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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留到下一次再说吧？

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她现在是否有常见的生活压力？

亦或她有可能

有抑郁症或焦虑症？

有没有时间让她做个抑郁问卷调查呢？

健康保养：

她最后一次乳房X光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子宫颈抹片呢？

50岁之后是否做过结肠镜检查？

过去10年间她是否注射过破伤风加强疫苗？

她是否符合接种肺炎疫苗的条件？

奥索里奥夫人打断了我的思路，告诉我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背痛。

从她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她此次就诊最要紧的事。

但事实是，她让我如火如荼的思绪戛然而止（当时我正在考虑她的血糖问题，继而又有了一个念头，准备和她讨论饮食和锻炼的事，这时又跳出了另一个想法，要和她探讨是否开始服用他汀类药物）。

我的本能反应是举手，阻止她打断我的思路。

这并不是说我不想听她一定要说的话，而是我千头万绪，在到点前需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种感受使我处于中度恐慌状态。

万一我顾此失彼，落下一个怎么办？

当我在处理一件关切时另外一个念头转瞬即逝怎么办？

正是为了不让任何想法遁逃，我试图尽可能快地打字输入，而我每次转向电脑书写时，我和奥索里奥太太没有目光接触。

我不希望我的病人认为计算机要比她更重要，但我不得不一直伸长脖子，盯着屏幕，找寻她的实验室结果、查看她的乳房X线检查报告、记录她的各种病情的进展、处方各种检测、给她补开处方等等。

此时，她从包里翻出一张表格：

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保险公司需要这个表格。

这是个单纯但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请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压垮骆驼背的那根稻草，因为我小心翼翼保持的这种毫不设防的平衡会被完全打乱，让我乱了方寸。

我点点头，但示意我们需要先给她做身体检查。

我迅速梳理了一下一些要点，然后很快查验有没有危险信号可以说明她背痛不仅仅是普通的肌肉拉伤。

我回到电脑旁，输入了所有信息，把事情一件件快速地捋一遍，生怕千虑一失，漏掉什么重要的情况。

我想把一切办的妥妥当当，不留任何死角，但是我要准确、完整进行记录，越是用心，我与病人实际进行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我瞥了一眼钟表，知道我们远远超过了给我们规定的时间。

我起身把处方递给了奥索里奥夫人。

而她问道：

“那

我的保险表格怎么办？

它需要在星期五之前提交，否则我有可能会失去这个保险。

”我拍了拍额头；

我把保险表格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事她刚刚问过，就在几分钟的事。

有些研究已经揭露了人类多任务的神话。

多任务概念是计算机领域发展起来，

来解释微处理器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想法。

事实证明，微处理器实际上是线性的，实际上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电脑给我们同时行动的错觉，根据是微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综合算法中“安排”几个相互竞争的活动。

和微处理器一样，我们人类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不能真正集中注意两个想法。

我们人类只是在两个想法之间来回快速转换，通常情况下，在转换的过程中丢失了精准。

我们充其量能用这种方式应付区区几个想法而已。

我们要应付的头绪越多，我们越是力不从心，不能对那个想法考虑周全。

对我来说，这会酿成灾难。

今天我只是忘了一个保险表格。

但是，要是我忘了给她处方乳房X光检查怎么办？

亦或是她要六种药而我只开五种怎么办？

要是她的药物中有一种药的副作用我忘了充分说明怎么办？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我的焦虑也绵延不休。

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我试着去回忆是否有遗漏时，我头昏脑涨。

奥索里奥太太有七个医疗问题需要考虑，每个问题至少需要五个独立的想法：

这就是35

个想法。

那天下午我看了10个病人：

这就是350个想法。

那天早上，我指导5

个住院医师，每个住院医师看4个病人，每个病人需要产生至少10个想法。

这又是200个想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工作日内应付不了550个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中的每一个如果考虑不周，则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

即使98％的时间里我能应对自如，没有应接不暇，仍有10个想法在整个过程中不知所踪。

这些不知所踪的想法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转化为一个灾难性的结局，更别提可能还要吃官司。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医生是称职的，是富有爱心的人。

但是医生要时刻注意的想法像漩涡一样，来势凶猛，让许多医生永远处于恐慌之中，生怕遗漏什么大事。

这让我们彻夜难眠。

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许多，如利用计算机生成的提醒、配备个案干事、建立配套服务等。

对我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时间。

如果每个病人我都有一小时，我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

如果可以让我单线思考，一次考虑一个问题，而不是多线作战，无序乱想，我就不会害怕顾此失彼。

我猜这样的效率实际上会更高，因为我的病人也许就不必频繁来就诊。

但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人会给每个病人这黄金般的一小时，让我给他们看病。

我的选择似乎归结为马马虎虎少应付几个想法，并接受降低每一个想法的精准度，放弃事无巨细全面记录，要不然就要常常承受

因神经过载而导致的头痛。

这些都是执业医师每天面对每一位患者时的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靠临床判断确定轻重缓急，排定优先顺序，权衡利弊后接受折衷，在任何妥协中这不可避免。

我们要集中精力关顾那些权重最大的医疗问题，而那些权重较轻的问题则顾及不了，只能听之任之，希望这些不起眼的小问题后面并没有隐藏严重大事。

有些计算机通过配备多个微处理器的方式确实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多任务处理的目标。

在实践中，这就像多了一个大脑，功能独立，的确能够实现一心多用。

除非移植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这种“添心置脑”的奇迹希望渺茫。

有些情况下，有个专注、出色的临床搭档，如一对一的护士，就如同有了第二个大脑，不过大多数医疗预算不会如此大方，允许这样配备人员。

既然这样，我们似乎还不得不继续这种艰难行为，在心理走钢丝，几十件临床事务在大脑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唯恐在关键档口掉链子。

由此产生神经过载，我们的神情继而让患者觉得我们心有旁骛，心不在焉，这可能被理解为我们没有用心聆听，或者对他们漠不关心。

当我的电脑发生过载，它以崩溃了之。

通常情况下，我在愤怒中重启电脑，愤怒是因为我丢失了所有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对我的电脑心生几份妒意。

电脑能够崩溃，然后会有一只可靠放心、无所不知的手按下重启按钮，电脑有这样的奢侈，而医生不允许有这种奢华。

我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乙酰氨基酚片的药瓶，开始弄掉儿童安全盖。

对此我能够真正掌控，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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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疾病：

今天遁形无踪，明日卷土重来？

桑塔亚纳有句格言：

“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用在生物

学上就有这样一个推论：

人们相信我们已经征服了古老的微生物这个敌人，这种

信念让我们惊人地脆弱，很易受他们的攻击。

“宿敌不死。

”

我们有两个选择。

按照第一种选择去做，10年之后头条新闻要么报道国会里你死我活的争吵，要么报道哪位运动员签了几百万的合约。

而另一方面，第二种选择的结果是出现这样的标题：

“新型流感变种在蔓延：

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万”

1969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威廉·

斯图尔特在国会听证时说，我们可以“给

传染病画上句号了。

”抗生素和疫苗带来了一个接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从青霉素的发现到脊髓灰质炎的防治等凡此种种，让医学界欣喜不已。

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几乎结束了。

今天，当我们面对各种已经被称为新现疾病和再现疾病时，我们认识更加透彻。

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传染病的一期特刊中，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生物学家约书亚·

莱德伯格写道：

“‘出现’其实是回归，回到上个世纪普遍盛行的水平。

”就在这期特刊中，有个报告对日益严重的传染病构成的威胁进行了量化：

1980年到1992年间，美国传染病的死亡率增加了58％，其中艾滋病占了一半略多一点，而其他一些疾病，特别是呼吸道感染，也有显著贡献。

宣布胜利的日子里，人们飘飘然起来，然而后来突然出现了像艾滋病和埃博拉之类的各种新型疾病，虽然人们认为那些已有的病魔已经被降服，但是他们已经再次暴发。

白喉在前苏联正卷土重来。

虽然上层社会的歌剧迷们也许觉得结核病只是歌剧《波西米亚人》中的创作，而事实上，结核病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再次成为包括纽约市在内的城市中心的威胁。

甲型链球菌传染病正在增多，这意味着猩红热可能再次为大家熟知。

每一位在传染病领域的工作者都害怕，终有一日一种强大的新型流感菌株会席卷全球。

“战争胜利了，”最近有位科学家嘲弄道，“是对方（传染病）获胜。

紧盯活动目标

事实上，那种敌死我胜的情绪所反映的狂妄自大可能和美国前卫生局局长威

廉·

斯图尔特所表达的意思并无二致。

也许并肩作战是对目前情况更为确切的快照。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疾控中心）已经大大增加了控制传染病（包括那些再现疾病）的力度。

1995年10月，世卫组织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致力于监测和控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型疾病。

1994年，疾控中心提出一项预防策略。

1995年国会为这项工作拨给CDC的资助只有670

万美元，这比达斯汀·

霍夫曼在电影《恐怖地带》中扮演一名传染病斗士得到的片酬还少。

但是1997年他们把这一数目提高到2600万美元。

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受这些电影的影响，公众对传染病有了意识，这可能影响了国会的看法。

世卫组织已确定六种疾病，其全球范围内重新出现应受监测：

白喉、霍乱、登革热、黄热病和（信不信由你）鼠疫。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疾病名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正如莱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我们认识到世界卫生密不可分，如果我们不关注全球的健康状况，我们就无法满足我们的那些十分偏狭的需求。

”扎伊尔的基奎特是埃博拉病毒上次的暴发地，从其一个拥挤的市场到纽约市一条地铁还不到24小时，这么短的距离，对病原微生物来说，国界毫无意义。

列清单可以帮助公共卫生机构聚焦注意力，但其价值有限。

哥伦比亚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的斯蒂芬·

摩斯指出：

“如果15年前问任何人哪些病应该上这个名单，没有人会说艾滋病。

那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现在，每个清单的前几名都有它。

现实情况是，我给你的任何一个清单都有很大缺陷。

这就是说，有些顽疾再现，长期存在，从来没有消除过。

每种回归疾病的回归步调各有不同。

哥伦比亚临床教授和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传染病临时主任格伦达加维博士说：

“这些再现疾病中每种疾病的特征都有所变化，与以前不同，这点很重要。

结核病是社会经济条件和人类行为的结果。

”监狱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是结核病蔓延的理想场所，因为这些场所把人群禁闭在封闭的空间。

有了我们的帮助，许多结核菌株也有了抗药性；

不完整的抗生素治疗疗程让最顽强的病菌得以存活并发展为更强的新谱系。

莫尔斯说：

“传遍整个东海岸的抗多药结核菌株很可能源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对面大街上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结核病也搭了HIV的顺风车，借机攻击免疫力已经受损者：

一种新病就这样帮助一种旧病复燃。

加维说：

“甲型链球菌的卷土重来可能是由于毒力的变化所引起。

”这反映了细菌的外部突变。

与风湿热和猩红热一样，1994年被误称为“食肉菌”的细菌其实是一种甲型链球菌感染。

“猩红热是我母亲那一代的问题，基本消失了，没有更确切的原因。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疾病）时不时暴发。

在弄明白这一点之前，我会紧盯不放，不然会不舒服。

同样，流感也改变了外衣，从而提高了致病水平。

“就传染病而言，在将要出现的疾病清单中，如果要你很有把握列入一种疾病，那非流感莫属。

”莫尔斯害怕的并不是每到冬天让大家病上一个周末的流感病毒，而是在

1918-1919年间暴发的造成2200万人死亡的那种大流行。

“自然界中带给我们流感大流行的这些过程还没有结束。

“我们将会看到它。

不过不会在今年。

不可能是明年。

我不想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

还没有人成功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发生时间。

但是，我认为它会发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们有生之年会看到。

下一次流感大流行会和1918

年的一样严重吗？

迄今还没有哪一次有那么严重，但总有一天会发生。

流感病毒诡计多端，不断变化其表面抗原，这样它每换一套新衣都使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之战斗。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是一个新病毒。

这是旧瓶装新酒，如果你愿意这样说。

”更大规模的基因转变也可以使病毒像新瓶装新酒。

研究人员必须及早弄清新型流感的特征，这样可以给足够多的人制造并接种疫苗，从而成功预防流感暴发。

如果出现新型强流感，而且那些公共卫生措施又不能快速到位，无数的人可能会得重病，而老人和体弱者甚至要保命。

永不放松警惕，不然就成人间地狱

接种措施也是应付百日咳和白喉威胁的核心。

加维指出：

“许多国家只有一

种百日咳疫苗，而且这种疫苗被认为会有神经系统并发症。

在英国，他们做了这

样的实验：

他们完全停止接种百日咳。

结果很多孩子得了病。

在英国，我们现在

看到的是免疫力正在逐渐减弱。

在前苏联，白喉的情况更加严峻，加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摇摇欲坠；

有组织

的疫苗接种工作一团糟。

令人惊讶的是，一些美国城市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与此相

当的水平。

“在一些内陆城市，疫苗接种率只有应该接种的三分之一。

纽约市好点，但是仍旧不过大约一半。

我们漏了很多人。

如果这些接种率大幅下降，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白喉和百日咳。

”一个稍微温暖的气候加上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也可能使今天看似怪异的疾病卷土重来（在十九世纪黄热病传到远至北边的费城）。

同样，登革热有可能变得常见。

在美国国内，甚至疟疾有可能又要常见，尤其当天气温暖，城市衰败，蚊子和疟疾携带者结伴同行时。

在过去的11年里，疾控中心记录了国内发生的11

例疟疾。

最近一例是三月份报道的，是一位移民，来自格鲁吉亚的一位工人，住在房车营地，那里有滋生蚊虫的死水。

他的同伴包括来自热带气候的工人，当地的蚊子可能从他们身上吸附了传染病的病原体，然后传给他人。

在这个疟疾病例报告中，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提醒说：

“如果有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接诊的所有医生都应该考虑疟疾，不管这个人的旅游历史，在夏季尤其要加以考虑。

有了这样的充分准备，将来再也见不到世界大流行病的新闻报道。

和大多数自由一样，免受传染病的困扰也需要代价，即永远保持警惕。

莫尔斯之前在洛克菲勒大学任职期间，和其他人一起最早呼吁要提高对这些疾病的意识；

现在在哥伦比亚他的目标是建立新现和再现疾病中心，整合所有相关学科，协调其他国际中心。

这无疑意味着与疾控中心要密切合作，主要聚焦四个方面。

疾控中心全国传染病中心的鲍勃·

霍华德说：

“首先，需要监控。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疾病雷达屏幕光点跟踪系统。

霍华德继续说：

“还必须有科学，是最新的发展，而且能够处理这个领域里的新发现。

一旦有了科学，就要有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到位，这包括沟通，让人们知道我们面临的威胁是什么，以及如何控制或预防这种疾病威胁的蔓延。

“最后，”霍华德补充说，“要把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到位。

如果没有到位制度，前三项工作是行不通的。

”据疾控中心估计，一个健全的预防策略将每年耗资大约1.25亿美元，略高于电影《恐怖地带》的制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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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七十的解决方案

我喜欢练习跆拳道，其一招一式精准潇洒，犹如翩翩起舞。

不过我尤其醉心于过招时的兴奋。

步入拳坛，躲闪、侧避、脚踢、临空飞起霹雳腿。

我酷爱参加各种循环比赛时，在点到为止的格斗中肾上腺素飙升的激情。

我参加过全国比赛，在泛美运动会预赛中赢得铜牌。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随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在医学院就读，完成了内科实习，生了一儿一女。

最后我成了带教全科医生，再后来又得了一种慢性病。

和众多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一样，我的问题出现二十年后才确诊：

体力和精力下降，平衡出现问题，可怕的脸部阵痛，视力下降。

出现足下垂后，我最终被确诊罹患多发性硬化症。

导致免疫细胞攻击大脑原因何在？

我的医生指出，导致多发性硬化症的危险因素中，遗传因素只占10%到30%，其余是各种未知的环境因素。

他没有告诉我如何应对这些未知因素，仅仅开了降低复发的干扰素和共聚物-1。

他说复发越少，一来致残程度越底，二来再过十年，我还能如那时一样行走自如、工作有效、生活无妨，这种可能性会大增。

我立即开始药物注射。

随后四年只有一次复发：

右臂短暂无力。

然而，我日趋虚弱，机能和活动耐力日益丧失。

我先是不能慢跑了，随后站立变得困难。

即便用了最新的药物治疗，最后步行和端坐也是累人之事，我要靠一张斜背轮椅。

随着时间流逝，因病卧床不起不可避免，这越来越明显。

我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管是对我们理念的热衷，亦或是拒绝悄无声息地步入死亡，这些动力让医生亲身试验已经存在数百年了。

我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调节心态，接受现实，即虽然接受最佳治疗，但是残疾日剧，要么更为积极主动，自己应对健康状况。

我曾是个斗士，如今已身心疲惫。

不过，只要我能，我还想起身行走，即便区区几步。

我开始研究文献，一篇篇阅读PubMed上的文章，我心里明白当今临床治疗萌发于数年或数十年前的基础科学文献所撒的种子。

我希望能找到阻止我日益恶化残疾的魔弹。

一开始，我寻找多发性硬化症药物的最新动物实验文章。

最终，我意识到除非参与临床试验，否则不可能得到这类药物。

我转而开始研究各种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相关文章，包括痴呆、帕金森症、亨廷顿舞蹈症和路·

盖里格氏病。

由于线粒体衰竭是多发性硬化症致残的主要因素，我深入阅读长达四年的相关文献，温故了基础科学中那些我已遗忘的内容：

细胞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

我发现几篇基础科学文章正在验证各种营养物延缓动物神经退化的作用。

我将小鼠剂量换算为人体剂量，用维生素B、ω-3脂肪酸、α-硫辛酸、辅酶Q和

左旋肉碱开始进行自我试验。

我在这些大脑营养物中逐步加入更多的维生素和补品。

谢天谢地，我的病情恶化得以放缓。

不过，恶化虽然变缓，但是恶化没有停止。

我的病情有了新的诊断，被归为继发性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这意味着还没有FDA批准的药物可以恢复我丧失的机能。

我步行变得更加困难，双手拄拐走几步也让我精疲力竭。

2007年夏季情况又出现了转机。

我为爱荷华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核一份研究方案时获悉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当时我在心里嘀咕这是否对我会有帮助。

我搜索PubMed，找到212篇文章，三篇针对大脑麻痹，两篇针对中风，其余的有关运动员，但没有一篇是针对多发性硬化症的。

不过我心里还在想神经肌肉电刺激是否能让我再行走一两年。

我请求理疗医生让我试一个疗程。

他告诉我电刺激疗法（他称之为e-stim）不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批准疗法；

该疗法令人疼痛，让大部分运动员疲惫不堪。

虽然这种治疗可以刺激肌肉生长，但无法保证我的大脑能对这些新生肌肉发号施令。

这些可能是死的、无用的肌肉甚至可能是累赘，让我现有的蹒跚步伐更加困难。

不过，我的理疗医生真让我试了一个疗程。

他是对的，真疼，非常疼。

让我吃惊的是，治疗结束时，我没有疲惫不堪。

确实，也许是电刺激所释放的内啡肽作用，我已多年没有如此美妙的感觉。

我的理疗医生给我实施了电刺激结合日常锻炼的治疗方案。

我一开始电刺激治疗就有了重要领悟。

那营养呢？

我是否摄入大脑需要的所有微量营养素？

我再次阅读文献。

看到Bourre关于微量营养素对大脑功能和结构影响的回顾性研究，于是我在每日治疗中加入了含硫氨基酸、大型褐藻（富含碘）、白藜芦醇（富含类黄酮）和维生素D。

这篇文章虽然非常优秀，但没有罗列大脑健康需要的所有物质。

我决定更加辩证地看待食物。

现在我每天以药物形式摄入维生素、矿物质和必要的脂肪酸，如果更多进食富含这些物质的食物，我

可能会摄入还未识别的重要营养成分。

确认这些重要营养物的食物来源绝非易事。

医学文献中没有相关资料，我咨询的注册营养师也不清楚，查阅的食品科学文献也一无所获。

最终，我求助于

Google搜索，还真有帮助。

我对营养物质逐个查询，了解哪些食物含有我每天服用的微量营养素。

我的新食谱就成了九杯蔬菜和水果、食草动物肉和野生鱼。

我下决心采取最佳措施帮助大脑康复，于是我对环境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这些因素与那些原因不明的神经和心理症状相关。

有两个因素引人注目：

食物过敏和毒物载量。

食物过敏可能在疾病确诊前数十年已经存在，会导致大量神经和心理症状，通常没有腹部病症，而且难以识别。

我的最佳选择是消除最常见的过敏源：

面筋、乳制品和鸡蛋。

我也了解了毒物载量的知识：

补过牙的人大脑内会积聚汞，爱荷华州私人井水中出现高浓度的除草剂阿特拉津，杀虫剂和神经退化有密切关系，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硫和/或维生素B代谢的关系，毒素不能有效清除。

我在爱荷华农场长大，接触大量杀虫剂和除草剂，摄入大量汞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所认定的数万种有毒物质。

我知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定我的脂肪和大脑内聚集了哪些毒素（如果有的话）。

当我认定最好的方法是提升我的排毒能力后，我摄入了甲基化叶酸和维生素B12以及更多的含硫氨基酸和纤维。

医生自我试验有时效果出乎意料。

我只想延缓病情恶化，未曾期望康复。

但是发生的情况不可思议，甚至难以想象，让我的家人、我的医生和我都目瞪口呆。

采取电刺激和强化营养治疗两个月后，我坐回普通椅子，没有疲乏不堪，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三个月时，我可以在医院的诊室之间行走。

五个月时，我可以走到医院。

到七个月时，我可以在住家周围骑车。

采取电刺激和强化营养治疗一年之后，我骑车能骑18英里。

第二年，我还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骑马游玩呢。

藉此，我改变了行医方式。

我会注重告知患者如何优化营养，减少毒素载量，降低食物过敏风险。

所见的结果往往是病人血糖改善，血压下降和心绞痛治愈。

从我开始康复算三年了，我再次进行试验。

这次是真正的试验，是一项得到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计划。

我正在尝试把我的干预疗法用在其他继发性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身上。

到目前为止，效果喜人。

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Willett提到70%到90%的糖尿病、心脏病、癌

症和自身免疫疾病源于环境因素。

基因与大多数慢性病没有干系，是环境所致。

我们应该停止责难基因，要关注个人可以控制的百分之七十。

这是应对医疗危机

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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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的融通

人们对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的兴趣正在引起医疗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