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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无人为干预,一些新的疾病已经产生,而一些疾病已消失殆尽。
人类的疾病和猪病都是这样,例如在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公共健康协会手册》上只有不到40种可传染的疾病,而现在已经达到了300种左右,并且疾病的主次已发生改变。
很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进行发行的科技学术论文出现。
与此不同的是,许多学术作品却分析了它是怎样发生并且怎样产生了这些细小的结果,但却不是完整的。
本文调查了引起疾病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且对我们预期将来会发生的情形作出了提示。
3、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新的疾病真的会在每时每刻一直出现吗?
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那些已经存在的疾病?
如果是新的疾病,它们从何而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认为大多数疾病是多因素造成的?
是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还是我们忘记了“郭霍式”Koch’s)的假定?
为什么某些疾病看起来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时间表现不同的特征,而其它的疾病却仍保持不变?
一个无所不在的病原是如何在某种情形下引起疾病而又在其它情形下不引起疾病?
为什么一些疾病在高度健康群体中比在一般群体中更为常见和严重?
现代集约化生产系统会导致一些以前没有的新的疾病发生和传播吗?
在猪群中持续性蔓延的疾病是否给严重疾病问题增加了新的危险?
正在发生的其它变化会导致疾病模式发生改变吗?
我们该如何去做才能保护我们的客户免受新的猪病困扰?
4、疾病病原的发展及新的传染性疾病的出现
猪群中有着持续不断的疾病,这些疾病或者是初次爆发流行,或者是以较严重的程度发生,或者是以其它各种方式出现,从而对猪群构成威胁,这三种机制在最近几十年都十分流行。
5、新的疾病及其病原的演变
疾病的综合症状表明新的病原已经进入到畜群中,野生动物现在是主要的已被承认的传染源,正如它们也是人类的传染源一样。
当人类行为越来越侵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新的病原体的侵入有望继续下去。
猪变为传染中的高危种群,这种传染在一种或多种野生动物中流行,但只有当种间正常的空间隔离被打破时,病原才会传给家畜或人类。
在马来西亚,蝙蝠曾一度被认为是Nipha病毒的传染源,它同时感染猪和人,并引起严重的通常可以致命的疾病。
蝙蝠也是Tiomen病毒和Menangle病毒的携带者,Menangle病毒曾在澳大利亚引起一群猪的疾病和一例人的疾病。
墨西哥的蓝耳病毒是另一类副粘病毒引起的散发性疾病,它可能也与蝙蝠有关,值得探寻。
这一连串蝙蝠引起曾被认为对人和家畜致病的病毒使得这些哺乳动物成为将来猪病研究的一种潜在资源,即使迄今为止我们只能推测:
为什么蝙蝠会成为其它种群的如此丰富的传染源。
然而,疾病也可能来自其它不同种群,包括与猪群更接近的种类(例如:
疣猪和丛林猪在非洲猪瘟中的情况),但是也有些动物的传播病原体的形式似乎不同于蝙蝠,(例如:
水疱疹嵌杯样病毒来自海鳍足类动物)。
在一些病例中,如脑心肌类病毒,病原存在于一系列物种中,但哪些是保存宿主,哪些是排毒宿主仍然不清楚,虽然在一些突发急病中,啮齿类动物似乎是猪的传染源。
对于大多数已经知道的来源于野生动物的疾病;
来说,猪幸运地成为了“排毒宿主”,从而使得这种传染病的发生必须依赖于贮毒动物持续不断的传播,否则不能在猪群中持续流行。
对于某些疾病,如非洲猪瘟,这种疾病已经经历了充分地流行病学的改变,从而现在不需要与一种野生贮毒宿主接触就能长期存在于猪群中。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就意味为着更多疾病在控制方面的严重问题出现。
而且避免这种变化的努力非常有益。
当一种疾病传染一个新的种群并在此种群中流行时,几乎总是有一些关键因素引发流行病学事件或过程,这些疾病允许新的宿主群从排毒宿主转移到持续性贮存宿主,因此阻断这个过程尤为关键。
正如下面所描述的,必须采取一些举措来阻断疾病的传递过程。
我们通常考虑在猪与人类之间传播的疾病的危害时,往往考虑的是猪病传染给人,既然猪喂养在高度健康状态的农场里,人类是唯一的允许存在的另一类哺乳动物,一些人类传染病的病原也会转移到猪群中,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健康猪群的严重危害。
猪的水疱病可能就是从人源病毒株变异而引起的,现在或将来传染猪的一些其它病原可能会以人作为贮毒宿主,也可能作为猪病传染源。
在猪和人的巨型肝炎病毒就是一个例子,从猪和人中分离得到的毒株有高度的同源性,似乎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交叉感染,但是病毒的进化历史还缺乏清楚的答案。
虽然已经证实了一些经典的猪病从野生动物,少数可能从人类传播而来,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任何具有前兆的低致病力的病毒出现,使大多数在最近几年鉴定的新的疾病,其病原完全不知起来源。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病原显示出高度的基因适应性,主要为RNA病毒。
RNA病毒的本质是因为在复制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倾斜形式,它们形成了所谓的准病毒粒子群,彼此间几乎都存在些微小的不同。
那些已经高度进化的病毒或者适者生存下来继续复制,而其它的则灭绝了。
因此,如果它们在新的种群中立足,这些RNA病毒能够迅速适应宿主从而发展为一种新的疾病。
而那些尚未被确定的新的病原不断出现的事实说明了许多病原的发生是通过物种内部的传播,只是我们还不能识出这些种原。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是由RNA病毒引起的一个例子,一种说法它是一种独立发展的病原,另一种说法PRRS病毒来源于北美。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对它的来源认识仍然是一个迷。
事实上,两种实质上不同的毒株表现出各自的变化,而且在发现从北美传入的毒株后不久,第二个毒株几乎同时在欧洲流行,这使得它的更加扑朔迷离。
仔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症(PMWS)和猪的皮炎及肾病综合症(PDNS)的出现据说也是另一个迷,特别是自从这种疾病在传播流行上与一种新的病原到达可疑群体有着一致的空间特征。
虽然一些研究已经证实圆环病毒2型是假定的病因学上的病原,但是现在已经知道这种病原在世界某些没有该疾病特征的地方也同样存在。
随着讨论进一步深入,这两种疾病的病因仍有待解决。
也许我们不得不在农场饲养以外的动物群体寻找这些病原的来源。
并且更深入地探寻病原相互传播的潜在机制,以及任何阻断这些传播。
6、已知疾病病原的变化
最近,一些值得注意的疾病的流行与已知病原的新变异株的变化相关,从而疾病的特征也发生改变。
例如:
猪高度易感的FMD毒株的出现,导致了在台湾一系列疾病的流行,这种疾病并不通常仅限于猪群,因而改变了流行病学特征和控制措施的变化。
相反,英国的试验表明几年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O1亚洲流行株在反刍动物中的传播速度快于在猪群中的传播速度,并且在猪群中的空气传播感染力也要低。
这降低了风在此疾病中传染的可能性,因此,也改变了疾病监控的优先权,FMD也因此被重新认识,它能因为这种RNA病毒的高度易变性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疾病特征。
在过去,我们倾向于将病原抗原性特征的不同与疾病的方式和种类不同相提并论,对某些病原来说这是事实,例如:
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的不同血清型在病理学和其它流行病学方面表现出不同特征。
通常这些不同与细菌细胞和病毒粒子的表面结构有关,不同的抗原结构导致在特定组织结构结合细胞位点的不同,阻碍宿主的防御,或者引起细胞损坏。
然而事实上的变化可能更加精彩,渐渐地许多生物体通过不同排泄途径来散布不同数量的病原的变化(或许表现为在不同的粘膜表面和不同组织中的嗜好),从而决定了传播的方式。
这能通过提高针对应该动物的攻毒剂量来判定将其暴露于某一个感染途径是以哪一种是最易感的感染途径。
这可能实质上改变疾病的特征,因为它可能推动传播的一个新的模式变成为优势,而且产生一种新的疾病或疾病的新的形式。
非洲猪瘟最原始的传播是在疣猪和丛林猪中,是通过一种蜱(Omithodoros)作为传播媒介在贮毒动物和感染野猪与家猪中传播,这种病毒株对家猪有很强的毒力,当猪是由于口腔感染途径时,病毒开始直接传播,并且演变为多种具有不同毒力的毒株,产生从最急性型到温和性的疾病表现。
这种带毒的猪就成了病毒的最重要的传染源,使得在过去状态下病原体不产生如此高的死亡率成为可能。
A型流感病毒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交差感染的例子,因为流感病毒的分节段基因组的存在,当人源病毒和禽源病毒感染同一宿主时,这些病毒发生广泛的遗传基因重组,产生新的重组病毒,从而可能导致明显不同的致病性,宿主范围以及新的主要传播途径,最终导致疾病的的特征发生实质性改变。
猪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为猪是这种重组的主要场所,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产生了许多新的毒株,特别是1918年重组毒株,它对人类有很高的致病性,对猪也有致病性。
尽管当时人发病是全球性的而猪发病仅限于美国,绝大部分毒株是在不同动物间传递中发生重组而形成的,但是在很多不时常发生这种重组时,一种完整的病毒在没有发生重组情况下也可以对第二种动物具有传染性,一旦某些特定的流行病毒在猪群之间传播循环,它们的遗传基因就便成非常不稳定,导致许多病毒变异株产生,给第二种动物带来高风险,特别是对人类。
7、病原—宿主关系的改变以及宿主内的疾病过程
如上所述,改变宿主和疾病病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使病原自身发生变化,或者会引起宿主之间的疾病过程变化以及传染源在宿主间的传播。
通常来说,当宿主很少暴露给病原体时,由于缺少先天性抵抗力(由遗传决定)和未经免疫的宿主,从而使最严重的疾病症状得以发生,易感年龄间变化最小。
宿主先天抵抗力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因素或人为的管理因素作用,尤其是在最严重或最麻烦的疾病方面。
如果暴露频繁,在绝大多数动物中,产生频繁免疫反应,易感年龄范围,及疾病的严重程度都将降低。
8、宿主对病原和疾病进化的影响
对于具有稳定基因蛋白病原体(象猪的细小病毒),疾病的大量流行情况消失了,但变成地方性流行或在小部分猪群中散发流行。
对于显示适度变异潜能发展为新的变异株的病原体,易于产生较宽范围的毒力温和的毒株与畜群中共生,并常对大多数能引起临床症状的毒株产生抑制,并随着畜群的免疫力的强弱的变化,表现出周期性的发病。
非洲猪瘟和猪丹毒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对于一些基因型易变的病原,如:
PRRS、A型流感、水泡性口炎或FMD(所有RNA病毒),易演变为新的毒株,从而降低了与传统免疫的交叉保护,当这种新的变异株出现时宿主又表现出易感性。
这种疾病将更容易使生产者陷于麻烦之中,因为发病的严重程度和发病或常发生反复无常的变化,疫苗和其它控制方法也可能发生改变,其效果也不可预知。
9、传染机制
病原的传出途径和每种途径的排毒量构成了疾病演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原则上要取决于组织嗜性。
大多数病原可以通过不止一条途径排出,但通常在典型情况下是以一种途径为主。
一种病原可能会主要通过消化道途径排泄,但也会存在一种低水平的通过呼吸系统途径的排泄。
抗原结构的变化会改变这一状况使传染性的气溶胶排泄物质的量会有所增加,并且会改变疾病的特征。
呼吸性冠状病毒上一个例证,它是由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发生相对很小的变化产生的一个变异的病毒,该病毒主要通过呼吸系统途径而非粪便途径来排泄,而且该病原体的致病力大大降低。
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证明了一个病原中的不同毒株表现出气溶胶并发现发病特征的不同和粪便或污染物各种混合物传播的特性不同,并由血凝素和神经原基因方面的很小的差异决定不同毒株间的差异。
一些控制措施的应用和管理方面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一种传染机制而不影响另一种机制,因此,虽然全面减少疾病,而同时却纵容了那些由空气传播的病毒株,这可能会引起该中疾病在发生率上的反弹,同时会使对其控制措施产生抵抗,而且这些控制措施对该种传染途径无效。
关于疾病传染途径的在实际工作中变化产生的演化结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人工授精的引进。
典型的猪瘟是一种疾病,该病早已被描述成一种传染病,而通过精液传播却从未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途径。
1997和1998年,荷兰的传染就证明了人工授精中心散发的精液的传播可能会是一种有效的新途径,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期将传染病传到一系列畜群中。
10、疾病传播的动力学
由于在管理和饲养环境方面的变化,疾病也会改变在动物之间的动力学。
对于一些通过呼吸系统途径传染非常重要的疾病来说,在其演化过程中,由病原体构成的传染性的气溶胶量的问题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一些病原体,如FMD病毒,就能形成传染性的悬浮粒子,并能在陆地上被带到数十公里之外,在海上还要远得多。
由于一些还没有找到的原因,通过悬气溶胶去传染的一个FMD病毒株在数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这部分是通过呼吸系统途径排泄量上的问题,它会决定一个感染剂量能否达到易感动物,但这里存在一种在构成气溶胶的能力上的差异,这反映了病毒毒株间的生物学特性——即是否易于水汽一起形成感染性的水珠,是否病毒颗粒凝聚形成感染性的超过感染剂量低值的小水珠,并且由病原体所形成的感染水珠是否可以作为气溶胶的形式穿越一定距离。
一直以来关于一些疾病如PRRS是否能随风传染的争论,部分是由于病毒株的差异,事实上一些毒株能在农场间有效的传播,而另一些却不会。
长时间以来,由于有些毒株传播广泛且难以控制,因此,能更轻易地通过悬浮微粒传染,所以这些毒株就会成为整个猪群中占主导地位的毒株。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传播的距离,各种病原体能够引起感染的旅行的路径多远,将会影响疾病的比较大的变化,一些细菌可通过气溶胶传播,研究最多是肺结核杆菌的传播。
但是肺结核杆菌传播距离很短,最多仅几米远。
一般来说,细菌在干的蛋白质颗粒中传播这种颗粒能在空气中漂浮很长时间,使得疾病传播在不需要紧密接触时就可产生,这类病原体在宿主中形成感染依赖于宿主呼吸道内无微生物的空气动力学和经不同的侵入点(例如扁桃体或肺泡)引起感染的感染剂量。
各种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将使其变得更复杂,例如:
先感染了另外一种病原体。
或者是暴露于含有中等毒力的有毒气体的空气中,例如:
象氨气可降低呼吸道纤毛的运动力,从而使得这些病原比在健康状态下更易建立起感染。
一些病毒(以及少数的支原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能经气溶胶悬浮在猪舍的空气中或与它附近的环境中,并且有极少数病毒如果在有利气候条件下形成病毒的气流,就能被带到很远的地方,使得在下风向暴露于达到病毒感染量的空气中的猪或其它动物发生感染。
口蹄疫病毒就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些由于呼吸道器官的易感性,呼吸量的差异,以及以空气中象吸尘器样吸取这些少量的病毒能力的不同,便利猪成为FMDV的来源,而反刍动物则是接受者。
这种情况以前认为是鸟类带毒而现在证实是带毒空气的长距离传播,在FMD爆发时,现在可以精确地预报哪一类农场或哪类猪群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现在有许多研究证据说明,伪狂犬病、PRRS和支原体肺炎都可经气溶胶传播,但令人费解的是传播的流行病学特征至今仍不清楚,同时,其他的某些病毒,人们认为可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实际上却为何不是如此,疾病感染的成功与否,取决于
传播途径和感染剂量。
某些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有时只需要一个细菌或少量的病毒粒子,就可形成感染,而其他的疾病则需要较大的感染量,与经过呼吸道感染相比,经口感染的病例,所需要的感染量要高得多。
11、在动物水平上的复合病因网络
感染的剂量、感染的途径、病原的不同变异株和其他的因素如猪舍中环境条件的改变(如空气的流动、废水的处理、温度、湿度等)或管理方式的变化等交互作用可以便利疾病演变成一种新的摸式,从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演变出来的呼吸道冠状病毒或许就是这样例子。
在全球的猪群中发生演变的不仅是一些老的传染病,遗传基因的选择性改变也会导致一些非传染性疾病发生副反应这样的结果,猪应激综合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追求猪的瘦肉率指标,而忽视了对henry基因的选择控制,这种情况,一旦认识到了其遗传特性和一个恰当的诊断方法确定后会很快地从繁殖的核心群中将其剔除,其他的疾病包括基因型、营养和管理措施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其他难以控制的疾病,象软腿综合症引起的骨骼肌运动失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动物体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也提高了某些传染病的易感性,例如由猪放线杆菌(过去为真菌)在一定程度上的发生。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其他范围内非传染性疾病的真实的生物学进化。
例如霉菌毒素中毒和在生理学上不适当的饲养方式或饲料配合失常所引起的疾病。
由于迅速增长的全球化的饲料原料运输的作用,一些新的物质的出现以及相关真菌作用有可能使得饲料配方成分对猪来说是陌生的,或者受到气候条件变化而产生一些新的疾病和传播上的新的情形。
12、畜群水平上的疾病变化
疾病的变化受到象上面描述的宿主个体和病原体相互作用的影响,但疾病在发病的畜群中或较大的畜群中疾病变化的特性和速度受其影响更大。
13、规模化的生产系统
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养猪仍采用传统的养猪生产方式,包括广大的小圈养猪方式,并与其他多种畜群养在一起,甚至与野生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发生接触,正象前面讨论过的疾病容易在这些物种之间传播,并且因为猪在一定程度上是食物、废物再利用的饲养的动物,因此,它们的疾病会出现在现代商品猪生产方式下很少看到的一些疾病,例如旋毛虫病。
在几乎所有的商品猪采用规模化生产系统的国家中,包括“小农”养猪方式仍普遍存在,如城郊的猪群和一些宠物猪,它们都会使一些疾病持续性的存在,或继而传入猪群中构成疾病威胁。
这些疾病在规模化猪场属于外来的,这一类型中某些疾病在有限的监测条件下通过缓慢的猪的混群而持续的发生和传播,因此,也可能有少量因兽医卫检、皮、肉检而传出到流通领域中,在这种生产系统中,公猪常在许多母猪群中使用,由此也可以导致大量疾病病原的持续存在,这种生产模式可能和规模化生产方式在一定地区混合存在,这就使得以前健康的规模化猪场长期存在着重新感染的风险。
例如象支原体肺炎,即使不存在感染的传播,在一个无特定病原的国家或猪群中,也容易是这些小规模饲养的猪群接受和传染上这种特定病原体,虽然这种户外养猪的功绩被逐渐提升,但是它确实带有可对其他猪群造成严重威胁的一些传染病,而且(根据历史经验)造成象新的流感病毒株这样严重的人兽共患病的出现,象蝙蝠病毒和其它病原体是不能感染集约化养猪场的猪群。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制在传染性疾病,而且包括象梭状芽孢菌的感染这类病,在户外养猪是非常普遍,而且随着在外界接触机会的增多,其感染发生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尤其是群体较大的户外商品养猪场。
在大多数国家还存在着野猪,而且这些野猪在一些偶然机会与这些散养的猪进行接触或者在这类型猪舍进行“驯化”野猪,由此就大大增加了疾病在野猪和这种“小农”养猪之间的交叉感染。
14、集约化的生产系统
在典型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系统中猪所带的病原体要比在户外规模养猪少得多,而且随着生物安全的加强,在这种条件下病原数还在继续减少。
不同年龄的猪分开饲养在不同的地点,通过这种广泛的阶段饲养比全群淘汰更能使得特定病原体得以净化,例如:
瑞士通过全群淘汰而净化了猪疥癣,然而虽然疾病控制措施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病原体及其传播途径将发生改变,以适应猪群生存的具有较高卫生状态的特定的环境,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疾病,这种生产单元内PRRS和PMWS的传播,就是个例子,微生物只有在真空中才不能生存,许多因素提高了新的疾病的进化能力并在这种生产系统中发病。
首先是大的生产群体的联合和过大的生产群,在小的群体中,疾病流行后产生强大的免疫力将使病原逐渐消失,因为易感猪的数量下降,使得其低于造成感染要求的门槛,只有定期地从其他猪群中把感染从新引入才能使疾病在整个猪群中存在,而在一些猪群和特别是几群组合的猪群中,因为他们总是有足够的易感猪,而且还存在有利于流行发生的大量的联系。
使得越来越多的疾病在这种猪群中长期存在。
分年龄、分阶段性饲养可以使得感染门槛提高,但是与此同时饲养量也得到了提高。
而且这种提高超过了新的感染门槛,这种过程不仅使得适应了这种流行病学状态的病原体的持续存在,而且,促进了一些新的变异株的出现,这种大的猪群中,无论我们如何提高疾病的控制措施,病原人仍持续地存在,在一个具有较高健康状态的猪群中,他们也有能够适应他们这种特定环境的病原,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病原体又可诱导增加一些新的疾病的发生方式,例如2型链球菌。
然而呼吸道冠状病毒的出现似乎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传染性胃肠炎(TGE)病毒具有保护作用,这种呼吸道冠状病毒的地方流行减轻了TGE这种疾病的严重危害。
15、高度健康的生产系统
这种情况无疑是增加了生物安全的投入风险,因为在一些低健康状态的猪群中当他们初乳抗体消退过程中,由于接触了较多微生物获得了部分保护,或者从感染下康复的猪从而获得了坚强的特异免疫力。
而我们现在特定年龄阶段的猪由于缺乏免疫力,要比暴露在微生物条件下的猪群对病原更易感,如果它们一旦接触到病原,将比那些具有部分保护力的小猪更加严重地发病。
当一些特定病原体被净化后,这对剩余的在猪群内存在的某些病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并可能引起新的疾病形式或严重的疾病发生,因为兽与之发生竞争的竞争对手被减弱或除去。
有人提出,在商品禽场,经蛋传播的主要的人兽共患病沙门氏菌性肠炎的出现可能与禽群中致病性沙门氏菌净化有关,在生长育肥猪中严重发生的2型猪链球菌病似乎是(虽然还未证实)由于共栖的其他链球菌的衰减或消失的结果,这些共栖菌原来可以诱导产生交叉保护的抗体或者在动物体内占有一定的生态位置,而使得动物有受到更多的病原菌竞争者的感染,现在我们知道,共生的扁桃体丹毒丝菌和猪丹毒丝菌不同,最近几年在一些国家发生的成年母猪暴发的猪丹毒与这二个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密切关系。
16、疾病的层次
在高的健康猪群中的某些疾病的重要性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原先的一些大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原先并不重要的但又不易处理的问题。
最近几十年来,猪痢疾(短螺旋体引起的)的发病和严重临床表现的现象,大为减少,但一些致弱的短螺旋体引起剩余的腹泻或一些单纯的共栖菌(B.murdochii)和刚认识的胞内劳封氏菌,作为一个新的病原体出现。
这些病原体原本就存在,只是当猪疾病发病减少后才浮现出来。
可以预料到这些剩余的病原进行培养和区分将很困难,而且不仅发生于猪,还可发生于多种宿主,同时,按照标准的卫生措施和疾病控制方法,将其从猪群中净化是十分困难的。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预计会在许多疾病中重复。
最近几年,一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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