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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案例,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公职人员的态度和评判。
一边是百姓望房兴叹,一边是公职人员“以权谋房”。
这样的强烈对比,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甚至引发种种矛盾和问题。
要正确厘清公职人员与住房的关系,解决“以权谋房”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按照中央部署,加快建立干部住房申报制度。
对此,群众早有呼声。
温总理近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对于公职人员报告住房等个人有关事项,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于近期作出专门规定。
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公职人员报告住房情况,一是可以把公职人员住房作为破解干部财产公开难题的一个突破口;
二是可以成为从机制上防止腐败的“疫苗”;
三是可以成为查处干部以权谋私乃至腐败的重要线索;
四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住房资源……
据报道,年近八旬、居无定所的合肥市民刘海明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新房钥匙。
他拿到的房子,就是合肥清理出来直管公房中的一套。
清理直管公房,使一批“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希望,能够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坏就坏在“勇争第一”上
刘
杰
2010年04月02日00:
一味地“勇争第一”,是科学和规律的大敌
3月30日,在挂着“勇争第一”四个金字的山西临汾碟子沟项目部会议室内,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的一句话意味深长:
“王家岭矿难坏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
”
更具意味的是,这个大干快上的项目指挥部现在成了矿难抢险指挥部。
据报道,3月5日王家岭煤矿项目召开按期投运推进大会,要求“加快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确保提前5个月完成工期,掘进多了有奖,少了受罚,按工作量评选金牌队长”。
“全国各地电煤紧缺,电厂几乎瘫痪,山西各煤矿只能开足马力、深挖矿,多产煤,确保电煤供应。
”有人这样解释。
然而,再大的“马力”也不能突破安全的界限。
王家岭矿在建设时期“赶进度”,生产实行“进尺考核制”,一切都是为了快,一切也只有靠“勇争第一”去打拼。
而对于煤矿企业来说,无论建设还是生产,最不应该忽视的是“安全”和“质量”!
对安全常识置若罔闻,对工程进度却分秒必争,最终进度抢走了安全。
“勇争第一”
正是王家岭矿难的祸首之一。
其实,曾经发生的许多矿难以及其他人为灾难,何尝不与“勇争第一”有关,不讲科学,不求质量,不问安全,只是一味地上,一味地快,誓师大会、推进大会,层层加压,保证书、责任书满天飞,而独独把安全和质量撇在一边。
为什么总是丢不下“勇争第一”的魔棍?
是什么魔法使管理者敢冒风险大干快上?
这让人想到了政绩,管理者的升迁系在至高无上的政绩上,有了政绩就有了一切,于是就会置安全与质量于不顾,为了耀眼的政绩,疯了似地要求人们“勇争第一”。
事实上,世上任何大的建设和生产都不能忽视安全和质量,滥用“勇争第一”的做法必定带来种种恶果。
我们知道,一项优秀的工程需要投入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去做,许多负责任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会终其一生做好一个工程,有的工程甚至要几代人去做。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功绩都要由后人去评说。
当然,不是说做什么事只要慢就好。
这里强调的是,一切的建设和生产都应以尊重科学和规律为基石。
为了快出政绩,一味地“勇争第一”,是科学和规律的大敌。
在为王家岭被困矿工祈祷之时,再看看“中国安全信息平台”有关碟子沟项目的记录显示:
进入3月以来日进尺连续攀升,最高111.6米,22日经甲方验收月成巷进尺1998.6米,再创月成巷进尺新高。
“勇争第一”的进尺考核激动人心,而随之而来的矿难却让人伤透了心。
在反省矿难灾害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从“勇争第一”中吸取更多的教训呢?
大旱考验我们什么
赵永平
2010年04月06日00:
大旱如“大考”。
它让我们在努力“找水”的同时,也看到了当前抗旱体系的薄弱环节
近日降雨未能解渴,西南大旱仍在持续。
据国家防总最新统计,截至3月底,西南五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9716万亩,有1939万人因旱饮水困难。
抗旱救灾正进入攻坚阶段。
按最坏情况打算,做最充分准备,云南、贵州等地把用水计划倒排到了5月底。
水利部门查水量、查墒情、算水账,科学调配水资源。
能引水的修管道,能打井的打井,没条件的靠拉水、送水,一项项科学抗旱预案的完善,让我们在大旱中更加有序应对,让千方百计保饮水有了依托……
抗旱攻坚,考验政府的应急能力,也检验着科学抗旱体系。
大旱如“大考”,让我们在努力“找水”的同时,也看到了当前抗旱体系的薄弱环节。
这次大旱,多数困难群众在乡村,反映出农村水利设施的不足。
相比城市的大型水利设施,山区农村的小水库、小山塘、小水窖等“五小”水利工程欠账多、投入少、标准低。
在云南,有2868座小
(二)型水库存在病险,贵州有小
(二)型病险水库757座……“干渴”的西南农村面临“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的窘境。
其实,这种窘境并非西南地区独有。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18.26亿亩耕地中,9.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
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
这次旱灾再次警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水利建设,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
这次大旱,也检验出抗旱机制的薄弱环节。
旱灾是个“慢性病”,抗旱是系统工程,不仅要有完善的水利工程,也离不开抗旱预案和组织体系、指挥系统等的顺畅高效运转。
面对特大干旱,一些地方还是“头痛医头”,缺乏抗旱水源规划。
在贵州的一个山区,由于缺少地质资料,打井队来现场勘探,结果发现打一口要800米,打得起群众也用不起。
抗旱专业服务队伍规模小、装备弱、手段单一,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抗旱效果。
这次大旱,同样考验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没有了水资源,抗旱无从谈起。
在西南一些山区,人们做饭、烤烟叶仍然靠烧柴,山上的树木砍光了,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一些地方水源并不丰富,却依然上高耗水项目,农业依然大水漫灌,浪费水资源……这些说到底是忽视了自然规律。
面对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现状,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并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旱情还在发展,西南抗旱将迎来关键时期。
打水井、建水池、掏山泉,无论多艰难,灾区群众正想方设法抢育秧苗、生产自救,因为“雨总会有下的一天,做好准备,到时用得上”。
完善抗旱体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场旱灾终究会过去,但作为一个旱灾频发的国家,如何在旱灾过后,依然重视科学抗旱体系的建设,不断提高抗旱减灾的能力,走出“年年抗旱年年旱”的困扰,这是一个经常而又紧迫的任务。
遏制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
徐立凡
2010年04月07日00:
人民网-《人民日报》
“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央视报道,江苏扬州市某新建小区房屋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评估出售,经媒体报道后才中止;
新华社报道,广西南宁市一栋待售商品房遭爆破拆除,6层整楼倾而未倒,被称为“楼歪歪”,这两桩新闻,近来引发批评质疑。
表面看,“被出售”和“被爆破”的理由都很充分,“被出售”的起因是政府计划改造区域整体环境并保护古运河,“被爆破”的由头则是要内部拆除重建。
但是,这两个看似出于公共利益的决策考量,恰恰有悖于公共利益。
改造区域整体环境,无论理由多么正当,都不能以剥夺小区居民的合法居住权和知情权为前提。
这样的决策不仅因有违程序正义而使居民财产面临被侵犯的危险,也在事实上越过了法律规定的边界。
同样,以“内部原因”对待售楼实施爆破,似乎可以绕过法律的约束,但绕不过民众的疑虑:
到底是因质量问题拆除,还是为了二次出让土地?
到底是开发商所为还是其他人在幕后推动?
“被出售”和“被爆破”并非个案。
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的“楼歪歪”、“楼脆脆”现象,为住建部有关责任人宣布的“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不断提供着新的注脚。
部分楼房的“短命”,除了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违规建房导致质量下降,一些地方追求土地反复出让的红利导致楼房拆了建、建了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土地反复出让谋求红利,危害很大。
其一,征地拆迁环节的寻租空间被人为扩大;
其二,谋取经济或政绩红利具有强大的动能,令一些地方忽略个人财产保护和民生利益的政策篱笆;
其三,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在土地拆征上谋取利益,不仅会造成公共利益范畴的概念混乱,也会降低法律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其四,征地拆迁的高频率,不仅造成了大量资金的低效率运转,也造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
从根本上说,对土地拆征怪现象监控不严甚至形成利益依赖,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由于缺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没有找到新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点,“靠地吃地”就成为重要选择。
当经营权拍卖受限于土地的稀缺性时,以不同的名目反复拍卖土地经营权就应运而生。
正因如此,“被出售”、“被爆破”之类事件才反复上演。
因此,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迫在眉睫。
在监管环节,需要强化对楼房建筑质量的政府监管力度,保证建筑寿命达到合理年限;
在土地使用规划环节,要引入更合理、更科学的程序,避免“拍脑门”决策,民众代表也应该介入这一环节,以保证其知情权不被有意忽略;
最重要的是,在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要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
只有更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新的稳定财税收入来源确立下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才有望消除,“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
“生命至上”更需日常坚守(人民时评)
王大可
2010年04月12日05:
28
运行于日常工作中的“生命至上”理念,是我们更加需要坚守的
截至4月11日,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33人。
目前仍有5名工人被困井下,抢险救援队伍正在加紧搜救。
33人遇难的残酷现实,使我们在欣慰于115名矿工获救的奇迹时,也多了几分沉痛的思考。
的确,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整个营救过程演绎了一曲“生命至上”之歌,创造了生命救援奇迹。
然而奇迹的背后,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
为什么这些宝贵的生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随着救援行动的推进,事故原因也渐渐浮出水面。
国家安监总局的通报称,该矿今年3月份以来多次发现巷道积水,但一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行为,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
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14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
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当一项项强制的法律规定被置若罔闻,当一道道生命的安全之门被轻易地突破,事故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令人不能忘怀的是,王家岭上,还诞生过一个病态的“奇迹”:
在“勇争第一”的口号下,有关方面只顾赶进度,却忘记了“安全第一”。
在事故发生前3个小时,调度人员已接到反映漏水的电话,却仍然像往常一样置之不理。
结果,王家岭煤矿虽然创造了“平均月进尺高达210米”的纪录,却直接引发了吞噬153名矿工的灾难之水。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这是安全生产领域著名的“海恩法则”。
尽管王家岭矿难的原因仍在深入调查中,但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这次矿难的发生,和其他许多矿难和安全生产事故一样,不是某个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幸,而是大量失误、漏洞、风险累积起来酿成的悲剧。
试想,如果王家岭煤矿在事发前就认真进行了探水工作,采取措施应对煤层和巷道里的积水,如果事发3小时前接到报警电话就付诸行动,如果……可惜,没有如果。
当灾难的“提醒与暗示”接踵而至,有关方面的失察和漠视竟是那样根深蒂固,这个矿难悲剧的情节那样似曾相识。
无数血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震撼和唤醒责任者的良心吗?
把安全工作做在事前,落实制度,加强监管,呵护工人,防患于未然,让那些不该发生的绝不发生、可以避免的完全避免,这种运行于日常工作中的“生命至上”理念难道不是我们更加需要的吗?
随着救援工作进入尾声,问责程序也将逐步推进。
我们期待,在救援奇迹中展现的勇气和决断,在问责上也能得到同样的展现,因为,不论是救人还是问责,都是对“生命至上”的尊重,都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令人信服的注解。
保障房申请,公正从公开起步
郝洪
2010年04月13日08:
21
保障人们监督权的公开制度,是一切制度良好运行的“最低保障线”
自从有了“保障房”这一概念,围绕保障房利益而生的奇闻异事就层出不穷。
4月10日结束的深圳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申请初审,就被公示的阳光“照”出了不少怪现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扎堆出现,至少有299户初审通过者在政府部门工作;
外地驻深办主任也通过了初审;
不少通过初审的申请者的“实际居住地”为每平方米售价2万至5万元的豪宅。
深圳保障房初审的公示结果是如此挑战民众的想象力。
谁能想象,深圳海关、公安局、法院等机构的员工生活窘迫?
谁能想象,供儿子在法国留学的外地驻深官员,能异地申请“住房保障”?
谁能想象,拥有豪宅申请者的理直气壮?
在道德自觉之外,任何社会的良性运转都离不开制度约束。
对于保障房申请,各地均有详细规则,为了保证保障房制度的公平,一般规则之下还细分为配售规则、摇号规则等,颇有创新。
但是,面对如此复杂的规则设计,还是有人要以身试法,挑战规则,为什么?
因为规则再好,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执行力不强,再好的规则和制度不过形同虚设。
针对保障房初审名单中众多不合规现象,深圳有关部门表示,负责初审的街道办无权调查申请人财产,只能依赖申请人的诚信。
事实上,只要街道办愿意有所作为,还是能从申请人所填写的信息中发现许多蛛丝马迹的。
记者不就是从公示信息发现了诸多住豪宅的申请者吗?
办法很简单,只要查一查申请者现居住的地址即可。
可见,保障房初审机构缺乏的不是银行或是国土部门调查权限,而是责任意识。
在执行力之外,制度本身也值得检讨。
保障房申请规则虽多,但是与其他制度并不配套,无法互为补充和制约,使得违规者成本极低。
拿深圳保障房申请来说,“不诚信”者可能获得的利益远比其失去的要多得多。
外界的质疑并不会对那些不诚信的申请者带来怎样的影响,“不诚信”所能遭遇的最坏结果不过是,“失去”本不属于自己的保障房而已。
社会征信系统缺失,人们失信成本远低于失信的收益,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自然有人会铤而走险。
而种种住经适房开豪华车、申请保障房用于出租的事实,让一些人看到规则有为金钱与权力让步的可能。
许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有效的执行,而制度的执行总是在不断的公开监督之下完善的。
倘若没有保障房申请公示,上述种种现象很容易被遮蔽。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惊诧于保障房申请公示之下的怪现象时,亦感到庆幸——有了公开,坚持公开,公正就可期待,公信就有保障。
保障人们监督权的公开制度,是一切制度良好运行的“最低保障线”。
希望深圳保障房申请二审公示后,如此挑战人们想象力的案例能少些再少些。
让红头文件在法治轨道运行
王松苗
2010年04月14日06:
17
行政文件一旦偏离法治的轨道,即便不是“三胞胎”,也会衍生出其他“怪胎”
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居然闹出“三胞胎”!
据报道,一份《关于审批〈阜阳市某某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的请示》(阜国土资【2006】161号)的文件,竟出现三个版本,年份相同文号相同,标题、盖章单位也一样,但格式与内容不同,甚至有的条款相互“打架”。
“到底该信哪一份文件?
”被拆迁农民的困惑再次警醒我们:
要想使权力规范运行,必须拽紧法治这根缰绳。
“三胞胎”文件前后不一,凸显了行政文件发文盖章的随意和公文处理程序上的违法违规。
从内容上看,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阜阳市国土局显然没有确定补助标准的权限,阜阳市政府也没有“批复同意”的权力。
从程序上看,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发文办理包括草拟、审核、登记、分发等多个环节。
公文一旦盖章发出,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改动。
如需改动,必须撤销或声明前份文件作废,而不能同时生效。
在这样严格的行政法治程序面前,“三胞胎”文件依然得以登场,令人深感依法行政的艰巨性。
考验政府执法水平的还不止于此。
面对关系到上千户被征迁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制定政策下发文件过程中,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不能反映农民的呼声,最终形成的文件又如何能得到认可与遵循?
文件制定之后,如果不交付政府法制部门来审核把关,又如何能保证文件本身“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在这种背景下匆匆忙忙出台的文件,又怎么可能得到社会各界有效的监督?
程序缺失,民意缺乏,监督缺位——行政文件一旦偏离法治的轨道,即便不是“三胞胎”,也会衍生出其他“怪胎”。
依靠文件理政,在当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某些管理者看来,制定公共管理法规或者规章,不仅立法程序“繁琐”,还要向上级备案登记甚至报请批准,“影响权威与效率”。
而通过红头文件制定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程序简单且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内容所指包罗万象,于是,“从法规规章向红头文件逃逸”便成了公共管理的一种本能。
对此,应高度警惕。
防治文件“三胞胎”,必须加强三重监督。
就公众监督而言,规范性文件制定必须通过听证充分吸纳公众意见,使听证制度合法化常态化,并及时反映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
就行政监督而言,对“红头文件”也要像对行政规章一样,建立备案审查程序,以便上级行政机关及时掌握动态,政府法制部门严格把关,防止文件相互“打架”。
就司法监督而言,针对违法的行政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这样多管齐下,才能确保行政文件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
十三亿份关爱正集结驰援
陆侠
2010年04月15日05:
50
请震区同胞相信,13亿兄弟姐妹将在这一刻再一次紧紧相依,温暖并护佑着灾难中的玉树
4月14日7时49分,一次7.1级强震,再一次撕裂中华民族刚刚开始愈合的、源自汶川大地震的深创巨痛。
这一次,是青海的玉树,那是格萨尔王的故乡,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保存着中国最美最纯最宝贵的风景和记忆……
时隔两年,罪恶的地震波,从四川盆地激荡到青藏高原腹地,同样是山川壮美、历史悠久、藏羌文化交融的仙乡,同样是淳厚善良、安居乐业的百姓。
据报道,当地85%的民房垮塌,更让人揪心的是,地震发生时,孩子们已经在上课或是早自习,而70%的校舍已经变成废墟,废墟下孩子们的命运更是让人肝肠寸断……
一个伟大的民族,再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汶川大地震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救灾经验,让整个中国的救援系统以最快的速度,从震惊和伤痛中清醒,迅速投入抗震救灾的救援之中。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于第一时间分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
17分钟后,中国地震网发出准确的地震消息;
不到一小时,民政部启动4级应急预案,救灾司赶赴青海;
两个多小时后,玉树成立震后应急指挥部……中国地震局、民政部、发改委、中国红十字会等紧急行动起来,救人救人救人,一切围绕着救援第一要务展开。
更令人感动的是,刚刚走出大地震阴影的四川人民成为反应最快的救援力量。
仅仅八小时后,四川携带救援物资的第一支救援队、四川的志愿者队伍都已经出现在灾区,可以想见,对玉树人民而言,这是多么及时且巨大的精神慰藉和有效援助。
这一切,将温暖并护佑着灾难中的玉树。
一天之中的有效救援,告诉我们,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仍然取得了可贵的进步。
比如,及时、沉着而有序的救援表明,汶川大地震留下的精神遗产正在转化为一整套有条不紊的抗震救灾的制度性安排,社会主义中国拥有迅速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抗灾救灾的效率和力量;
对任何生命坚决不抛弃,不放弃,举国期待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的发生;
同胞相亲,守望相助,显示了中华民族亘古相传的大善与大爱,这善良与爱,将凝聚全国民心。
而汶川曾经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泪的经历、与灾害抗争的经验,也将凝聚成抗御灾害的坚固堤防,护佑生命,改写生离死别的天灾剧本。
让我们和两年前一样,迅速擦干眼泪,英勇地直面灾难的挑战,在13亿人伸出的手臂上,让玉树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亲人尽快绝处逢生,让格萨尔王美丽的故乡尽快重新焕发生机。
请玉树的同胞相信,13亿兄弟姐妹将在这一刻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相依,我们同悲恸,共命运,我们手挽着手,向突如其来的夺命大灾,宣告一个五千年来压不倒、击不垮的民族,拥有怎样生生不息、万众一心的勇气和信念。
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时评)
海阳
2010年04月19日00:
立志于做大做强的中国车企,应该冷静分析丰田“召回事件”的内外原因,特别注重质量和信誉
因油门踏板等质量问题全球召回RAV4车型之事未平,丰田目前又宣布停售雷克萨斯GX460型SUV车,并对全部SUV车型“体检”。
在不断暴露的质量安全事件面前,丰田公司如何自我救赎,成为消费者和全球汽车业关注的话题。
据悉,为增强中国消费者信心,丰田宣布“2010年底前刹车优先系统将成为所有国产丰田车的标准配置”——这是其他市场没有的待遇;
而此前丰田召开的“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首次会议,则决定在华成立“中国质量特别委员会”,强调“致力于从顾客视角出发的根本性整改”。
不难看出,在吸取美国“召回事件”教训后,丰田正在努力巩固中国这块世界上最成功的市场。
是日资企业对中国情有独钟吗?
当然不是。
一切以市场说话,面对中国这个增幅、规模和潜力巨大的市场,丰田这种“亡羊补牢”的示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老谋深算的商业眼光。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品牌是把双刃剑,既享受着高额的利润,也要承受全球化的经营风险。
丰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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