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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知沟”现状
一、何为新媒体时代的“知沟”
(一)新媒体的内涵与定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信息化的趋势。
伴随各种新型媒介形态的涌现,在以往作为传媒学未来概念的“新媒体”,以实质的形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一般人们认为,新媒体是相较于旧的四大媒体而言,一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博客、桌面视窗等都可称为新媒体(NewMedia)。
因此从广泛的定义讲,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了所有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1]
在本次研究中,鉴于本文所指涉的新媒体环境主要是指网络新媒体,因此本文在引用上述概念时,不但将“新媒体”概念严格化,而且去除了数字电视、数字广播等一系列由传统媒体衍生而来的新媒体,研究中提及的“新媒体”概念将仅包括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多媒体为核心的的完全新兴媒介。
(二)“知沟”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所谓“知沟”理论(knowledge-gap)是指在一定社会系统中,由于传播媒介、受众自身、社会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会形成相应的知识差距的理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惠于传播技术的进步,传统大众媒介使信息的流通大大加快。
一般公众认为,信息传播的绝对流量和接触量的增长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同等受益。
但是一些研究者指出:
信息绝对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信息传播的平等和均衡,由于接收工具、媒介选择和个人使用动机的不同,信息绝对量的增长更可能造成的是信息接受上相对差距的悬殊。
对此,1970年,以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为主的“明尼苏达小组”在《芝麻街》教育片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后,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
[2]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1974年,卡茨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信息沟”理论提出:
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都有所增长,但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获得益处;
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及早采用和熟练使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机器,较之其他人可以拥有更大的信息优势。
[3]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数字化浪潮的深入推进了网络传播的蓬勃发展,数字、网络、移动技术的革新使借助互联网、无线通信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变得便捷而有效。
信息的巨大传播量引致了信息膨胀,而信息膨胀的结果就是数字的大爆炸,这种疯狂的仿佛病毒营销似的传播最终使得作为个体的信源因社会地位和媒介接触的差异而在对信息的获知和利用上产生了巨大的悬殊,由此“信息沟”发展到了网络传播时代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
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随后这一概念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
至于何为“数字鸿沟”,简而言之就是“在信息时代里,那些较多拥有数字技术和工具的个体、家庭、商业组织、地区和国家与较少或未曾拥有数字技术和工具者之间,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存在的信息鸿沟”。
[4]与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沟”、“信息沟”相比,“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信息和知识的差距,由于在网络传播时代巨大的就业、教育、培训、娱乐机会都汇聚于网络之中,新的“知沟”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参与社交、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
在新的信息时代,计算机的主要用途已经由计算转化为信息搜索、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的迅捷性和有效性解放出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因信息智能的储备不足无法被吸收到具备价值创造潜力的产业之中,这就意味着那些较少或未曾拥有数字技术和工具者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这使得“数字鸿沟”比以往的任何“知沟”现象都更严峻:
新的“数字鸿沟”的存在跨越了信息和知识传播的不平衡,直接反映在社会成员创造社会财富和经济能力的不同差别上,这种新的“知沟”形态成为当下中国不断扩大的“知沟”现状的最明显特征,也是互联网时代“知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二、我国“知沟”的现状与表现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受惠于经济刺激和体制改革,我国大众传播事业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
从硬件基础上,我国业已形成了以四大媒体和网络为主的多层次覆盖全国城乡的传播网络,从软件技术上,近年来我国的信息化步伐明显加快,3G网络蓬勃发展,物联网技术方兴未艾,三网合并推进迅速,从媒介形态上,无论是媒介设施、媒介体制还是媒介节目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仅靠这些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或成为信息强国,事实上,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极不平衡,信息化基础十分薄弱,广大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和接受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知沟”现象仍然突出,并且不时有扩大之势。
(一)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知沟”现象
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知沟”的分布也呈梯级排列,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巨大的“知沟”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的洗礼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开放的人文环境,积极地摆脱意识形态的重负,频繁接触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思维,大众传媒事业发展迅速,媒介多元化、多媒体功能互补的态势业已形成,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也呈规模之势,社会大众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下能够更便捷、更主动、最大限度的获取信息和知识。
而反观中西部内陆受限于地理环境和产业劣势,经济发展多依赖于粗放体制和资源过度开发,由此体制难改,信息闭塞,理念和思维停滞不前,大众传播事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与东部沿海相比差距反而更加明显。
即使是互联网普及以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日趋减弱,受众自身的信息和知识总量有所增加,但东西部之间的知沟差距也未得以改善。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落后,区域文化观念的落后(欠开放、轻市场与网络经济等)以及扶持措施的力度不及都使得中西部的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加宽了东西部之间的数字鸿沟。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6年第17次互联网调查报告公布的东中西部人均上网基本数据显示:
在网民普及率上,东部为13.0%,中部为5.7%,西部6.0%;
在IPv4(互联网协议的第四版,即IP协议的版本号是4))拥有率上,东部为9.4%,中部为2.1%,西部为2.0%;
在每万人域名数上,东部为40.4,中部为6.7,西部为6.8;
在每万人网站总数上,东部为11.0,中部为0.3,西部仅为0.2。
[5]从上述数据可知,无论是网民普及率、IPv4还是人均拥有域名,我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都差距明显,而在每万人网站总数上东部沿海更是中西部的20倍之多。
两相对比,东部沿海占有了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资源,在互联网发展的地区性差异中,东部沿海已经与中西部地区形成巨大的知识鸿沟。
(二)我国城乡之间的“知沟”差距同样不容忽视
近些年来,大众普遍认为农村的各种体制改革和经济进步为缩小城乡“知沟”差异带来了契机。
该观点认为:
1)农村通信设施的优化和手机、电视、广播等硬件的全面普及使得大众传播的媒体设施在城乡差别上基本消失;
2)“村村通”工程的建设与无线、卫星、数字电视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媒介传播内容趋于一致;
3)农村媒体结构的调整,推进了互联网基础工程的建设,这使得农村同样享受到信息时代高效、迅捷的互联网传播效果。
但是,另一些不可否认的现实是:
1)整个社会从未打造出一批以农民为主,贴近农村的主流媒体与媒介内容,在电视栏目上多数媒介内容更关注主流社会、精英群体与“白领”价值观;
2)在纸媒方面,农村的人均报刊、书籍持有量要远低于城市;
3)在社会关注、公共事务、政治参与层面,农村更是一片信息的沙漠,无法借助有效的信息平台参与其中,更多的信息参与只是新闻消息和娱乐消遣。
而人们寄予希望能够合拢城乡“知沟”的网络传播,也并未符合人们的期望。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0年第26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到30492万,占比72.6%,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1508万,仅占整体网民的27.4%。
[6]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不足、硬件设备落后等因素,农村地区网民的增长较为缓慢,增幅远小于城镇地区。
网络资源少,网民规模小,网际传播差成为农村信息化的基本特征,而这种常态的后果便是用ATM机存取款、网购火车票、去京东买电器等很多之于都市人来说便捷的生活方式,之于乡村群体便很可能成为避而远之的生活障碍。
更何况当今中国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产业主流,若不拥有信息的智能和技术便很难参与到网络传播广泛的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社交之中。
城乡“知沟”在信息时代甚至以加速度的态势变得更为纵深和立体。
(三)在同一区域内,我国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知沟”现象日渐严峻
弱势群体这一概念主要起源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有差别待遇和地位。
伴随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学界的研究,弱势群体的范围不断扩大,政治权利、经济文化地位的弱侧一方都可称为弱势群体,甚至有一种极端的观点:
大众即弱势。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尤其是近些年资讯社会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产生了“都市富人”和“都市穷人”两元阶层,由于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的差异,两大阶层在使用媒介能力和信息传播能力上都有着悬殊的差别。
以网络为例,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access)、数字化时代需要的传播技能和信息智能(basicskills)、媒介内容本身(content),个人动机与兴趣(desire)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媒介设施和终端接入上,强势群体可能以高端手提、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工具,弱势群体则可能以低档电脑、普通手机、台式电脑为工具,反映在宽带接入质量和带宽速率上,接入成本直接限制了弱势群体的使用质量,而在信息智能与个人动机方面,强势群体由于以富裕阶层、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为代表,这些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科学与文化素养优越,甚至多数在社会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在网络传播中能够更多的吸收深度知识和社会公共热点,对网络媒体的应用较之弱势群体更有质量和效果。
而且,大多弱势群体的英语及其他国际通行语言的能力较低,在以英语或其他外语为第一语言的网络资源的传播中,这些人群很难如强势群体一样高效的参与其中,这也直接加剧了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知沟”现象。
(四)在同一传播平台上,个人动机与兴趣造成的“知沟”现象也广泛存在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需求层次,将此理论延伸至信息寻求则可知,当主观诉求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接受、记忆时,个人的动机和兴趣能够将固有信息按自身需求分门别类地传播或摒弃,这时“知沟”便产生了。
同样以网络为例,在内容繁多的网络资源中,多维度、多语言的信息内容和信息产品如何被受众选择,“使用与满足”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受众在接触信息时都是以自身需求为归依的。
因此当面对同一传播平台时,受众因信息需求的不同而对信息的关注是有巨大差别的。
譬如对于网络媒体,经济地位较高者会更多关注旅游、体育、政经热点和其他与公共决策、社会发展相关的领域,而经济地位较低者,则可能以浏览硬新闻、娱乐消息、影视节目和玩网络游戏为主,不同的代际、性别、种族、使用语言都可能使在使用同一传播平台时产生各种各样的“知沟”。
这种“知沟”的形成多源于社会成员之间辨别与过滤信息能力的差异,不同的“信息智能”使人们在利用同一传播平台时获得的收益差别悬殊。
因此,相较前三种“知沟”现象,此种形态的“知沟”更要注重教育资源的投入,培养其“知沟”弱势一方正确的上网意识,提高其媒介使用的能力,使其不只将网络当作娱乐消遣的工具,而用以储蓄知识,参与社会交流,获取自我价值,最终达到有效缩小个体“知沟”差距的目的。
三、“知沟”产生的原因
关于“知沟”产生的原因,一般而言,传播学界认为造成“知沟”扩大的主要因素有:
(一)受众自身素质的差异
传播技能上,由于文化程度的差异,受众自身基本的信息处理能力(如阅读、理解、记忆等)就会有差异;
已有知识的储备上,由于现存信息量和已有背景知识的差异,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由于教育程度高对某问题早有了解或者更深入理解;
社会交往上,经济状况好的人有更多的相关社会联系,交往范围广,获得知识速度快;
选择性心理机制上,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很难找到与其价值观和态度相协调的媒介信息,兴趣降低。
[7]
(二)媒介系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无论大众传媒或者网络新媒体,其自身的本性都是为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服务。
社会阶层高者使用和消费的媒体内容较多,因此媒体选择势必会迎合这一群体的兴趣和口味。
另一方面,媒体工具更多的为社会阶层高者拥有,于是大众媒介的私权性便刻意地维持或加剧现有社会的不平等以维护社会阶层高者的现有利益,这反过来加剧了信息和知识传播的不平等。
(三)国家“议程设置”对传播自由的规范与管制
一种造成“知沟”的隐形原因是政府因执政需要对信息和知识传播进行了刻意的选择和抑制。
这方面既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工程”相关,也是政府媒介规范的结果。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对合乎本国意识形态的信息的传播和宣传,而对其他敌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进行抑制和排斥;
在媒介规范理论上,多数极权或集权体制的国家,为了妨碍公民过多的政治参与和“全民议会制”民主的滋长都相应地对媒介自由进行了管制,包括话题的制造、舆论的导引等等都必须得到审查、核准,这种过多、过严的媒介规范有时容易压制传媒方向和媒介内容的多样性,间接地使本国社会成员与他国相比形成了“知沟”差别。
[8]
四、缩小及合拢“知沟”的对策
在“知沟”假设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业界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为我国缩小“知沟”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
考虑到大众传播形态下合拢“知沟”的对策前人已多有总结和赘述,因此本文仅侧重论述网络新媒体的媒介环境下解决“知沟”的相关对策。
(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先行
从宏观和国家层面来说,我国“知沟”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宏观社会系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差异造成的微观个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只有平衡社会成员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公平的教育投入和知识产出,才真正有可能达到缩小和合拢“知沟”的目的。
从这一层面,解决“知沟”问题有以下几项策略可供采用。
1、平衡社会发展与收入分配是根本要求
从“知识—信息沟”的形成过程可知,受众社会经济地位(经济收入)是影响“知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网络媒体环境下,互联网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术要求外,必须以经济条件作为保障,经济地位的劣势可能直接导致受众根本无从接触该媒体环境。
只有受众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受众自身的认知水平、价值观、行为方式、家庭传播环境才会有所变化,进而促使弱势群体媒介接触率低、接触时间少的现状获得改变。
此项策略的实现要求国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经济收入对公众媒介接触质量和水平的限制。
2、制定特殊扶持政策是重要策略支持
由于地区、社会成员之间客观存在先天的差异,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其宏观管理、政策调控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譬如对中西部地区或偏远农村、社区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不但要有改善大众传媒环境的措施,如提高乡镇有线、卫星电视普及率,拓宽报纸、书籍在农村市场的发行渠道,更要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力求跨越式发展,对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区实行价格优惠,设立宽带专项基金和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推动宽带网络建设和宽带应用发展,逐步实现网络传播媒介在中西部地区或偏远农村、社区的同步普及,减少因地区差异与社会原因导致的传播资讯接受的不平等。
[9]在这一策略中,要求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尽可能地:
及时转变观念,谨记政策先行,增加各项投入,资本系统跟进。
3、信息共享工程的建设是基础设施保障
其核心要义在于借助全国各类信息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互助,通过构建适用不同标准的模式,对各种优秀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从而有效实现信息共享的目标。
[10]这条策略的实现要求地区之间打破知识垄断和信息霸权,通过建设全国共享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化资源共享体制,如全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信息网、各种商业网络平台的资源整合等,降低信息资源流通的成本,使资讯落后地区或教育、科技水平低的群体能够借助网络免费资源拓宽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渠道,使社会的优秀信息资源通过网络传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得到均衡分配。
4、宽松媒介规范理论也与其息息相关
在我国,“知沟”现象的政治意味要求了遏止知沟就必然先要宽松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与媒介系统更高的自由度。
诚然,一个国家需要坚守并保卫本国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媒介系统也需要予以监督和规范,但是如何把握尺度,不使社会成员为这种规范所伤害,这既是统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保证。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需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兼容性,任何一种社会都必须多元而且开放,如果只企图刻意融造一种集体无意识来麻痹社会成员达到统治目的,这种刻意维护的“知识—信息沟”可能一时有效,但从长远看知识的断层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知沟”现象不断严重。
而宽松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与媒介系统更高的自由度也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知沟”问题的唯一可行策略。
针对于网络媒体就要求国家对网络的规范应做到严格而不严苛,共享而不敌对,如各级官员在微博的的使用上不应将其看做民众“泄愤”和“诽谤”官员的工具,而应平心静气地与网友沟通和交流,将微博视作了解民情,研究民生,与民协作、共谋发展的工具和平台,这样才能有效的利用网络,泯合与民众观点和意见的差别和对立。
[11]
(二)加强教育,提高受众素养
由于个体文化水平对“知沟”有直接影响,加强信息、科技和教育投入是缩小“知沟”的根本途径。
在这条策略中,鉴于不同城乡、社会群体之间的“知沟”现象的形成有不同原因,解决“知沟”问题要有不同的侧重。
譬如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需从经济手段和媒介基础建设上入手,着重保障其基本信息权,更多地强调国家投入资金给予信息扶贫,以点带面,如国家在农村地区的“村村通”工程和对城市贫困人群宽带接入上费用的优惠;
但对于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知沟”问题,由于此种类型的“知沟”主要特征是硬件充足,软件悬殊(即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上差别较小,而在互联网使用智能上差别较大),因此要从受众媒介需求和媒介接触动机入手,着重培养其媒介素养,减低其媒介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性,提高其通过媒介进行自我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能力。
(三)媒介自身注重对“知沟”问题的关怀和引导
在“知沟”问题的解决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助力就是传播媒介,尤其是对于以“数字鸿沟”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当下“知沟”,网络新媒体的双向性、共享性和社群化特征都使其相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更具合拢“知沟”的功效,因此合理、有效的利用网络新媒体,发掘其合拢“知沟”的潜力,对扼制当下我国的“知沟”裂变有重大意义。
在运用网络新媒体解决“知沟”问题时有以下几种方法和策略可供参考。
1、“议程设置”的集中使用是前提保障
对于当今阶段的中国,网络新媒体业已替代大众传媒成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和扬声器,借助其独特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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