论述多人(当然多为风格相近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根据诗人的书写倾向来理解。
当然,品第的划分也只是从总体成就上来大致划分的,某些作家虽然是中下品,但在某方面并不输于上品诗人。
如他说到谢惠连的诗“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
”[6]P372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方面的成就略高于别人一筹。
在论述人物品鉴的流变中,大家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分品的观念很早就有了。
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很明显,《诗品》受到《汉书》的影响而以品第论诗人的。
而这种影响不只是表现在他三品论诗,更在于他文章的构架。
《汉志》有总序,然后分成“六略”六略下各自分开论述。
《诗品》也是如此,总序写于卷首,而后三品,其中上中品中又有一些附加的论述。
这就跟《汉志》相仿,造成一种树形的结构,层次分明而清晰。
从三三两两的品鉴到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从三只言片语到成书成集,从政治到社会生活,人物品鉴开始盛行开来。
人们从德性、才情、个性、风貌等各方面全面地品鉴天下士人,得到了时人的热衷和流行。
他们在评价的时候,常常把人物分为一流、二流等品级。
由此而来的是品藻几乎成为一种蔓延魏晋南北朝整个社会的时代风气。
而形成文本,成为艺术和文学的一部分则率先在书法、绘画和棋类艺术批评中得到专门运用。
先说绘画。
早于《诗品》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把他所论述的二十七位画家分成六个品级,或没人一评,或两人合和而评。
这可以看出来钟嵘用品第来论诗并不是独家首创,也不是凭空而来,很有可能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才由此创作。
这一点,我们从他所写的《诗品序》中略见一二。
再来说书法,刘宋虞崘把他所整理的秘府藏帖,装帧成卷。
这些整理当中,分优劣为卷。
虽然他只是把优者为第一卷,然后依次为卷,并没有加以论述。
但等级分明的意识还是很鲜明的。
再看棋类。
魏晋的时候关于棋类的论述很多,范汪在《围棋九品序录》中把棋手分为九个品级。
可见,从汉魏以来,政治制度如九品中正制等除了对人物品鉴产生了同时也对其他艺术文学领域。
其实,在《诗品》前后,有很多种用品第来命名的书籍,如《棋品》、《棋品叙略》、《建元永明棋品》、《天监棋品》、《围棋品》等。
都为钟嵘诗品的问世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和氛围。
综上所述,不管是政治、人文还是艺术领域,用品第论人的做法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
钟嵘用品级来论诗是吸纳当时各种领域的成果并加以转换的结果。
这种遍及社会的普遍社会风尚自然被艺术批评借鉴和转换。
这个中转换过程可大约简便成以下图形:
民间人物品鉴———→朝廷九品中正制鉴别选择人才———→书、画、棋分品第———→钟嵘《诗品》分三品论诗论诗人
这个转换过程从先秦到魏晋持续了好几百年,到钟嵘吸收并转化前人或者时代成果成书《诗品》,其中有很多关键性阶段值得注意:
第一,朝廷选人方面从重视伦理道德因素渐渐转向重视个人能力、风度。
这一转向至关重要,这直接导致了人物品鉴的流行以至于在社会蔚为成风。
由此而来的对人物的品鉴的深入化,不管是语言上还是精神上都表现出其中的审美性。
第二,品鉴从社会转向艺术。
人物品鉴多是对一个人的定位或者其个人的评价,而当品鉴转向书画这些艺术作品,那么品鉴的角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候人物品鉴才真正的影响到批评领域。
第三,在时代风尚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吸收前人的成果,首创以品论诗,可以说离不开钟嵘个人的艺术慧眼、深厚的艺术功底。
这既是时代成果又是个人成果。
三人物品鉴标准与《诗品》的批评术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对士人的评价当中,更多的倾向于士人的内在气质和人的修养风貌,这集中体现了对人作为个体的重用性的的认识甚至认同。
这种认同在文学或者艺术创作上表现为每一个创作主体的也就是作者的创作个性各不相同(时代著名文人或艺术家)以及创作的意识大大强化。
作家抒发自己独特的感情、观察独特的事物(作家眼中的独特),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创作的对象和内容。
在“人品即文品”的中国传统批评标准的影响下,人物品鉴就自然而然的影响到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的批评术语。
这种影响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普遍存在,在钟嵘的《诗品》中表现尤为明显。
(一)气
孟子在提到自己的时候说自己善于养浩然正气。
“气”开始是评价人的一个术语,由“气”显“质”。
由于“气”可以给人以直观上的感受,因此一个人的“气”(平常说的“精气神”)也展现了一个人的精神特质,这多用在评论一个人的风貌气质。
中国的一种人物画绘画中要求画要“气韵生动”就是说的绘画要形象的表现出人神韵、气质、风貌,这种表现可以脱离于客观环境而独立存在,或者说所要表现的东西存在于画之外。
《诗品·
序》中开篇就谈到: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6]P1钟嵘认为“气”的变化使得人心灵摇荡,从而产生各种无法抑制的感受,这些感受可以表现为舞蹈和诗歌。
这些“气”无论是对于四季变迁的感叹还是对人生坎坷的唏嘘,诗人情郁于中就会生发而成为诗歌创作。
虽然有强有弱,但都可以在文章中表现出来。
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指出才性不同文章之气也不会相同。
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幹有逸气”。
他认为气有舒缓、刚健之分,作家的气质不同,作品就各有特点。
诗人的性情差异也会在文章中体现为文章的文气强弱。
《诗品》继承了这一点,在文中有很多用“气”来论诗的语句。
他说刘越石“仗清刚之气”[6]P34,所以诗文“自有清拔之气”,这里就是说诗人的性格对诗文的影响。
评价裕康“评直露才”,所以他的诗“伤渊雅之致”这里就是说诗人气太过而有伤诗意。
钟嵘评刘祯是“壮气爱奇,动多振绝。
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6]P133。
这就是说刘祯虽然“壮气”有余但辞采不足。
他又说王聚“文秀而质赢”这样的文章虽然辞采华丽,但因气不足也不能称之为好文章。
而他认为好的诗歌多有“怨气”说李陵的诗是“怨者之流”又说“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能至此!
”[6]P106
(二)华彩
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鉴由道德范畴转向人物外貌。
一个人的外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他的评价。
时人多宽袍广袖、傅粉服药形象上多有修饰浮夸之风,如何晏的美多是外部修饰而来的(妖丽本资外饰)。
而钟嵘在评价诗人的时候,也常常把辞采放在首位。
如陆机“才高学赡,举体华美”[6]P162;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
丽曲新声,络绎奔发。
”[6]P201;
谢眺诗:
“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
对于辞采欠缺的诗人他也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评,他认为魏文帝曹王的百余篇诗,“皆鄙直如埋语”[6]P256。
(三)风骨
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宋书·
武帝纪》中,称刘裕“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这是就人物品鉴而言的。
在汉朝的时候,“骨鲠”常常用来评价一个人的正直不阿。
所以用“骨”词,在人物品鉴中含有其人品正直高尚的含义。
刘邵认为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骨象可以判断出其是否有“仁”的本质。
魏晋时期,《世说新语》的《品藻》篇中评价阮裕时说他“骨气不及右军”。
所谓“风骨”,风指神,骨指像。
具体来说,骨相是指人的外在形象。
“风”是指人的内在气质风貌的外在表现。
钟嵘《诗品》中评五言诗人也多用“骨”字,如评曹植: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6]P117;
评鲍照:
“骨节强于谢琨,驱迈疾于颜延”[6]P381;
说刘祯:
“贞骨凌霜,高风跨俗”[6]P133。
这里的“骨气”“骨”“风”都是在说风骨。
而钟嵘所认为的好诗多为“骨气奇高”与“辞采华茂”并重。
“骨气奇高”要求高洁卓尔不群,要“干之以风力(指‘气’)”;
“辞采华茂”是言辞优美,就是“润之以丹采”[6]P47。
他所认为的上品诗人的作品真气充盈或文才出众,有的还是兼备两者之长。
钟嵘对曹植倍加推崇,他认为曹植的诗是气与采的完美结合“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粟溢古今,卓尔不群。
”[6]P117
综合以上分析无论是“气”、“辞采”还是“风骨”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学批评当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而对于这些文学批评词汇的确切含义的理解和分析,追根溯源总是要走到人物品鉴这一起点上。
结语
“人物品鉴魏晋南北朝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这个问题很大很杂,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所谓“漫天撒网,不如攻其一点”本文以《诗品》为着手点来研究这个问题进而追溯源流、分析文本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从全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人物品鉴的标准的一系列流变尤其是当这种标准由道德标准转向为审美标准,对当时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视个人的风尚促使了文学批评界对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有了新认识和定位,集中体现在新的批评文体的构建、新的文学批评用语的运用和新的文学批评标准的确立方面。
这种影响甚至成为一种传统,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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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辞
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本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从论文选题开始直到论文定稿,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凝聚着我的心血。
初稿完成后的几次修改,这个过程是最艰辛的,不仅要扩充和完善内容,还要认真地核对每一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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