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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
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
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
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既而嗟叹生命的短促。
《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汉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种形式。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诗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
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记事散文、抒情议理散文都是适应反映汉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这种诗体在两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
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
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一章汉赋
第一节赋的起源和体制特点
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是我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之一,和比兴并刑到战国后期,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内容侧重于状物叙事,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文心雕龙·
诠赋》说: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也就是说,赋是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的。
《诗经》中铺陈其事的表现手法,是赋的远源。
《楚辞》中,特别是《离骚》,用了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辞藻,局部设为问答的方式,来铺陈事物,描述幻想,抒发感情,具有较多赋的成份,是赋的近源。
但是,《楚辞》在内容上侧重抒情,在形式上几乎纯用韵文,而且其中不少作品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如《九歌》,这是一种新体诗或骚体诗,而不是赋。
汉人辞、赋不分,把《楚辞》作品都称为赋,是文体分类为严的表现。
赋作为一种文体是由宋玉和荀子首创的。
宋玉在屈原“辞赋”的基础上吸取当时散文的一种形式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出了《高唐赋》、《神如武》、《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赋体作品,它们与屈原辞赋有了明显区别。
在内容上,它由楚辞的侧重抒情转向侧重咏物叙事,并用“微辞”进行讽谕。
它对事物的叙述描写比楚辞更为夸张,也更为细腻,是“极声貌以穷文”。
它的辞藻比楚辞更为华美丰富,形所谓“淫丽”之风。
又设为问对,韵散兼行,总的情况是诗的成份减少而散文的成分增多,只适宜于郎读而不能歌唱了。
宋玉由屈原的辞赋变化出赋体,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荀子受楚国文学的影响,作为《赋篇》,他是一位儒学大师,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因此他的《赋篇》名为咏物,实为阐述儒家义理。
形式上设为一问一答,采用了《卜居》、《渔文》的那样的句式,少数句中也用了带“兮”的语句,以四言韵语为主,也杂有散文形式。
荀子的赋对汉代咏物赋以及扬雄、班固等人重视赋的教化作用,有较大影响。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盛行于汉代。
汉代的赋,可以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
骚赋指的是模仿辞楚而写成的一种赋。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情,在形式上与楚辞没有多大差别,也用带“兮”的语句。
如贾谊《吊屈原赋》;
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等,就是骚赋。
有一些赋尽管用了带“兮”的语句,但内容不侧重于抒情而侧重于状物叙事,如王褒的《调箫赋》,就不是骚赋。
大赋的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言以上。
对事物作穷极声貌的描写,因此又称体物大赋。
它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方式,韵文与散文混用,散文的成份较多,因此又称为散体大赋。
大赋最基本的特点,是用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叙描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帝王贵族的声色犬马,涉猎驰逐等生活,它的主旨是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的功德;
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淫奢进行讽刺和劝谏。
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方式。
赋文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
开头是“序”通常是通过赋中人物的简单对话,交代出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引出赋的正文。
中间部分是赋的正文,主客之间,或彼止夸谈宫苑,京都的壮丽,或极力描述帝王贵族畋猎歌舞的欢乐,雄辩滔滔,富于气势。
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而告终,作者的思想倾向鲜明地表现出来。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采用这种结构方式的典范。
大赋的韵散组成,也有一定的规律。
就问答体来说,开头的序和结尾,一般用散文;
中间的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
有的大赋不同问答体,除前面的序用散文外,正文以结尾的歌辞都用韵文。
大赋的韵文以四、六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子虚赋》、《上林赋》的韵文句式就是如此。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
扬雄《酒赋》是出现较早的咏物小赋,张衡的《归田赋》是出现较早的抒情小赋。
小赋篇幅短小、文辞清丽,不用问答体,通篇用韵文,小赋韵文句式多样,杨雄《酒赋》通篇用四言,张衡《归田赋》兼用四、六言。
第二节汉赋的发展和主要作家
汉赋在汉代特别发达。
据《汉书·
艺文志》、“诗赋略”著录。
西汉有赋作者六十余人,作品有九百余篇。
对居《后汉书·
文苑传》记载,东汉凡有著述的文人,几乎都有赋作。
这些材料反映了两汉四百年间赋体作品创作的繁荣盛况。
汉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形成、兴盛、衰微三个阶段。
从汉初到武帝初年的七八十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实行黄老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不重视辞赋。
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建设的重要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
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序幕。
《汉书·
艺文志》说陆贾有赋三篇,《文心雕龙·
诠赋》说陆贾赋是汉赋的“叩端”之作。
陆贾赋今已失传,作于高帝时或是文帝时,史无记载。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
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
自文帝以后,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作用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
在梁国结交文士,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
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
梁国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一些诸侯王,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招揽四方之士,提倡散文和辞赋创作。
梁孝王刘武身边聚集了邹阳、庄忌、枚乘、司马相如等一班文人。
这一时期的辞赋是在藩国里发展。
这些赋家,主要继承辞楚的传统,流行的是骚体赋。
但这些人缺乏居原那样的高尚情操和炽烈感情,往往是无病呻吟,只从形式模,作品缺乏感染力。
比较优秀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一时期,大赋也开始形成。
枚乘模仿宋玉的赋,到作出了《七发》司马相如在梁孝王处作有《子虚赋》。
这两篇作品标志汉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
贾家以他情理深致的赋作独步一时。
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遂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情之作。
在这篇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这篇赋在强烈的倾诉中,表现了作者的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此保全自己,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
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鵩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鵩入其宅。
谊以为不详,作《鵩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
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
艺文志》载乘赋九篇,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
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
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
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李享乐生活的极境:
欣赏音乐、品尝饮食、逐驰争胜、游乐遣兴。
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极端化写照。
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太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述“宫居而闺处”的范围。
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
他讲述田猎的盛况:
“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
纵火遂兽,兵车雷运;
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的罕见。
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
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怪异说观”。
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
“方术之士有空略者”,论天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之要言妙道”,太子据己而起霍然福己。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地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比,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
作者将要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
同时,与其所讲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的生活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
作品的讽谕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
这是劝戒膏粱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自此以后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都有摹拟。
从汉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时期,特别是西汉武帝皇帝时代,名家辈出,作品很多,汉赋达到了鼎盛。
汉赋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赋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兼具诗歌与散文的优点,引起文人们的普遍爱好,加上当时认为赋有讽谕的功能,可以利用它来表达政见,向帝王献赋,性质同于向帝王上书。
这样,作赋的文人自然就多起来。
其次,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为汉赋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到武帝即位初,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帝王贵族在生活上日趋奢侈,修宫苑、盖宫殿。
加上长期对外用兵,更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因而又造成社会危机,这种“盛中含衰”的社会现实,既为赋家提供了铺陈描写的对象,也触发赋家形成“既美且刺”的主题思想。
再次,帝王的爱好,提倡也为汉赋的兴盛起了刺激作用,武帝不仅自己写赋,还把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召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作赋。
从此赋的创作就由诸候国转移到了朝廷。
重要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等。
东汉中期以后至汉末的一百多年间,是汉赋的衰微,也是汉赋的转变时期。
这一时期,汉帝国由盛到衰,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严重,大赋田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而显著地减少了,比较著名的就是张衡、蔡邕、赵壹等人。
司马相如与《子虚赋》、《上林赋》。
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辉煌当世、影响未来的风家,这就是司马相如,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
《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
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元是公之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传于齐,齐王盛待子虚,委发车骑与使者出猎。
畋罢,子虚的方向乌有先生,遇无是公在座。
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已游猎云梦的盛况。
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
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辱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
赋之后半部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扃,奢言淫东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
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
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听与自己,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
”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奢侈,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鲜明的讽谕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无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候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
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
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象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超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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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子虚赋》
《子虚赋》是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
它给司马相如带来了进身皇宫的难得机遇。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成都,家贫无以为业;
而《子虚赋》传入宫廷,汉武帝读后极为称赏,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因得到身为狗监的同乡杨得意的推荐,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召见入宫。
受宠若惊的司马相如便献上了《天子游猎赋》一跃而成为天子的侍卫郎官。
《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虽作于不同时期,在篇章上构成完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假设三人对答辩驳,敷衍宏篇;
艺术上铺扬夸饰,想象宏阔,穷尽叙事大赋的创作技巧;
思想上从诸侯到天子的政事弊端生活腐败统统在批判之列。
所不同的是《子虚赋》主旨是在讽谏诸侯藩王,《上林赋》主旨在讽谏天子,陈述主张;
《子虚赋》以云梦泽为描写中心,《上林赋》以上林苑为描写对象,《子虚赋》的构篇初成波澜,蓄足文势,《上林赋》推向顶峰,形成极轨。
云梦泽,古代薮译名。
先秦两汉时代,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豢经江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
最早描写云梦泽景观的是战国楚人宋玉《高唐赋》,那是以高唐观为中心,限于云梦泽的局部,而《子虚赋》超越前贤,从宏观上展现了云梦泽的总体风貌,正如明人王世贞在《艺苍卮言》卷二中所说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
《子虚赋》第一自然段为序,讲述由来,第二自然为第一部分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2-4)为第二部分,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司马相如所写的云梦泽,当是楚王游乐的田猎区域,其中的一切属于楚王专有而他人莫敢触犯的,因而云梦泽的富有应是反映楚王淫乐生活的一个侧面。
赋文从中、东、南、西、北五个方位来排比描绘,逐一展现。
每一个方位的风貌各自有别,独具个性特征。
体现了作者诗篇的精巧和手法的高明。
云梦泽的中部,群山林立,体势高峻而博大,广阔而富有,极尽雄伟富丽之美。
其山峰盘纡连绵参差交错,上插云端,下属江河。
这里的“日月蔽立”是用高山遮蔽了太阳和月亮来衬托出山势高大的雄姿。
“上干青云”是用夸张之笔,化静为动,写出峰峦拔地而起直上云霄,那挺拔险峻之势可以想见。
其土石、富有而灿烂,金、银、碧、锡、各类宝藏应有尽有。
赤玉、玫瑰、昆吾各种玉石刘刘于目。
同时,这些宝物的色彩鲜丽夺目。
丹青白附相间,赭垩雌黄相映,简直是“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这里的“随类赋彩”的“蔚似雕画”与山峰高大的体势是互为辉映的。
云梦泽的东面是百花园圃,花草齐备,芬芳扑鼻,杜衡兰草错杂,白芷杜若相间,菖薄遍地,江蓠漫延,芭蕉吐香,甘蔗甜美。
园圃里齐集了楚国特有的香草。
南面是一片广博宏阔的平原,起伏延伸,直至大江,巫山为限。
其土地肥美,高燥之地生长着繁多而茂盛的植物;
低洼之地芙蓉连塘,芦苇成片,真是“众物居之,不可胜图”。
西面又别具一番清秀的景象,“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处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
这清水出芙蓉的景色,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秀美,下有清泉流淌,底有白沙铺垫,上有玉立的菱茎,盛开着鲜灿的荷花。
这清澈之水,洁白的河,鲜红的花,对比鲜明,互映生辉,那静态的水面荷花与泉底白沙,正衬托出泉山急流的动态美和清静透明的水色美,生动逼真。
北面果树芬芳,香木林立,同西面的秀美有别,那是一个喧闹的世界,茂密幽深的树林丛中,上有五色斑斓的孔雀凤乌来回飞翔,下有白虎黑豹往复奔游,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如此写来,云梦泽由高山、花园、原野、清流、树木构成了一幅鲜丽多姿的山水图画。
如果说描写云梦泽的风物之美,尚有过去展现自然风貌而淡化了刺奢意图之嫌,那么描写楚王田猎之乐,则明显揭示出暴露侯王生活淫侈的用意。
这是全赋的重心,作者不惜笔墨,多面渲染,层层展现。
先是写楚王观猎,其田猎队伍华美之极:
驾驯驳,乘玉车,明月之旗飘摇,干将之戟罗列,精美的雕弓劲箭为之佩戴,善驭的伯乐孅阿为之陪乘。
其猎物手段之奇绝:
既有勇士手扑猛兽,又有车轮碾撞,马蹄踩踏。
其射手技艺高超而不凡:
“雷动……中必决眦”,其收获丰硕:
“获若雨兽,揜草蔽地。
在场面动人心魄:
“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
这些描写无疑是在毕现楚王“睹众物之变志”的狂欢淫乐。
贵族的生活是少不了美女相伴作乐的,陪侍楚王田猎的尽是异国姿色的美女,她们“若神仙之仿佛”。
赋文写美女重在服饰的华美,她们披细缯,着绣裙,衣罗绮,曵轻纱,首饰用翡翠鸟的羽毛装饰,登车牵绳用美玉缭绕,她们牵衣起舞,飘然欲仙。
“下……盖”如此渲染,壮尽贵族生活的淫耻奢豪。
这些描写虽出自文学篇什,然而并非夸饰之笔,而是真实的再现。
就连秦王当年为诸侯时也是“郑卫之女”充后宫,“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立于侧的”。
(李斯《谏逐客书》)
有娇艳美女的陪侍,楚王的游猎之乐自然推进到高潮:
一会儿由美女的簇拥,楚王漫步于蕙圃,游览于金堤,尽情享受射鸟之欢乐;
一会儿又乘坐着翠羽装饰的帷帐帷盖,画有鷁鸟文彩的舟船,纵情荡游在清池之中。
这时,乐声飞扬,歌声四起,激情飘逸。
作者运用夸张、拟人的手法,穷尽了这惊天动地的场面:
“枞金鼓……奔扬会”。
那击鼓声,吹箫声,船夫的歌谣声,水石的相击声,组成了响彻天宇的交响乐,“若雷……百里之外”。
那婉转抑扬,悲咽动人的乐声,使水虫惊骇而奔走,波涛扬起而奔腾。
高潮过后,田猎便近于尾声了。
这时又有无穷的余味,罗鼓紧催,火炬燃起,夜以继日,乐而忘归,楚王又沉醉在“勺药之和具”的美味佳肴的享乐之中了。
赋文借子虚之口列述楚王游猎生活的种种表现之后,又借乌有先生之口作了有力的批评:
“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
”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一针见血。
作者虽是以假设人物来代言议论,而所写的内容完全合乎汉代的史实。
汉代诸侯藩王的生活是极为奢侈荒淫的。
他们“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
《史记·
梁孝王世家》载: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
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百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文家之笔的概述与赋家之笔的铺陈是何等的一致。
这篇末的一段文字在结构上是承上启下的,以“曲终奏雅”归结上文,以抑楚扬齐为过渡到《上林赋》作了铺垫。
表达主题的方式上,《子虚赋》值得肯定的是曲意讽谏。
司马相如早年客游于王侯幕府,目睹了贵族生活的腐败,但对骄横王侯的批评随时会有入狱之难,杀身之祸的。
于是,相如以赋文描写贵族的争奇斗艳,互相贬抑的迂回曲折的方式,试图在陈述讽谏内容的同时,达到纳谏的目的并避免灾祸。
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遭到“劝百讽一”的批评,但它所产生的思想价值是不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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