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纵横谈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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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间，在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

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

100%均应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可以认为，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

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

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则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美国哈佛大学大卫?

布鲁姆与杰佛瑞?

威廉森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1965?

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以人均收入衡量）中有将近1/3都应该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比如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

1935年，结束于1990?

1995年，持续时间60年左右。

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都出现了人口的“红利”期。

　　日本曾是享受过“人口红利”的国家。

1947?

1949年，日本出现战后第一次“婴儿热”，是日本人口激增的年代，总人数高达800万人。

上世纪60?

80年代，随着第一次“婴儿热”成为劳动力主体，日本经济也进入高速发展期。

他们对汽车、家电、住宅的强烈需求欲，成全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

因此，丰田、本田、夏普等都被看成是和第一次“婴儿热”一起成长起来的知名企业。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也出现过大量“农民工”到大都市就业的阶段。

曰本人曾把这一群体称为“金蛋”，不仅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消费人口。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日本逐渐进入“少子高龄化”时期及其他因素，日本经济进入20年的衰退期，“人口红利”一词对曰本人来说，已经成为过去。

　　墨西哥是个人口刚好过亿的拉美国家，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6岁。

该国劳动人口从1950年的1500万人激增至2000年的6000多万人，50年间劳动人口增加4倍。

一些经济界人士预测墨西哥能坐享“人口红利”二三十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人力杠杆撬动经济增长。

但是，另有学者指出，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潜在资源，但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人口结构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而这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并且预言未来10年，处于“少壮”期的墨西哥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国家也面临给人们创造就业岗位的压力。

　　然而，“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

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

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

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

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

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人口的“机会窗口”的开启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

　　1978年，中国首次推出并实践了计划生育的理念，从而使得自1980年代起的中国生育率出现了急剧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上升，在较短的时间里，“人口红利”现象在中国完整呈现。

而有学者研究指出，事实上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初露端倪，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最近10年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以来，我国经济进一步髙速发展，我国庞大的加工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释放出巨大的人力资本存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十分显著。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可见，虽然“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就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推手。

然而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研究者指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

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低成本的生产与加工，有利于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贏得比较优势，从而能够通过扩大国际贸易来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构成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

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建筑行业占80%。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经济学家还认为，“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

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

正如学者指出，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已经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成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一般通过四种机制：

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

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

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接受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

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因此，“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

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红”多久

　　当前，对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争议颇多，众说纷纭。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未来几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10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

国内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4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可见，“人口红利”从来就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因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

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经济增长因素最终会逐步消失殆尽，“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届时，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

国内研究也表明，未来的5到15年时间里，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所剩时间并不多，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

这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依赖低成本运行经济发展战略的人口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因此，在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正在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见，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9正如学者指出：

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20年飞快过去。

享受了20年“人口红利”好处的中国在不经意间便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生孩子的成本提高，使得人们不太愿意多生孩子，劳动适龄人口得不到充足的补给，而原有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在逐年向老龄化发展。

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终结“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这并非中国一国面对的挑战。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亚洲多年享受“人口红利”的好处，但这一时代即将结束，几年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泰国稍晚也将出现“刘易斯拐点”；

菲律宾、马来西亚虽然仍处扩张期，但增速下降。

总而言之，亚洲“人口红利”逐步“见顶”的趋势已日见明显。

　　但是，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

但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

加之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

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还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髙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因此有人也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期”的终结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面临重大冲击，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再造“二次人口红利迫在眉睫。

　　近年来，国内相关学者在论及人口红利时，对“终将失去”已成共识，从而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上。

所谓“二次人口红利”，不过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种形象说法。

这就要求国家除了通过扩大就业等多措并举，努力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提高人口素质、将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方面下大力气。

而要提髙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就必须通过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甚至养老保险等制度的改革，并且通过与经济转型对接，以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而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自然衔接、顺利过渡。

　　最有借鉴意义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它们在20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里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助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些国家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活力。

当然，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人口转变所开启的“人口红利”也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所区别。

紧紧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终结？

有学者指出：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

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扭曲型”’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

如果继续限制，而不是鼓励城乡间人口流动，老龄化引起的城市活力下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效率损失。

因此，“开放城市”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

这样做，无论对中国农村发展，还是对中国城市发展，都有好处。

为此，城市应积极采取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髙，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髙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切不可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

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陶鹰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