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视野中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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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学科互涉的学术研究趋势下,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间的交叉渗透逐渐增强,传统史学积极向“新史学”进军,历史学与医学、公共卫生学的对话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就是始于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台湾梁其姿女士相关论文的问世①及此后台湾史学界“人群生命史”、“另类医疗史”②概念的提出,台湾、大陆史学界也相继以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变迁为透视点,采取有别于技术史的研究路径,加入疾病医疗史、公共卫生史的研究队伍。
2003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疫情——非典爆发,史学面临因应自身革新要求,研究历史资鉴未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双重使命,自此,中外史学界更加聚焦近代中国疾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③,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
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
公共卫生作为世界性问题,主要是城市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⑤;
相对应的是,近代农村公共卫生建设非常滞后,“农村既无良好医疗之设备,民众又无卫生常识之可言,偶遇疾病流行,死亡载道,无法制止,往往委之天命。
”⑥因此,现有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对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
既如此,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总体面貌。
何况,公共卫生关涉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生活、市政管理、生态环境,它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的考察无疑也能从一个侧面透射目前近代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的综合水平。
就笔者有限的涉猎来看,现有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 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在前近代时期,无论中外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大同小异,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⑦。
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来,欧洲率先开始了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在来华西医传教士的卫生宣传、租界的示范和刺激、有识之士的呼吁、疫病频发的促使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也相继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艰难历程。
何小莲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
”⑧这就意味着,晚清以来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如上海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⑨之情形,到了民国时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系统探讨近代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变迁。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散见于相关城市史著作,如《近代天津城市史》⑩、《近代武汉城市史》(11)、《近代重庆城市史》(12)、《上海通史》(晚清、民国卷)(13)、《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14)和《北京通史》(清代卷下、民国卷)(15)等,都对相关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作了概略性的勾勒,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史明正先生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6)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别具一格地选择污水排放系统的修整和现代供水系统的构建这两个视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缓慢且无实质性飞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政治学探讨”、经济学乃至技术层面的分析。
这种从城市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把城市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融通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些专门论述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变迁的论著和博硕士论文,其考察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武汉、北京、广州、重庆、厦门等大城市。
何小莲在《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17)一文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中国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作了扫描性的述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
KerrieMacpherson(程恺礼)、罗苏文、朱德明、李达嘉、中岛知惠子、彭善民诸人分别构建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研究体系。
KerrieMacpherson在《一片沼泽地:
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18)一书中以大量西文资料为依据,探讨了上海开埠后50年中,公共租界在工部局的领导下基本建成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大体历程,充分肯定了英国医疗专家们在租界公共卫生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该著被彭善民誉为“是研究上海公共卫生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为华界及1893年后上海的公共卫生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19)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20)(十一、构筑公共卫生的防线)中选择“粪秽股与公厕”、“菜场的设立”、“牛痘疫苗”、“鼠疫查访风波”四个横剖面,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架构,高度赞扬了工部局卫生处作为“最早起步构筑公共卫生防线的前驱”(21)对上海公共卫生建设所起的作用,同时,罗苏文也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医学指导下的租界公共卫生制度对华界的影响。
朱德明在《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22)一文中则从卫生行政机构、医院、中西药制销业、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五个方面对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的发展作了概述,认为租界卫生事业为近代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李达嘉在《公共卫生与城市变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个观察》(23)中,“试图从生活即文化的角度切入,以清末上海的公共卫生为题材,从饮水、街道清洁、疾疫的防治和医疗等方面,观察西方文化在上海社会传布的过程。
”(24)如果说上述论著主要侧重于对近代上海租界公共卫生史的探讨,并且KerrieMacpherson等还在很大程度上持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基本是租界示范和西方文明单向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岛知惠子和彭善民则着力于阐释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挫折,并且以中西内外交融互动的价值理性呈现了更为真实复杂的近代上海图像。
中岛知惠子在《上海的卫生、医药与民族(1900-1945)》(25)中分别考察了作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物质基础之一的医药行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计划下上海市卫生机构的设置及防疫活动,上海市卫生局二三十年代策动的卫生运动和沦陷时期日本军方和日伪政府在上海霍乱防治上采取的带有人身侵犯性质的强制性措施。
该著特别指出上海卫生局策动的卫生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动员民众、启发民众觉醒的政治运动。
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26)中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系统考察了近代上海(包括租界和华界)公共卫生事业发生、发展、困顿和重整的历程,并对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判,认为它“既是都市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
”(27)
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发展史研究的卓越成果有美国学者RuthRogaski(罗芙芸)的博士论文《从保卫生命到保卫国家:
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出现(1859-1953)》(FromProtectingLifetoDefendingtheNation:
theEmergenceofPublicHealthinTianjin,1859-1953)以及据此修纂而成的《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Modernity:
MeaningsofHealthandDiseaseinTreaty-portChina)一著(28)。
罗芙芸以“卫生”概念内涵的近代嬗变为切入点,通过水的供应、垃圾粪秽的处理、传染病的预防、卫生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卫生运动的开展等历史图像的串联,描述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近百年历史跨度中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揭示了公共卫生制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想和目标是如何被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移入天津城市空间,并为天津市政府和社会所接受和适应的历程,并从城市政治分裂的角度阐析了外国租界的存在既刺激了天津公共卫生建设又阻碍了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历史事实。
台湾政治大学周瑞坤的硕士论文《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s)》(29)探讨了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前30年代广州城市卫生管理机构通过改良和扩充原有卫生设施,加强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统计,逐步行使卫生管理职能、贯彻各项卫生措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历程,肯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建设上的积极努力,并指出公共卫生建设也是形塑现代广州市民和现代广州城市政权的过程,揭示了它对广州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同时,该文还指出由于经费的有限及政治的不稳定,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只是治标的改善。
这篇硕士论文是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为此后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汉口是中国内地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幅度比较大的地方”(30),因此,对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发展史进行研究也极具学术和现实意义,《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31)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作者周启明首先简介了1861-1926年武汉公共卫生的概况,重点考察了1927-1937期间武汉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肯定了这一时期武汉公共卫生建设的成就,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分析。
这篇论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唯一之作,发轫之功应当高度肯定,但此文内容稍显单薄,对10年间武汉公共卫生发展的探讨不够深入。
此外,《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以卫生检疫、粪污处理及自来水事业为中心》(32)、《从基督教福音到公共卫生——近代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概况研究》(33)、《近代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34),也分别采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式按时序对近代厦门、重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了或深或浅的探讨,宁波大学的孙善根还对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述评(35)。
这些无疑都为目前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系统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 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程度根本取决于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专题研究遂成为现有研究的又一重要取向,它又包括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及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学校卫生管理、妇幼卫生管理等的专门考察。
首先,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
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36),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1854-1910)》(37),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38)是整体考察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管理的代表性成果。
三篇文章从内在架构来说几乎一致,都是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环境卫生管理、疫病管理三个角度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作相对系统的探讨。
龚小雪的《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虽以整个清代为考察背景,但从篇幅上来看,重心仍在晚清,而且在“清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一章里还立足于上海租界的个案考察,因此,在内容上,三文也多有相通之处,都对晚清以来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嬗变、相关环境卫生管理和疫病管理条例、法规的颁布及措施的实行,进行了阐述,肯定了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对推动中国近代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其殖民色彩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有些疑问的是,能否将公共卫生管理的概念沿用至近代之前?
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一文显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国已经存在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公共卫生管理了,她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清代传统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里提到了“太医院”和“宫廷药房”,“太医院”和“宫廷药房”能否称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值得商榷,这正如彭善民所言,“传统城市社会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并不具有公共性”(39)。
既然不具有公共性,其职能又并非为了谋求公众的健康,那么近代之前传统医疗机构进行“公共卫生管理”一说就很难成立。
除对上海的考察之外,杜丽红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30时代的北平城市管理》(40)中专设一章,从建立卫生稽查员制度、街道清扫管理、垃圾清除管理、粪便收集与处置管理、饮水卫生管理、餐饮卫生管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公共卫生普及八个方面对30年代北平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杨韵菲在其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初探》(41)中,从医政管理、环境卫生的整治、传染病的防治、卫生保健、战时紧急医疗救护的管理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工作及其实施效果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
其次,对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这是目前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领域,其研究主要围绕近代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四个城市展开。
在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42)、《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43)、《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44)和《商办抑或市办:
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45)四篇文章。
《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基本构成,包括环境卫生管理的机关部门、具体内容、相关制度及措施等,并对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作了分析,指出“环境卫生管理理念和相关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6)。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则从环境卫生管理的实际操作出发,如加强对垃圾、蚊虫和阴沟的处理,拆毁破陋的危房和草棚,督查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等,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作了简要介绍。
《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和《商办抑或市办:
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两文则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个微观角度——公厕运营方式、粪秽商办或市办入手,阐幽发微,深刻揭示了近代上海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变迁过程及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等时代因素的制约作用和近代中国都市文明漫长而曲折的演进规律。
这两篇文章无论从研究的视角还是从反映的思想内涵来看,都堪称近年来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的佳作。
在近代北京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杜丽红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初探——对北平环境卫生管理的实证研究》(47)、《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48)和XuYamin的《维护街头文明:
与民国时期北京街头乱扔垃圾者、“粪霸”和随地大小便者之间的斗争》(PolicingCivilityontheStreets:
EncounterswithLitterbugs,‘NightSoilLords’,andStreetCornerUrinatorsinRepublicanBeijing(49))以及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50)是代表性成果。
这几篇文章都从粪秽垃圾的管理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北平市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上的积极作为。
而且,杜丽红和辛圭焕都立足于30年代北平城市粪秽管理的改革,再现了改革背后政府与一部分社会群体(粪商、粪夫)由利益冲突到彼此调适,由试图粪秽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复杂历程。
杜丽红还从兼顾多数粪业从业者的利益、权衡自身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的角度,诠释了30年代北平市政府粪秽管理改革方案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必然性和切实性,阐发了一切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启示。
辛圭焕则以为30年代北平“政府主导的粪业官办遭受挫折,而为粪商主导的官督商办形式所取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粪业改革方案都是由市政府主导的”(51),强调了粪业管理改革中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
在近代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赵文青的《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52)和潘淑华的《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53)是代表性成果。
赵文青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几个方面,如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厘定、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拨以及具体的治理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潘淑华以广州城市粪秽管理为视点,阐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粪秽管理由商办到市办以及厕所规划由改良旧厕到建造新厕(水厕和女厕)的变迁。
文章还指出“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在物质层次上,广州政府并未能够完成其改良厕所的大部分计划……政权介入粪溺管理后,厕所与以往一样的脏,一样的臭。
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对厕所及如厕文化的新准则,以及改变了人们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构想。
”(54)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20年的厕所和粪秽管理改革并未带来广州城市环境卫生实质上的改变,但却形塑了广州市民新的公共卫生观念和文化、生活追求。
此文和上述杜丽红的《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彭善民的《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商办抑或市办:
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等文章一样,是一种从“秽处”着手、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研究思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目前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上海、北京、广州之外,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也有所开展。
朱颖慧在《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55)一文中,从道路清洁和垃圾运除入手,对近代天津清道组织的沿革、经费来源、清道计划等进行了梳理,呈现了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些细节。
文章还指出包括天津在内的近代许多城市以清道为环境卫生管理重心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尚处于萌芽状态,人们的卫生意识和习惯依然稚弱。
要想真正实现卫生的近代化,最重要的途径或许是树立人们正确的卫生认知,‘内化’人们的卫生习惯。
”(56)这一认识为学界如何给予民国公共卫生事业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再次,对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朱德明的《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57)、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58)、褚晓琦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59)、LillianM.LiandAlisonJ.Dray-Novey的《清季北京的食品卫生:
政府、市场和警察》(60)(GuardingBeijing'
sFoodSecurityintheQingDynasty:
State,Market,andPolice)。
LillianM.LiandAlisonJ.Dray-Novey侧重于考察行政权力和卫生警察在清季北京食品卫生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朱德明和褚晓琦分别从食品检疫和菜场规范的角度对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微观研究,陆文雪则依据大量的工部局档案和卫生处年报,着眼于工部局建立、发展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过程,以及日常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对1898-1943年期间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以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为重要分支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
诚然,如彭善民所言,陆文雪“在研究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上,尚可进一步展开,此外租界食品卫生管理对华界的影响亦可详加探讨”(61),但无论如何,《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代表了已有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同时,在近代城市学校卫生管理研究上,朱德明的《30年代上海部分学校卫生状况考述》对30年代上海租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概略性的探讨,认为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卫生股和学校医药事务股所规定的规章制度“已初具现代学校的医疗卫生管理模式”(62)。
秦韶华则对30年代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研究,在《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63)一文第二章中,作者从学校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立和嬗变、学校卫生管理和执行人员的专业化配置、各项管理措施的施行和改革这几个方面,对1929-1937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由偏重卫生到凸显教育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客观评价了上海华界学校卫生所取得的成效。
在近代城市妇幼卫生管理研究上,杨祥银的《婴儿死亡率与近代香港的婴儿健康服务(1903-1914)》(64)、赵婧的《1927-1936年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65)是代表性成果。
赵婧一文从政府颁行相关法规训令、设立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妇幼卫生调查和宣传妇幼卫生常识等方面,考察了10年间上海市政府在妇幼卫生上采取的行政管理举措。
杨祥银一文考察了香港殖民政府在近代香港婴儿健康服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因素对婴儿健康政策的形塑方式,建构了一种从宏观背景出发微观考量近代香港公共卫生事业的分析框架。
上述以外,关于民国时期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市政府在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上的策划管理,学界也有少量探讨(66)。
三 疫病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疫病是人类最可怕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流动频繁,空间狭窄,加上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城市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城市便成为疫病滋生并且蔓延恣肆的温床。
因此,在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阵痛中,疫病的频发无疑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疫病的频发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不良存在相当大的因果关系,疫病的肆虐又促使近代城市积极构建现代化的卫生防疫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建设。
可以说,疫病的威胁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推力。
故而,从疫病流行和防治的视角去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机制的建构和发展,便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
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关于近代上海传染病流行和防治的研究上。
胡勇的《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67)考察了1910-1949年间和平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及其对近代上海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指出传染病给近代上海社会造成消极后果的同时,这种灾变动力机制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如促进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等。
稍遗憾的是,该文在内在逻辑性上有所欠缺,而且对疫病推动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刘雪芹的《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1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68)考察了1926-1937期间上海华界的疫情及国家和社会在疫情应对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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