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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
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
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
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
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
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
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
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
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
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
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
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其实堂吉诃德并不一直是糊涂的,他也是有严肃认真的一面的,只要不碰触他的理想,他可以是个头头是道,学识渊博的智者,只有在此刻才会正视他的现实。
他与卡迪纽等一行人聊天时所阐发的关于文武两行的精辟驳论,甚至之前的由一把橡树子所引发的关于“黄金世纪”的论述都可略见其见地深渊,学识渊博,乃至后来的那一大段在桑丘赴海岛总督之前的谆谆劝戒都不由得令人惊叹。
看来他的确也是一个严肃的道德家,他有着极强的理性和想法,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有谁能想象的到曾经让人百般讽嘲笑竟有此般见地学识的一面,应该说他对骑士道之外的一切是毫不含糊,对于那个时代,他有着深刻的认识:
“多灾多难的时世”“可恶的时代”“现在这年头,懒惰压倒了勤快,困难压倒了美德,傲慢压倒了勇敢。
”所以说他也是一直严肃认真地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并且有着随时为这个理想实现而竭尽全力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
正是有着对时代,自己有这么清醒深刻的认识,他始终坚持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像指导桑丘一样:
“你不能只听富人的声音,该眼看穷人的涕泪,可是也不能心存偏袒”“富人许愿送礼也罢,穷人的哀苦哭求也罢,你得尽力查明真相”他劝导桑丘做一个正直光明磊落的总督,将自己无以实现的希望或多或少地灌输在桑丘身上。
想想,如果不是本身的清醒认识,堂吉诃德能阐述得出此番大论?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
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桑丘·
潘沙则是塞万提斯刻意安排的与堂吉诃德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角色。
作者在描写他们的游侠生涯中,广泛地采用对比与夸张的手法,反复强调他们从外形到性格上的某些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桑丘的表面愚钝配合与堂吉诃德的疯颠,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桑丘是一个又胖又矮的西班牙普通农民,由于家境贫寒,在堂吉诃德的劝诱下当了游侠的侍从,指望能通过游侠冒险生涯,做个海岛总督,他的驼背老婆也能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没有嫁妆的女儿说不定能成伯爵夫人。
他性格中既有农民的狭隘自私、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处处为自己打算的一面,又有讲求实际、冷静与清醒的一面。
他时时在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眼里,风车不是巨大,就是风车;
羊群不是大军,就是羊群。
在堂吉诃德的每次冒险之前,桑丘总是要劝阻,而每次劝阻都毫无效果,而最终却总是证明桑丘的劝阻是正确的,这正好与堂吉诃德的狂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小说开始时,他一边咒骂游侠骑士的疯狂幻想,一边希望赶快碰个发财的机会,一改家中的窘境。
随着情节的发展,桑丘进步了解了堂吉诃德的为人,开始看重他的“好心肠,喜爱上了堂吉诃德,并且爱得比自己的眼珠还要厉害。
”尽管他吃尽苦头,也没有得到半分工钱,但始终没有抛弃他的主人,对堂吉诃德的忠诚与友谊感人至深。
桑丘讲话诙谐生动,一张口就是一串谚语,也表现了他健康乐观的性格。
在当时像这样描写农民形象的作品是极少的。
《堂·
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
台·
拉·
曼却》,作者在序言中申明:
“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
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
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
作品主人公堂·
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
书中写道,这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由于爱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骍难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游侠,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
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
潘沙做侍从,骑了驴儿跟在后面。
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像为他的女主人,给她取了名字叫杜尔西娜雅。
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
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城堡的主人,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
店老板乐得捉弄他一番,拿记马料账的本子当《圣经》,用堂吉诃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替他挂刀。
受了封的骑士堂·
吉诃德走出客店把旋转的风车当做巨人,冲上去和它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
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
桑丘·
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
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做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
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要他们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谢,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
他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才把他弄回家去。
在第二卷中,他继续去冒险,又吃了许多苦头,弄得一身病。
他的一位朋友参孙·
卡拉斯科假装成骑士把他打翻了,罚他停止游侠一年。
堂吉诃德永远爱对着臆想中的敌人猛冲过去,乱战一阵,但是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实际,战术荒诞可笑,因而处处碰壁,好心不得好报,甚至险些丧命。
当他和桑丘吃尽苦头,辗转回到家乡时,他已一病不起。
但经过一翻游历,他已认识到自己从前是个疯子,那些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只恨后悔得太晚了。
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
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
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
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
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
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
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
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
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
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
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
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
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
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
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
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
潘沙是文盲;
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
潘沙胖而矮。
他,桑丘·
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
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
他说:
“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
”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
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
“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
潘沙。
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
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
潘沙却属于未来。
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
潘沙了。
”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
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欧洲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塞万提斯有很高的评价,如:
歌德:
“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拜伦:
“《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
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
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海涅: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雨果:
“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别林斯基:
“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
”“内容提要”部分选自徐葆耕《西方文学之旅(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哈姆雷特》人物分析——波洛涅斯、奥菲利亚、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是克劳迪斯的御前大臣。
他十分顽固,想尽法子阻挠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相爱。
在偷听哈姆雷特与他母后谈话时,被哈姆雷特一剑刺死。
奥菲利亚是波洛涅斯的女儿,她与哈姆雷特相爱,但哈姆雷特知道,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望在一起,因此,奥菲利亚成了哈姆雷特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她被无情的抛弃了,再加上父亲的死让她倍受打击,最后失足溺水生亡。
雷欧提斯是波洛涅斯的儿子,为了替父亲和妹妹的报仇,和克劳迪斯设计用毒剑杀死了哈姆雷特。
而他也死在哈姆雷特的毒剑下。
波洛涅斯:
从波洛涅斯对待自己子女的方式和他的所做所为可以得知波洛涅斯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
波洛涅斯有一双聪明能干的儿女,自己深受国王的赏识,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充满人生哲理的话语,不但没有主导自己的行为,为儿女树立榜样,反而害了自己的儿女。
在王子的深邃面前,波洛涅斯对世事的洞察消失了,他的智慧让位于肤浅和琐碎。
一个通达事态的智者反而成了一个“讨厌的老傻瓜”。
波洛涅斯的人生哲理波洛涅斯精明能干,善于洞察人生,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
他爱自己的儿女,时刻关心他们,教诲他们。
在儿子临行前,他说到:
“还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
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
对人要和气,但不要过分狎昵。
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
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
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
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
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的判断。
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
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一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同。
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别人;
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
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
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这些都可以看出显示了一个慈父对儿子的疼爱之情,他的精明,对人生有着独特见解。
但为了监视儿子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绅士的标准,而用“说谎”作饵,用“旁敲侧击的手段”达到目的,充分显示出其奸诈的嘴脸。
而对于女儿的爱情,当他在国王、王后面前宣读女儿情书的时候,那种对与女儿的不尊重显露无遗;
当他毫不犹豫的利用女儿来试探哈姆莱特的疯狂时,那种以牺牲女儿爱情为代价的谄媚可见一斑。
奥菲利亚:
坠落凡间的“天使”奥菲利亚在剧中的形象可以用美丽、温柔、单纯、善良、乖巧、娴淑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来概括,她就宛如天堂中的天使一样温婉可爱,不幸地是,她所生活的不是天堂,而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时代。
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女性没有地位,没有自己的声音,完全逆来顺受,作为当时时代的缩影和弱势群体的一员,她只能被动听从父亲、兄长、恋人的发号施令,接受来自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对于这样一个“弱女子”的社会定位,她不仅欣然接受,并且把它做到了极致。
欧提斯:
作为一名贵族公子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家族的荣誉去报复杀害他父亲的哈姆雷特,其中还透露出自己的政治野心。
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惨死后,他便以此为借口,纠集党羽冲入宫中,“我们推举雷欧提斯做国王”已经将他的政治野心暴露无疑。
雷欧提斯是冲动的,他在得知父亲惨死后,马上回到丹麦,纠集一帮人。
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今生如何,来生怎样,雷欧提斯全然不顾,只求痛痛快快的报仇。
少了某些宗教、道德力量的束缚,雷欧提斯为所欲为的实施报复,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不在乎手段是否正当。
正是因为如此,雷欧提斯才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向命运邀宠,沦为了克劳迪斯的棋子。
他与克劳迪斯勾结,用十分卑鄙的手段杀害哈姆雷特,须不知,最后害到的恰恰是他自己。
雷欧提斯是腐朽制度和野蛮主义的化身,他的存在,很好地衬托了哈姆雷特。
雷欧提斯是莽撞型的,他认为只要达到目的,手段的卑劣与否一点都不重要,最后被他人利用,成为他人阴谋的陪葬品,真是可悲可怜。
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复仇的意义分析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塑造的最高成就。
这里就如何深刻理解这一人物形象及其复仇的意义作一些简明的提示。
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者。
我们从剧本中看到,哈姆莱特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他具有当时人文主义者所共有的思想:
对人类未来有着美好理想,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无视封建规范和习俗,重视友谊、爱情,主张人们应该平等互爱,例如当友人霍拉旭称他为“大人”时,他说:
“先生,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同你交换这种称呼”;
他对跑码头的戏子比对宫廷大臣尊敬得多;
他对土兵也平等相看:
“我爱你们似你们对我一样”;
他批判暴君,提倡贤明政治。
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到老王时,认为“把他的一切一切总起来说,他可算得是一位人物。
”“人物”应是人文主义者对“人”的最好的评价了。
而对克劳狄斯的暴行则加以批判,指斥他的统治把丹麦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从这些材料我们得到的印象是:
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思想起初表现为善良、乐观,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比较接近人民也受到人民的爱戴。
他目光敏锐,善于思考,因而一回国很快就发现了克劳狄斯的罪恶和社会的混乱黑暗,感觉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我们还可从全剧的中心矛盾来看,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王子为父亲向弑君篡位的叔父复仇,我们必须分析哈姆莱特复仇的买质。
哈姆莱特之所以尊重父亲,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王,主要在于他是一个理想的好君王,而他痛恨叔父,是看出了他是一个“微笑的坏蛋”、“一个盗窃帝国和王位的扒儿手”,一个弑君乱伦者,并且在这个集封建暴君和资产阶级两面派、阴谋家于一身的反动势力代表的统治下,丹麦宫廷荒淫腐败,国王阴谋成性,朝臣见利忘义,人民生活无着落,只要义旗一举,人民的反抗就“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席卷平原还要汹汹其势”。
面对这样的统治,哈姆莱特发出了愤怒的呼喊: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歌德在评论《哈姆莱特》时极为精辟地指出:
在这句意味深长的慨叹的话里面“可以找到哈姆莱特全部行为的关键”,我们也可由此理解哈姆莱特的复仇并不在于家族私仇,而是与“重整乾坤”紧紧联系着,是要改变“颠倒混乱的时代”。
显然,他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实质上是人文主义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同黑暗罪恶势力的斗争。
剧本写的虽是丹麦的历史故事和丹麦的王子,实际上揭示的是十七世纪初期英国现实社会的矛盾,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王子地位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文主义者。
哈姆莱特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文主义者,剧本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中显示了他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
他主要的特征是:
深入思考人生的探索精神,思想上忧郁、行动上延宕而又勇于行动的矛盾的统一。
如何从剧情的发展中来看哈姆莱特的思想矛盾和探求?
他为什么会忧郁?
忧郁与行动又如何统一呢?
剧本除了表现哈姆莱特对周围许多人和事物的矛盾,朝臣们朝秦暮楚,同学们卖友求荣,母亲匆匆改嫁,情人被王室利用,哈姆莱特原来相信人间有高贵的人性,忠诚的友谊,坚贞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如今,这些人文主义尊重的道德和理想却开始破灭了,“快乐的王子”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忧郁,他孤独、怀疑、失望。
但他又面临着父仇必报、邪恶必除,必须“重整乾坤”的重任,因而伴随着他的忧郁和痛苦,他紧张地剖析人生,冷静地思考问题,坚持为实现理想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剧本侧重于表现人物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激越不安的思绪,展示他在对社会一切隐秘的罪恶揭发过程中内心的苦闷和哲理性的思考,如他在独白中思索人生的价值、生存还是毁灭;
宿命的力量,也在独白中谴责自己“胆小如鼠,缺少胆计”、“虚度了时光、冷淡了热情、搁置了严命、耽误了迫切的大事”等。
他的思考越深入,心情越忧郁,对于改革现实的要求就越清醒,也越急于为完成复仇目的而行动。
因此,哈姆莱特的忧郁是理想与现实矛盾、个人面对艰巨的复仇任务孤掌难鸣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也体现着时代的忧郁和悲哀。
与他的忧郁密切相关的行动上的延宕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行动的有效途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
“他犹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做”。
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他无法确定复仇的正确手段,他要“重整乾坤”的决心是坚定的,因此,他始终行动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
例如戏中表现他分析现实,装疯作傻,设计“戏中戏”,揭发克劳狄斯的罪行,寻找适当时机,误杀波洛涅斯,在放逐中机智地归来,谴责自己的“懦怯”,与克劳狄斯由暗到明地进行交锋,直到比剑中识破诡计,果断地杀死克劳狄斯。
显然,哈姆莱特从未放弃过行动,《哈姆莱特》的整个情节就是这样一个要凭着个人力量探求改造现实途径的行动的整体。
行动上的延宕是出于未能找到行动的正确道路,哈姆莱特的确思考多于行动,剖析偏于哲理,他要完成复仇大业而无法找到正确的手段,他急于完成复仇的目的而在忧郁的心情下缺乏必胜的信念。
人物的积极探索、勇于行动,他的忧郁和行动过程中的延宕在不同阶级的表现各有侧重,但它们是彼此渗透而统一的。
哈姆莱特的结局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他未能完成“重整乾坤”的重任,因此他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受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影响的少数先进人物的代表,在与强大的邪恶势力的斗争中是失败了。
对于他的悲剧,我们总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客观上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个时代封建势力还相当强大,主观上则是人文主义者本身的局限性。
哈姆莱特始终把复仇的艰巨事业当作个人的任务,他当然不可能依靠群众,他还害怕群众,他对于当时主客观的情势也有自我意识,因而模糊地感到自身悲剧的必然命运,他说“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说明他缺乏胜利的信心,他又把成败归之于宿命:
“可见随我们怎样琢磨来琢磨去,结果还是靠天意”。
歌德揭示了作者想表现的主旨:
“莎士比亚的意思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适宜胜任的人身上的结果”,“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负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
每一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
”我们体会到哈姆莱特的失败说明这—时代还缺乏先进人物必然胜利的社会条件。
恩格斯指出哈姆莱特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哈姆莱特的悲剧具有重大意义,它反映了时代精神,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提出了现实世界不合理,必须改革的根本问题,而主人公本身也由于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性格,成了莎士比亚人物塑造上的不朽典型。
哈姆莱特人物形象分析
《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剧作,在艺术上代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最高成就,其主人翁哈姆莱特的经典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哈姆莱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他年轻朝气的形象、冲动忧郁的性格、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无不吸引着我们。
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哈姆莱特是一个王子,他高贵、优雅、勇敢、有学识、追求纯洁的爱情,他的身上具备治理国家、报仇雪恨的能力。
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时,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人报有美好的看法,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样完美,他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是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爱情、友谊,也有自己的看法,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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