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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治安有所好转，恶性犯罪率逐年下降，加之在此期间，无辜者在即将执行死刑前被发现无罪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④因而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美国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下降到66%，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低的。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界和法律界出现了反思和主张改革死刑的浪潮。

2000年冬至2001年春，美国保留死刑的38个州中有37个州酝酿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死刑的适用。

到2002年初，已至少有21州通过了类似立法。

新罕布什尔州、俄勒冈州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

2000年1月，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

瑞安（GeorgeRyan）在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下宣布暂停执行（moratorium）死刑（），并将该州167名死刑犯全部改判为无期徒刑。

在此背景下，各州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

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命令成立一个小组，对死刑进行综合研究。

内华达州众议院提议并最终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本州适用死刑的情况进行全面研究；

众议院建议研究委员会考虑扩大DNA测试的适用范围以及禁止对精神障碍者和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其他许多州，如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也都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

在此过程中，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对全美死刑的适用进行研究。

⑤这项研究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研究对象为1973年1月1日⑥至1995年10月2日23年间美国死刑的适用情况。

这一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

S·

利布曼（JamesS.Liebman）教授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许多教授和博士生都参与了这一研究项目。

此外，由于该研究涉及到大量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因而许多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教授和博士生也参与了这一研究。

在这一研究中起核心作用的除利布曼教授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

费根（JeffreyFagan）、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安德鲁·

格尔曼（AndrewGelman）、拉特格斯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加斯·

戴维斯（GarthDavies）、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瓦莱丽·

韦斯特（ValerieWest）、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系博士生亚历山大·

基斯（AlexanderKiss）等。

这一研究于1995年正式启动，2002年结束，前后历时7年。

研究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5年至2000年6月，第二个阶段从2000年6月至2002年2月。

第一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

1975年至1995年的死刑误判率》的研究报告，⑦第二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

为什么死刑案件错误如此之多，应如何应对？

》的研究报告。

《报告Ⅰ》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现状，全文179页，外加70页，近450页。

《报告Ⅱ》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成因及对策，全文428页，外加08页，共600多页。

⑦

二、死刑误判的现状

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在法院设置和审级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大致而言，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获得三重救济：

一是直接上诉（DirectAppeal），也就是被告方以案件裁判在实体上存在错误为由申请州上诉法院、州高等法院甚至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

二是州定罪后救济（StatePost-Conviction），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州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三是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FederalHabeasCorpus），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自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此前联邦和各州有关死刑的所有立法，实现死刑制度的革新之后，⑧美国有34个州曾经判处过死刑，但由于有6个州⑨没有一起刑事案件提起过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在研究死刑误判方面不具有代表性，因而研究人员主要对另外28个州死刑裁判的推翻率进行统计。

自1973年至1995年，这28个州作出的死刑裁判中，共有4364件被提起直接上诉，经重新审判，有1782件因为严重错误（seriouserror）⑩被推翻，推翻率约41%。

（11）在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2582件死刑裁判中，有至少248件在此后的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推翻率至少约10%。

在直接上诉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案件中，已经提起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有598件，经审判被推翻的有240件，推翻率约40%。

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为10%，这1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9%（100%-41%）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59%×

10%），约6%。

同理，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推翻率为40%，这4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3%（100%-41%-6%）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21%（53%×

40%）。

三阶段的死刑推翻率相加（41%+6%+21%），总推翻率为68%。

这意味着在全美，死刑案件的一审裁判有68%会在此后的救济程序中被推翻，也就是说，每10件死刑裁判中平均约有7件会被推翻。

从各州的情况来看，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也非常高。

在能够计算出推翻率的26个州中，（12）92%的州推翻率在50%以上，85%的州推翻率在60%以上，62%的州推翻率在70%以上，35%的州推翻率在80%以上，15%的州推翻率在90%以上。

此外，还有12%的州推翻率高达100%。

具体而言，推翻率为100%的三个州是：

肯塔基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

推翻率在90%至99%之间的有一个州：

密西西比州（91%）。

推翻率在80%至89%之间的有5个州：

怀俄明州（89%）、加利福尼亚州（87%）、蒙大拿州（87%）、爱达荷州（82%）、佐治亚州（80%）。

推翻率在70%至79%之间的有7个州：

亚利桑那州（79%）、亚拉巴马州（77%）、印第安纳州（75%）、俄克拉何马州（75%）、佛罗里达州（73%）、北卡罗来纳州（71%）、阿肯色州（70%）。

推翻率在60%至69%之间的有6个州：

内华达州（68%）、南卡罗来纳州（67%）、犹他州（67%）、伊利诺伊州（64%）、内布拉斯加州（65%）、路易斯安那州（64%）。

推翻率在50%至59%的有2个州：

宾夕法尼亚州（57%）、得克萨斯州（52%）。

弗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推翻率相对较低，均在50%以下，其中，弗吉尼亚州的推翻率最低，为18%，密苏里州的推翻率次之，为32%。

（13）

从纵向来看，自1973年至1995年23年间，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一直非常高。

在直接上诉阶段，推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仅在这一个阶段，推翻率就超过60%。

（14）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除2年（1993年、1994年）外，在其他年份，推翻率一直都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高达70%以上，有1年（1980年）高达80%。

（15）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虽然推翻率相对较低，但自1975年至1995年，推翻率逐步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自1987年后，推翻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在1987年至1995年9年中，有8年推翻率都在15%以上，有3年推翻率高达20%以上，还有2年推翻率高达25%以上。

（16）

三、死刑误判的成因

直接因素

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非常复杂。

从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

如没有收集到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对有利于被告方的证人未能申请法官通知出庭作证，对控方证据中的虚假或不实之处在审判时未能当庭提出，在控方或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时未能及时提出异议，等等。

其二是警察和检察官追诉倾向过强。

如警察、检察官不收集甚至故意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不向辩护方展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出示依法不应出示的证据，发表法律禁止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评论，等等。

其三法官行为失当。

如法官非法禁止辩护方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禁止辩护方对不利于本方的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对陪审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指示，等等。

其中，对被告方权利损害最为严重的是法官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应当判处死刑（17）向陪审团进行指示（instructions）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陪审团将无罪者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罪者认定为有罪。

其四是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

如有些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

由于在不同阶段，法院审查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不同救济程序中，以上因素在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

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有80%的案件（18）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

其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律师辩护的质量，有39%的案件因为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

其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9%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排除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或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导致案件被误判。

与此并列的是法官的行为方式，与第2项因素一样，有19%的案件因为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

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员的职业态度，有4%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

（19）

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有74%的案件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

与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不同，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是否妥当，有39%的案件因为法官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

其次是律师辩护的效果，有27%的案件因为辩护律师严重失职导致案件被误判。

再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8%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

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职业态度，有7%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

（20）

间接因素

影响死刑案件误判率的间接因素也非常复杂。

从该项目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九个方面。

研究者采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法（b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以及泊松对数回归分析法（Poissonlogarithmicregressionanalysis），对这些因素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其一是死刑的适用率。

通常情况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高，在证据、事实和法律方面可否适用死刑两可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高；

反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低，两可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低，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低。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死刑的适用率由全美的最低点上升到全美的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几乎增长5倍上升到最高点36%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8倍。

（35）

其九是针对白人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

当针对白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时，白人对犯罪的恐惧会随之增加。

白人对犯罪恐惧的增加会形成巨大的压力，使法官在审判时尽可能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导致裁判推翻率增高。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5%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1倍；

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10%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67%。

（36）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认为，要解决死刑误判问题，关键是要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

因为从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9项间接因素来看，有7项因素都是因为其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结果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

因而，如果死刑的适用范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存在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也不必然导致误判。

而死刑适用范围过广之所以会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关键原因在于以上因素产生的压力迫使法官将死刑扩大适用于许多证据不太充分、罪行并非特别严重的两可案件，因而要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来减少死刑误判，关键是要将死刑的适用严格限制于那些证据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

具体而言，研究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要求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犯罪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

在英美法系包括美国，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reasonabledoubt）。

按照这一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anydoubt），只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即可。

研究者认为，就适用其他刑罚，包括长期监禁、终身监禁而言，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都是合理（justified）的，因为如果发生错误，尚有纠正的机会，而就适用死刑而言，仅仅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是不够的，因为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补救。

近年，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提高死刑的证明标准，规定只有达到了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

（37）

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能适用死刑

在美国，根据在审理谋杀案时，从重情节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一级谋杀，从而判处被告人死刑，适用死刑的各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少数州要求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substantially）超过从轻情节，因而只有适用死刑才足以惩罚犯罪从而保护社会时才能适用死刑；

多数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规定只要从重情节的分量超过从轻情节，哪怕是些微超过，就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还有些州，如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规定即使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也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研究者认为，在从重情节的分量略微超过从轻情节的分量，尤其是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时就适用死刑必然导致大量罪行并不严重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

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可适用死刑。

（38）

禁止对生理或心理上具有法定从轻情节的被告适用死刑

对于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重大缺陷的被告，研究者主张禁止适用死刑。

其一是精神障碍者（Mentallyretardedpersons）。

由于精神障碍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减弱，实践中往往是在精神正常者的引诱下实施犯罪的，因而精神障碍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责性，是法定的从轻情节。

（39）其二是未成年人。

由于实施了严重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比成年被告人更有可能通过长期监禁得到矫治，因而美国联邦以及许多州都规定，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

（40）其三是严重精神错乱者（Severelymentallydisordereddefendants）。

严重精神错乱会影响被告人的行为能力，使其无法有效地协助辩护律师证明自己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

不仅如此，对这类被告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需要支付巨额的诉讼成本，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等方面的鉴定，从而确定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确实严重精神错乱，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放弃权利、供认自己有罪或接受警察调查，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是否可被判处死刑，等等。

因而禁止对严重精神错乱者适用死刑近年在美国已成为一般趋势。

（41）

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并在作陪审团指示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

研究表明，如果能使陪审员确信在彻底矫正好之前，犯罪人将永远呆在监狱里，那么他们通常能够正确确定哪些被告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只需判处监禁；

研究同时表明，除非审判法官能够使陪审员确信被告不会被假释，否则，陪审员通常不会对犯严重罪行的被告判处终身监禁，而判处其死刑，（42）因而如果法官明确告知陪审团，法律允许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那么，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将大幅度增加，判处死刑的案件将大为减少。

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不仅因为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死刑的误判率，同时，对严重犯罪适用监禁比例的提高本身也会导致死刑误判率降低，因而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

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

在美国许多州，法官有权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

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赋予检察官两次请求事实裁判者对罪行并不严重的两可案件判处死刑的权力，是不公正的。

此外，由于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案件审判完毕即行解散，因而不会为寻求连任而屈从于政治压力，而法官在美国多数州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有一定任期的限制，因而对那些陪审团认为只应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法官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经常改判为死刑，结果导致死刑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

因而研究者认为，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

（43）

复审死刑案件时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推翻那些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

为降低死刑的适用率及死刑的误判率，研究者认为，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应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确实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危害程度上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并非必须判处死刑，从而将后一类案件改判为其他刑罚。

（44）

要求检察官在提出死刑指控时充分考虑，反复权衡

研究表明，在所有证据都收集齐全之前就匆忙决定提起死刑指控，经常导致因有罪证据不足或此后发现的从轻情节抵消了此前的从重情节而导致误判。

不仅如此，由于检察官提出的死刑指控如果此后被非死刑指控取代，或者被陪审团判处非死刑罪名或刑罚，经常被认为是检察官的一种失败，因而这种过分指控一旦提出，又会对检察官产生巨大的压力，促使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失败，采取一切措施使那些证据并不充分或存在大量从轻情节的案件也被判处死刑，结果导致发生错判。

正因为如此，美国许多学者主张对死刑案件制定特殊的起诉政策，要求检察官在决定起诉前反复权衡，尽可能避免提出错误的指控。

（45）

确保控方收集的全部有罪和无罪、从重与从轻的证据都能被提交到法庭上

在刑事诉讼中，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案件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最佳甚至惟一信息来源是控方的案卷材料，但由于许多州对控方是否必须进行证据展示规定不明，实践中，警察、检察官是否展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展示该证据是否会改变案件裁判结果的判断，结果导致在许多州，控方拒绝进行证据展示成为普遍做法。

而研究表明，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同时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错判的风险非常大；

研究还表明，依赖陪审团和法官在审判阶段判断哪些案件证据充分，罪行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证据不太充分，罪行不太严重，不应当判处死刑，而法律又不要求控方展示全部证据的案件被错误定罪、判刑甚至将无辜者判决死刑的风险非常高。

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法律明确规定，控方在提起公诉之前应公开所有案卷材料，将所有证据以及控方卷宗都展示给辩护律师，供辩护律师据以判断案卷中是否有某些材料能够提供给陪审团，用来支持本方的辩护主张或用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不充分。

（46）

使判处死刑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都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死刑误判率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社会公众多数支持适用死刑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使初审法官将大量不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判处死刑，而且可能使上诉法官在发现案件被错判时也尽量予以维持而不予改判。

为降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

（1）采用任命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死刑案件初审以及复审法官。

（2）延长法官的任期，无论法官是采用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产生。

（3）如果法官必须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尽量采用非党派性选举方式，而不采用竞争性选举方式。

（4）如果不能放弃经常性的、党派竞争性的法官选举方式，为提高死刑裁判的可靠性，建议改由陪审员决定死刑案件的量刑。

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指出，这一做法也许是宪法所许可的。

（47）

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选任和补偿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吸引大量优秀律师从事刑事辩护

在死刑案件中，为委托鉴定、调查收集证据，辩护律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通常是非死刑案件的很多倍。

据推测，在死刑案件中，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需要投入的成本，或者说市场上死刑案件通行的收费标准，在美国城市地区通常在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然而，国家能够补偿辩护律师的费用通常只有市场收费的10%左右，有些州支付5千美元左右，还有些州只支付1000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只够支付在一般盗窃案中进行辩诉交易的费用。

过低的法律援助费用导致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只有那些缺乏辩护经验、执业能力较低的律师，并且由于经费的限制，他们很少调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几乎不寻求专家提供帮助，经常放弃显然有效的提出动议和异议的机会，结果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导致死刑误判的风险增大。

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标准，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律师才能从事死刑辩护；

（2）设定法律援助律师的选任方式，尽量避免选择完全免费的律师或靠社会捐助提供辩护费用的律师；

（48）（3）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使其在辩护时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能够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聘请调查人员收集对辩护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