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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艰难的转折

3、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的方法：

针对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搜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初步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2）历史的方法：

选取中国、新加坡、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案例分析。

4、创新点及研究意义

长久以来，大多数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往往抱持乐观心态。

毕竟，他们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以来，在经济增长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在由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当今世界，中国愈发取得更多的话语权，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领跑者。

但是，同样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的社会累积了大量的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转折点。

根据杨小凯教授的观点，这是由于后起国家在模仿西方国家时，只是单纯模仿技术，而没有引进西方制度。

与之不同，林毅夫教授却认为模仿西方制度并非是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

笔者在仔细研究各家观点之后，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起国家的优势和劣势有着另外的看法，并对中国等国家的社会制度进行浅析，希望能贡献自己对发展微薄的意见。

关键词：

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制度；

发展

正文：

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一）后发优势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

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

具体说来，格申克龙的所谓后发优势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即所谓“替代性”的广泛存在。

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在于使后起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

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借用，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很多弯路。

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第四个层次的含义是指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

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毫无疑问，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引进甚至模仿西方先进技术，后起国家由此可以大大缩短追赶的时间。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开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直至今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两百多年里从未停歇。

电脑、电话、飞机等等重要发明，没有一项诞生在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们被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并且不花费任何研发时间和研发成本。

尽管核心的科技仍然严格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然而相对次要的技术对于在这方面近乎是一张白纸的后进国家来说，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同样地，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对于带动东道国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作用。

因为在发展初期，后发国家普遍缺乏足够资本进行生产上的投资。

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真的如格申克龙所言，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先进国家的模式吗？

我不敢完全赞同。

在某些方面，后发国家的确成功吸取了先进国家的经验。

但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更多地是走前人的老路。

正如克鲁格曼所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像50年代的苏联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惊人的资源动员来换取其快速增长的。

一旦人们看清大量增加投入在这些国家增长中的作用,事情就很清楚了,亚洲的增长和苏联的高增长时代一样,是由超常的劳务和资本投人增长而不是由效率的获取所促成的。

”中国飞速发展的这几十年，在我看来，是以廉价的劳动力、过度消耗的资源、生产积累远大于消费积累拉动的粗放型增长。

从小到大我们不乏听到“不能向西方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等类似政治口号。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并没有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是重蹈了西方的覆辙，污染的速度和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格申克龙所提到的“社会的紧张状态”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是一种优势。

的确，后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普遍都有一种害怕落后要挨打的紧张感，因此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一种超出发达国家的积极态度和迫切心情。

然而，这种心态可以是具有激励性的，它可以促进全国上下一心，增强凝聚力。

但也可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浮躁。

“赶英超美”“20XX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20XX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种种目标反映了一个社会急切追赶先进国家的心情。

那么结果呢？

有的目标顺利达成了，有的目标因为本身缺乏合理规划失败了，有的目标却被成功了。

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时的日本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充满了雄心壮志，很多人都认为经济形势会一直好下去，GDP超过美国指日可待。

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人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钱。

然而当泡沫破灭时，日本迈向的是消失的十年。

我和一位美国友人前不久探讨过一个关于快与慢的问题。

我说，比起慢慢地仔细检查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再继续其他工作，我更偏好迅速完成任务虽然可能会有一点小差错。

友人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0年，他听后问我，因为错误带来的损失和回过头来改正的时间又怎么办？

我说，那就回过来再改就好了，哪有百分之百完美完成的任务。

他无奈地总结，也罢，中国人总是会选择高速低质量的工作方式。

但是身为美国人，他坚持慢工出细活。

我听完之后其实是吃惊的。

以往我总是批评我的国家整天忙着拆了豆腐渣又建新的豆腐渣，却不想自己身在其中也养成了急于求成，生怕被他人落下而不顾质量追赶的习惯。

也许正是中国和美国发展模式的不同，给国民留下了不同的烙印。

（二）后发劣势

根据杨小凯教授的演讲，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ToTheLate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

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

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

为什么说“诅咒”呢？

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

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他的观点遭到了林毅夫教授的质疑，后者举出了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的例子。

林教授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经验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

例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

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竞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是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后发国家。

但是迄今为止,印度经济仍然比较困难。

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

日本被认为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的国家。

新加坡基本上是独裁政治,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

可是,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

新加坡1996年时人均收入也达到美国的水平。

这说明,后发国家即使没有进行彻底的英美式宪政改革,也能在经济发展上超过有了宪政体制的英美发达国家。

杨教授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的。

而林教授认为，后发劣势就是要求后发国家要先进行宪政改革，任何再引进先进技术。

的确，日本、新加坡没有进行彻底的英美式宪政改革，新加坡甚至是一个独裁式国家。

这两个国家也的确完成了从落后到发达的转变。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实质上是尽量消除了制度上的后发劣势的。

虽然没有彻底模仿英美的宪政体制，但是我认为这两个国家总体上已经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西化。

不管从法律体系、行政体系还是司法体系，日本和新加坡都学习了西方的模式，并且统治者也普遍接受西式的教育。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叶子，在模仿西方制度的过程中带有本国特色并不能说明日本和新加坡的制度是一种创新，或者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

日本发动战争就我所知并不主要因为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而在于国内激化的矛盾、军国主义思想泛滥以及狭小的领土与匮乏的资源。

新加坡政府的独裁并不像中国那样行政干预立法和司法，政府的权力虽然大，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的，并没有像中国政府那样肆意滥用。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

林教授还将印度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并且强调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后者发展得更好。

我不能苟同。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我与美国友人的对话。

中国现在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民主和公平换来的。

印度的发展不如中国，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上面他们模仿了西方的宪政制度而我们没有。

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只要是政府想做的，不需要问任何公民的意见，就可以立刻进行。

当今中国政府想要集中力量搞建设，一项工程、一个项目，只需要领导的一个批示就可以。

然而民主的国家需要进行一系列法定程序，提议、审议、投票表决、通过一个哪怕是非常小的决议。

这就是某些领导人宣传的西方体制带来的低效。

但是，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之前所做的抉择，因为缺乏民主的监督和权力的制衡所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一时的高效带来的好处。

印度与中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有独特地制约自身发展的弊端，譬如种姓制度、宗教信仰复杂、改革迟缓等等。

单纯以是否学习西方宪政体制来衡量发展成果，未免有失偏颇。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在前文中引用克鲁格曼观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的是动用资源的能力而不是使用资源的能力与现在申明新加坡在制度上学习西方并且一定程度上消除后发劣势的观点上面存在矛盾。

我的解释是，制度不完全等同于发展模式。

新加坡在高速发展时期确实依靠的是动用自身资源的能力，新加坡也确实因为同时具有清廉高效和独裁特点的精英统治被称为没有自由的民主。

但是，现在的新加坡不是几十年前的新加坡，除了发展模式逐渐向合理运用资源转变外，一个后李光耀时代也正在逐步形成。

克鲁格曼在1994年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分析和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预言的发生，不正使得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逐步意识到自身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缺陷，在危机后完善社会机制吗？

二、以法律的视角看发展

什么制度是在“师夷长技”之前一定要先引进才可能长久地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全面发展？

我认为，这样的制度包括两个部分：

权力的制衡和权利意识。

与其说赞同杨小凯教授的后发劣势，更准确的不如说我赞同这样的观点：

没有学习西方权力制约与权利意识的后发国家，即使在短期内可能因为后发优势取得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不可能在长期上成功依靠模仿西方技术赶超西方。

这和光有制造山寨苹果产品的技术，却没有保护正版产品的知识产权制度，苹果公司无法诞生在中国是一个道理。

（一）节制的美德

什么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巨人各列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比三个人给出的结果，唯一一样的美德竟然是节制。

正因为担心政府无节制地扩张自己的权力，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就提出了分权思想，演变至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将权力的制约写进法律确定下来，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为什么存在后发劣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清晰的权力划分，政府行政权力膨胀，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每一个角落，甚至严重到干涉立法、司法，与民争利的地步。

从中学的政治课堂里，我就听到政府决定让国企逐步退出某些行业，实行“国退民进”的政策。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通讯、铁路运输、石油化工等行业仍然被国企牢牢掌控。

美其名曰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保证经济持续、高效、稳定运行，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不愿意让巨额利润流入民企之中。

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权、垄断市场，“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

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干涉司法公正是我作为一个法律人又一深恶痛绝的部分。

中国现在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遵守法律的政府。

政府不尊重法律，办事依靠领导指示和人脉关系，对法院、检察院横加干涉。

老百姓看到法不被当作法，公检法不按规则办事，就此对中国的法治失去信心，也变得依照人情世故办事，遇到困难喜欢上访，似乎和领导搞好关系比诉诸法律更好解决问题。

大一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至今印象深刻。

在同为中华民族组成的地区台湾，一位大陆学者随意走访一位当地的居民，问他：

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怎么办？

答曰：

我不同意，怎么拆得了？

问：

如果硬要拆怎么办？

上法院告政府。

又问：

法院帮政府说话怎么办？

那就告诉媒体，曝光政府。

学者追问：

媒体不愿插手怎么办？

告诉反对党。

学者不甘心：

反对党不管怎么办？

那位台湾同胞笑了，他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反对党整天巴不得抓住执政党的漏洞，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我们的领导人曾经想要效仿新加坡一党专政。

虽然是独裁统治，但是新加坡政府的清廉是当今中国政府如何也模仿不来的。

新加坡政府虽然独裁，但是他们的权力再大也有明确的权力界限，不会干预立法和司法的公正。

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是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不变的经验，更是约束政府重要的制度。

没有权力的限制和分散，就会有贪污和腐败，就会导致社会运行和经济建设的隐性成本增加。

四万亿的投资，落实到具体项目上的也许只有30%，剩下的70%，是纳税人为一个权力无限制的政府付出的高昂代价。

这样以来，虽然筹资能力强大，但是投入产出效能极低，所谓的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华丽的表象。

（二）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启蒙运动中卢梭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说叫做“社会契约论”。

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建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权利。

然而，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普遍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

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

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

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

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

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

在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方面，后发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都没有实现像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

课本里，中国的学生被告知，中国的特殊国情不适合搞普选。

中国现在是由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

中国的学生不知道中国的国情特殊在哪里以至于几十年来等不到适合普选的那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党派在政治决策和社会监督上的功能形同虚设比多党制国家政党互相揭短更优越。

我们的执政党在几十年前承诺，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几十年过去了，依旧是党代表人民做主，我们始终是被代表的一方，不能兑现当初的契约，实现我们应得的民主与自由。

更可悲的是，我们的执政党采取类似愚民政策的方法，从小教育中国的学生中国不适合发展西方的选举制度。

当我们都以为西方的选举只是一群耍嘴皮子、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政客的游戏时，我们连游戏的勇气都丧失了。

没有民主，意味着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社会监督，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缺乏自由表达的窗口。

民意只堵截不疏通，如同温水煮青蛙，从发展的眼光看，坏处极大。

三、艰难的转折

当今的中国处在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上。

前30多年，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和粗放型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巨大飞跃。

很多的后发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转型的阶段，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以及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的转变。

世界的工厂由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转向中国，而如今，资本又开始由中国流入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廉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出口受阻，内需不足，市场和计划双轨制，让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局势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备受考验。

同时，诸多后发国家普遍具有的贫富差距悬殊、政治腐败、国家机会主义等问题在国内越发尖锐。

过去的30多年，我们似乎对经济在数据上的增长给予了过多的关注。

发展到今天，经济的增长早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除了财富的增长，还有很多值得后发国家关注的方面。

政治制度是否制约了国家长期的发展？

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实现？

人文的关怀是否被遗忘？

“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进步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生活水准不能提高时将会产生的后果，并不局限于已经具有很高收入和良好民主体制的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中，包括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或苏联的紧密附属国的国家，过去20年中的主要故事是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的平行推进。

我始终认为，后发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如同硬币的正反面，辩证存在。

低成本短时间的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外国资金的流入，国外成功的经验，是后发国家普遍具有的优势。

不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缺失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又给后发国家埋下了巨大的后患。

中国奇迹，在克鲁格曼看来，“作为一个从毛泽东晚年动荡中解脱出来的国家,出现经济效率上的巨大恢复是不足为怪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奇迹正行驶到悬崖的边上。

如果再依照过去30年的老路发展，不进行制度的改革，那么发生像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或者亚洲金融危机不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深刻的社会危机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2、[美]保罗·

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张铭译，陈威校，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7期，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第6期

3、杨小凯2000年12月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

4、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于《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2003年7月

5、郑永年，《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载于《羊城晚报》，2011年5月12日

6、[美]阿玛蒂亚·

森，《民主放之四海而皆准》

7、[美]本杰明·

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

8、陈国富，《改革题域的内在转换：

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制度变迁与人文关怀——从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谈起》，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