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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任教期间,他就自编《中国算学史讲义》,率先在国内大学开设数学史课,发表不少的专著,向世人介绍、宣传祖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史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告诫后人不要数典忘祖。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先生就立志“以整理中国算学史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先生留给我们后人的许多传世之作,早已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琢如先生素以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而闻名于科学界。
今悉先生的后人将出琢如文集,作为他的挚友,我愿为此书题签、作序。
我相信:
中国一定会涌现许多像钱先生那样的科学家,成为本世纪的数学大国!
于南开大学宁园
2002年7月
[注释]
①陈省身(1911—2004)。
浙江嘉兴人,国际著名数学家。
193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
1934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8年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3年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1946年为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
1949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1960年至1979年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1961年加入美国籍。
1981年至1984年任美国伯克利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1984年至1992年任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92年起为名誉所长。
他是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1年),第三世界科学院创始成员(1983年),英国皇家学会国外会员(1985年),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9年)。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曾荣获国际最高数学奖——沃尔夫奖,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数学会奖等。
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在天津病逝,享年93岁。
②钱宝琮(1892—1974),字琢如。
浙江嘉兴南门人。
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
中国古代数学史和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钱宝琮189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
1908年,考取浙江省第一次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土木工程,时16岁。
1911年获理科学士学位。
随后就读于曼彻斯特工学院建筑系。
1912年2月回国。
先后在浙江省军政府民政司工程课、上海南洋公学、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职任教。
1925年8月,经姜立夫介绍去天津任南开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开设微积分、微分方程、数学史等课程。
1927年9月,钱宝琮与竺可桢、汤用彤等同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任数学系副教授。
1928年8月转任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1937年举家随浙大西迁。
近30年的耕耘,为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钱宝琮参加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国数学会等重要学术团体,并曾担任教育部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员,《科学》、《数学》杂志编辑等。
1956年奉调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一级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科学史集刊》主编等职。
撰有《古算考源》、《中国算学史》(上卷)、《中国数学史话》、《算经十书》(校点)、《中国数学史》(主编)、《宋元数学史论文集》(主编)及《算术史》(稿本)等专著多种和科学史论文60余篇。
1982年,为纪念钱宝琮诞辰90周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选编出版了《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共收入重要论文33篇,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钱宝琮长期从事数学教育工作。
在他的学生中,有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申又根、孙泽瀛、程民德、张素诚等。
1974年1月5日,钱宝琮病逝于苏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享年82岁。
我的一点回忆
钱克仁
编者按:
钱克仁(1915—2001),浙江嘉兴南门人。
生前为苏州大学数学系教授。
一生喜爱读书,善于思考,从不心为形役。
虽蛰居陋室,却知足常乐。
他继承父亲钱宝琮先生的事业,潜心研究数学史,为我国科学史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篇自传是其家人根据他各个时期所写的简历、工作汇报和日记汇编而成,由钱永红执笔。
本刊发表时对部分内容作了调整和补充,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那些30年代浙大黑白文艺社的社友们要我写一些自己的“人生历程”。
我给他们去过一封简短的信,大意是:
我1934年考入浙大土木系,1936年转数学系;
1938年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到宜山复学,是“拓荒社”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任的核心负责人。
在浙大毕业后,曾在贵阳、重庆、嘉兴、上海、南京与苏州等地的中学、大学任教。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均平安无事,未遭冲击。
“文革”中当了十年读报组长,亦未受批斗,也没做“落井下石”的事,一生颇为逍遥。
1987年退休。
一、老家情况及父亲钱宝琮
我是浙江嘉兴人。
我的曾祖父名叫钱笙巢,是个地主兼商人,有许多田产和房屋,在嘉兴南门外东米棚下开设米行、油行等。
我祖父是他的第六个儿子。
分家时,我祖父分得许多遗产。
据我祖母说,在她结婚时,媒人说我的祖父分得号称有三百亩的,这些是在嘉兴南门外真如乡一带。
房产在槐树头,为三埭进深的走马堂楼“笃庆堂”(按:
已在2004年旧城改造中被拆除)。
我的祖父叫钱迪祥,祖母陈兰征(是枫泾人),有儿女四五人,但仅存两子(宝琮、宝王宣)一女(德华),其他的都是未成年就死去了,我父亲是最大的。
祖父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亦不从事科举考试,但相信当时的“维新”和“洋务”,卖掉些田地,供给儿女进“洋学堂”念书,自己又吸鸦片烟,玩什么照相机等洋玩艺儿。
祖母说,祖父是个“败家子”。
祖父于1918年因病去世(48岁),地租(大约每年一百多元)归祖母应用。
抗战开始后,祖母随家去内地,田租由族中人收用,他们又卖掉了一些田。
我叔叔和我姑母因糖尿病和肺病分别于1923年、1924年在苏州死去。
父亲钱宝琮(字琢如)生于1892年5月29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五月初四)。
幼年聪颖过人,十一二岁就读于塔弄张子廉先生的家塾,读算学、英语等课,后进嘉兴府学堂。
15岁考入苏州铁路学堂工程科。
每次月考,屡屡得奖。
1908年16岁时,顺利通过浙江省官费留学欧美考试,被录取。
同年10月,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
1911年19岁时大学毕业,得工程学学士学衔。
1912年2月父亲回国后,在光复后的浙江省军政府任职,负责筹划拆除杭州旗营、开辟新马路等工程事务。
后因自己年轻,不善官场应付,旋去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任教。
1913年,父亲到苏州,任江苏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主任,后又兼任附中教务主任,直到1925年。
于此期间,父亲参加中国科学社、学艺社等学术团体,任《科学》杂志编辑,多次参加学术年会,发表论文。
父亲从1920年也即从27岁起,开始研读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著作,对难读的天算书籍进行了考证、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用现代的数学符号、语言阐述古代学者的科学理论、方法和贡献,使国内外学者认识我国古代学者在数学、天文学方面的许多伟大成就和贡献。
同时,也为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父亲在《科学》、《学艺》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
1925年至1927年,父亲在南开大学任教,讲授数学课,开设数学史课。
1927年9月,父亲与竺可桢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任教,时间为一年。
1928年秋,浙江大学聘父亲为第一任数学系主任(1929年由陈建功教授任系主任,1931年起由苏步青教授任系主任)。
父亲在浙大任教授直到1956年。
在这期间,父亲发表了20多篇数学史、天文学史的论文,登载在浙江大学的《科学报告》、《思想与时代》、《燕京学报》、《文澜学报》、《数学》杂志等刊物上。
父亲曾任教育部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数学》杂志编辑等职。
父亲从事大学数学教育30多年,是一位既善于教书又善于教人的好教授。
苏步青教授是父亲在浙江大学与之共事20余年的老同事,也是我的恩师。
苏家与钱家关系甚密,经常在一切研讨数学问题,并互赠诗文。
苏步青教授还与我父亲在浙大创立“湄江吟社”,从1943年2月到10月,“吟社”共举办八次诗会,写诗100余首,并集结出版《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
在《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序中,苏步青教授对父亲作了高度评价:
在豺狼当道、军阀误国、帝国主义列强劫掠中华的苦难岁月里,宝琮先生经常在课堂上用生动的语言,典型的事例,满腔热情地宣讲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介绍中国古代光辉的数学成就,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们的伟大祖国,珍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鼓励学生奋发图强,争取为祖国繁荣昌盛有所贡献,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先生既教书又教人,结合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他教学工作的一大特色。
宝琮先生数学教学工作的另一特色是重视实际,重视计算。
他讲授微分方程,不仅教给学生复杂的数学理论,而且也阐述微分方程怎样来自实际,它的解又有什么物理意义,使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
一般教师谈到代数方程的近似根问题,经常取整系数方程为例。
而宝琮先生认为实际问题很少恰恰有系数为整数的情形,因而喜欢采用系数为小数的题目,借以提高学生的实际计算能力。
在当时风气是偏重理论的情况下,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基本技巧的想法和作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并对浙大数学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4年,父亲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后又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分别定期讲授中国数学史,讲稿整理成《中国数学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
随着对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父亲萌发了从事专业研究的想法。
时隔不久,中国科学院为创建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为教学需要,争调钱宝琮,而对于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浙江大学自然也不愿放行。
后来经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直接请示周恩来总理并与教育部协商,这个问题方获圆满解决。
1956年,父亲奉调进京,历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时属历史二所)一级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科学史集刊》主编等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并从此开始专心致志和全力以赴地从事科学史研究。
当时,嘉兴同乡谭其骧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常去北京。
父亲虽长于他近20岁,却结下了亲密的忘年之交。
故父亲调京后,谭其骧成了我家的常客。
1963年,父亲几十年来整理、校点的《算经十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4年,父亲主编的《中国数学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继又参加《中国天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父亲汇合研究室内同志们的研究论文,编成《宋元数学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科学家》等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杜石然、薄树人等同志说:
“多年来,为我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发展,宝琮先生都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梅荣照同志写的一篇《怀念钱宝琮先生》,登载在第11期《科学史集刊》(1984年)上,详述了父亲的研究工作和培养后进的事迹。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受到不应受的批判,研究工作只能停止。
1969年年底,父亲住到苏州我的家里来。
1972年春患中风,卧床不起,但仍接待各处来访的同志,讨论问题。
1974年1月5日,父亲病逝于苏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终年82岁。
中国科学院于1974年2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钱宝琮先生追悼会,父亲的骨灰匣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父亲于1914年结婚。
母亲朱慧真出身于一个画家的家庭。
朱家无田地,外婆早守寡,在上海开了所小学校。
母亲毕业于教会中学,英文很好,曾任过多年小学教师。
舅父朱福仪南洋公学毕业后,去美国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大学深造,回国后在汉冶萍公司(按:
即汉治萍煤铁厂矿公司。
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
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当工程师十年,以后在上海电话局任主任工程师直到去世。
父亲当时是苏州工专的土木科主任,工资有近二百元之数(当时的米价只有四五元一担),除了供给姑母在北京上学、叔叔在工专读书费用之外,还给祖父、祖母一些钱,是供他们“享福”的。
二、中学和大学时期
我1915年出生于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
1921年至1925年在苏州平直小学读初小。
1925年,因为父亲去天津南开教书,我住到上海舅舅家去,就在上海大南门育材中学读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直到1928年我家南迁嘉兴,后转入嘉兴秀州中学读书。
1929年至1934年,我在嘉兴秀州中学读初二到高三。
秀州中学是基督教办的学校,我入校时已无宗教课,亦不强迫学生“做礼拜”了。
课程与省立中学一样,有些宗教活动,自由参加的。
我不信教,星期天总是在家玩。
1931年“九·
一八”事变,日本军阀侵略我东三省事件发生后,我亦参加了校里的宣传队,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
高中时期阅读上海出版、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看了些鲁迅的小说、文章,同时亦看过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编的《论语》,思想是混乱的。
因为秀州中学是教会学校,有几个美国人在教英文,受到一些宣传的影响。
但是我不愿参加宗教活动,有空就看些科学方面的书籍。
高中二三年级,我曾被选为学校膳食委员会主席、学生自治会主席,当过几次班长。
1934年到1940年,我在浙江大学读书。
1934年夏,我高中毕业后,投考浙江大学,第一志愿是土木工程系,第二志愿是数学系,结果我考取了土木工程系。
那时候土木系的课程很重,一年级每周上课40多小时,我应付起来是很吃力的。
1935年“一二·
九”运动开始后,杭州学生发起到南京去请愿,反动校长郭任远镇压学生运动,浙大三个学院学生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学生会,把郭任远赶走了。
我曾经担任过送信、寄信工作。
因为杭州邮局要检查,我将浙大寄往外地的宣传品乘火车沿途投寄出去。
1936年春,新来的校长是竺可桢,校内有了民主空气。
我嫌土木系的课程太繁重,读起来有困难,于1936年春季转读数学系为一年级生。
因为有许多公共课(外语之类)我在土木系已读过了,不必重读的。
所以,我除了复习、加强一年级的数学课内容之外,又选读了一些史地系的课程,如文化史、近百年史等等。
1937年,“七·
七”抗战开始后,“八·
一三”上海亦打起来了。
浙大于9月份开学,到11月份杭州吃紧,决定南迁建德。
我家里共有十口人(祖母、父亲、母亲、我、六个妹妹)亦迁建德。
浙大在建德只住一个多月又迁到江西吉安去了。
因为当时交通情况较乱,我家无法全家搬去,就将家里的祖母、母亲和六个妹妹移到建德乡下暂住。
1938年2月,我从吉安赶回建德,设法将家搬到长沙,就此休学,照顾家庭,该时父亲仍在浙大教书。
1938年2月至8月我在长沙期间,参加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工作,这部分工作是由刘良模领导的。
刘良模当时一直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一起,经常为沈、邹办的《抗战生活》写稿,宣传抗日思想。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长沙、武汉的抗日救亡空气是较好的,十八集团军在长沙还有办事处。
徐特立同志曾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座中演讲几次,我亦去听的。
以后,我有空时,经常参加一些青年会主办的慰劳伤兵、救济难民、教群众歌咏等工作。
1938年夏,长沙几次被炸,浙大又由江西迁到广西宜山。
我与家人就在8月离开长沙,搬到宜山,我亦就此到浙大复学,为数学系三年级学生。
1937年秋离校的黑白文艺社社友周存国、姚凤仙也来复学。
由周存国等人介绍,我就加入了黑白文艺社,并成为核心成员。
又因我在长沙搞过抗日救亡宣传和群众歌咏,我当上了黎明歌咏队的队长。
黑白文艺社分为三个小组,我在黑白文艺社的哲学组,大家读“大众哲学”、“科学的哲学”、“国家与革命”等刊物和文章,大约每两星期集中讨论一次。
黑白文艺社出有墙报,题名为“卫星”。
另有政治经济学组和文艺组两个组。
我们的公开活动是组织文艺座谈会,召开过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会。
黎明歌咏队搞些民众夜校、义卖捐献、教群众歌咏等工作,队员最多时到过七八十人。
黑白与黎明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地点在周存国住处。
当时有特务学生注意着这两个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校内工作,一般同学对我们有好感,于是就在1939年春季开学后,浙大学生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从此一些工作都可用学生会的名义去做了。
我们曾去怀远镇办民校、去重伤医院慰劳伤兵,挫败过三青团分子预谋赶走竺可桢校长的活动,组织过反对汪精卫的降日、从而打击了反动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其昀(当时的史地系主任)等等工作。
1939年11月至12月,日军侵入广西省,学生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举行义卖。
三、1940年至1949年服务时期
1940年7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想留在遵义做事,可以照顾家庭,但不愿当浙大数学系的助教。
经过浙大教授费巩的介绍,去了遵义的私立豫章中学教书并任教务主任。
后因与校长意见不合,11月份离校,12月份去贵阳中学教高中(该校当时为避轰炸迁至修文县)。
修文县的阳明洞当时有张学良将军关在里面,所以该地特务很多。
我初来乍到,除了上课教书之外,不敢活动。
时,贵州教育界地方观念很重,要排挤外地籍的教师,而该校校长刘熏宇是个老资格的数学教员,我跟他较接近,假日里常陪他打打牌玩玩。
在这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最新实用三角学》,由开明书店出版。
在刘先生的鼓励、介绍下,我还为文光书店编写了一本《初中算术教程》。
1944年2月,我从修文去了白沙。
1944年2月至1944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大学先修班教书,这是我父亲的老同事、先修班的教学科主任张纯推荐我去的。
该先修班里的教员多数是江苏省立中学的“名教员”,同事之间,勾心斗角,我在那里很不得意。
1944年夏天,先修班换班主任,我去重庆玩,住在南岸的私立广益中学里面(当时老同学庄自强在此教化学),结果被广益的校长杨芳龄留住了,我就在广益任教了。
广益是个“贵族”学校,收的都是些有权有势有名望人士的子弟,杨芳龄亦就靠着这批“家长”来宣传、扩大自己的学校。
由于我在该校教书还受欢迎,杨校长就要我另外再为几个学生补习功课。
这些学生中间,有杜月笙之子杜维宁、朱学范之子朱培根、顾佳堂之子顾龙胜等人。
1944年2月,我在重庆遇到了几个秀州中学同班毕业的老同学。
当时大家觉得远离家乡,在外工作,最怕失业、生病,有人还想结婚,很有必要互相帮助。
因此,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秀州甲戍级(1934级)级友互助会”,大家每月拿出工资5%左右的钱交给在金城银行工作的沈永绥,由他调剂运用。
当时愿意参加的有沈永绥、朱有圻、朱炳祥、朱僧、金兴中、侯希忠、蒋礼鸿,还有我,共八九个人。
这笔互助金是起作用的。
金兴中的医疗费,好像朱僧的结婚费用,都是用这款解决的。
1945年以后,用处不多,大家就不再交了。
1946年后,秀州中学复校,我们就将余款捐给秀州中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我仍在广益教书。
后因白沙的大学先修班缺数学教员,我又怕继续在广益教书,不能回家乡了,就于1945年10月又回到白沙先修班,直到1946年7月先修班解散。
我拿到了“复员费”,于1946年夏天由重庆乘公路车到宝鸡,经陇海线到南京,转返嘉兴原籍。
1946年8月,我回到嘉兴,适逢我的母校秀州中学筹备复校,我就被留在秀州教书了。
我的家里人在贵州遵义、湄潭住了六七年,于1946年11月亦随浙江大学搬回了杭州。
我虽在嘉兴教书,基本上每个星期要到杭州家里去休息的。
1947年,我的女友邹德蓁(上海民立女中教员)想与我结婚,鼓励我去上海教书。
我就辞去秀州的教职,去上海正始中学工作,筹备结婚。
我在1948年7月与德蓁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了婚礼。
开始,我们住在正始学校里,后因住房与校方发生争吵,我们就离开正始,去民立女中教书,直到暑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教育界情况比较复杂,中共华东局的贝纹同志(她是我妹妹钱炜的同学)想介绍我去大连教书,而我因德蓁怀孕,不想走远路了。
刚好此时浙大老同学胡玉堂被任命为绍兴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校长,约我去。
我在1949年9月就到上虞春晖中学,德蓁留在杭州老家待产。
四、解放以后
1949年8月,我应老同学胡玉堂之约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
因为胡玉堂原请的教务主任不来,10月起就由我任教务主任。
春晖中学是个私立学校,1950年春,学生减少,校董会又不肯多拨经费,学校极难维持,虽亦搞些劳动生产工作,亦无济于事。
1950年夏,学校紧缩编制,教职员另有出路者,学校不能强留。
当时我的妹妹钱煦在南京第一中学教书,来信说一中缺数学教师,于是我就去了南京。
1950年8月,我到南京一中后,校长朱刚对我很重视。
我加入了教育工会。
1950年秋季掀起抗美援朝、参干运动高潮时,我对美国大兵在华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对一些学生的参干起了些作用。
为了让我安心在南京工作,朱刚校长提出把德蓁也调入南京一中当教师,这样我们就在南京定居了。
1951年春,我被提拔为教研组长,后又为副教导主任,专管数、理、化等科的教学工作。
1951年春,南京要成立中国数学会南京分会,因为一中在南京是有名的学校,而我又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所以我就被推举为筹备委员,后来成为南京分会的常务理事。
1952年2月到8月,我调到南京师专任教。
1952年9月,师专并入南京师范学院。
那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是由原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专等校的人员合成,一些原来在大学教书的人对我们这些原来是中学教师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而我们对于校方房屋分配等事什么都依“学衔”来定的做法亦不大习惯。
数学教员人多,学生只有科、班各一班(1953年才有科、系),我没有什么适当的课程可教,就选了两门大家都是“外行”的科目,一门是“数学教学法”,另一门是“计算的理论和实践”,大家都觉得新奇。
所以有人来问我,我亦因此常常出去“做报告”,特别是“近似计算”这一部分,我讲了多次。
后来,即195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来约我写《近似计算》的小册子(该书再版多次),还要我写数学教学法方面的书。
那时我还在南师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教了一年书。
从1953年秋季起,我教系的解析几何、科的数学教学法课。
1955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南师数学系并入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我们一家就搬到苏州。
这次调整,我觉得满意,加之苏州是我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更觉亲切。
当时我仍教解析几何、数学教学法,还做些班主任的工作和教育实习工作。
1956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成为民进江苏师院(苏州大学)的支部委员。
也就在195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人来问我,是否可以写些东西,我说没有,但看到一本苏联的习题集还好,问他是否可以翻译出版。
后来该社来信,希望我来翻译,并预付了我部分稿酬。
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译稿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年春,《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一书出版。
因为当时我们的教材是学苏联的,因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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