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先进典型事迹学习资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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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
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
“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
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
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
“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
“我想找你谈谈。
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
“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
”焦裕禄说:
“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
领导。
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
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
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
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
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
“走,跟我出去一趟。
”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
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
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
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
“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
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
“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
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
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
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
“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
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
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
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
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
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
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
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
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
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
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
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
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
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
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
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
“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
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
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
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
三个青年恳求着说:
“你回去休息吧。
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
“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
”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
“就坐这条船来的。
”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
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
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
“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
”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
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
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
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
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
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
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
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
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
”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
他说:
“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
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
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
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
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
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
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
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
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
他们说:
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
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
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
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
“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
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
“穷,咱穷到一块儿;
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
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
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
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
”他说:
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
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
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
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
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
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
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
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
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
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
“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
牲口咋样?
”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
他说,“我说,你们记记。
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
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
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
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
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
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
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
“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
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
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
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
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
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
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
“你们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
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
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
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
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
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
老大爷问他是谁?
“我是您的儿子。
”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
“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
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
“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
”焦裕禄安慰老人说:
“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
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
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
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
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
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
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
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
也有人问:
“钱从哪里来?
能不能花?
”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
“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
”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
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
焦裕禄对他说:
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
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
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
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
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
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
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
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
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
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
“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
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
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
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
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
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
“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
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
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
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
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
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
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
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
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
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
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
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
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
“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
”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
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
他问孩子:
“哪里来的票?
”孩子说:
“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
叔叔问我是谁?
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
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
”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
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
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
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
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
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
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
“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没有住。
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
“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
”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
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
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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