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作文 从一些沉重的话题说起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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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产业化”,以各种国学总裁班为例。
几乎各大名校的哲学专业,都在办国学班,对象不是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后学,而是总裁。
在国学班学习的总裁,能够在国学上有多少长进,值得存疑,但也不算误入歧途。
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在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
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
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
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
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
(二)吴宇森拒称“大师”
最近,冯小刚认为当代中国电影界没有大师,而张艺谋的代言人张伟平表示不同意,称中国电影界还是有大师的,而且认为大师是谁,“大家心里都明白”。
看来,对“大师”头衔的热衷已经从学术界“传染”到了影视界,而一贯被业界和影迷称为“电影暴力美学大师”的吴宇森也就成了最先被议论的,不过,对于“大师”,吴宇森是敬谢不敏的,他说:
“我不是大师,也不喜欢别人称我为大师,做大师太孤独。
”
当然,吴宇森认为,中国内地还是有几位导演堪称“大师”的,他表示,“国内有好几个很好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冯小刚,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称他们为大师也不为过。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电影的质量还需要再进一步。
”这也许是吴宇森自己表示谦虚和对同行表示尊重。
作为在好莱坞已经能“玩得转”的华人杰出导演,表达这样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
吴宇森拍了不少的影片,有的影片在好莱坞也已是艺术性和票房都很成功的,无论是就拍高质量的影片来说,还是就对国际影视界,特别好莱坞电影界的了解来看,或是就在国际电影界的影响来比,当今的华人导演,该数吴宇森和李安最具大师素质,不知李安是否视自己为大师,反正吴宇森是不喜欢被称为大师的,是否是大师对他来说并不在乎。
也许,真正有大师素质的,并不热衷于被称为“大师”。
由此,我们想起了大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事,季老在学术领域涉猎很广,其学术成就和贡献都十分突出,确实是一位大师级的杰出学者,但是,当人们称季老为“国学大师”时,他坚辞“国学大师”头衔,说: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真正有大师素质的,并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大师”,如季老,专门撰文坚决拒受“国学大师”的头衔。
拿着“大师”头衔到处套的人往往缺少的就是大师的素质和心态,贩卖“大师”帽子往往是有种种目的的,其目的之一是:
为长辈、老师、师父带上了高帽子,一则是为了让师长们高兴,他自己也算是拍了个正着的马屁,二则是因为师长们头衔大了,他作为“徒儿”,也能“长高点”,跟着沾了光,为师辈吹大了气球,自己也能跟着飘起来;
其目的之二是:
为某人戴高帽,拔高头衔,如果是利益相关者,他自己也能因名牌效应,广告功能,媒体的呼应等,得到大大的利益,把关系密切的人吹上去,目的是让自己的口袋鼓起来。
当然,也有人喜欢弄了顶“大师”帽子自己戴,本来没有大师的素质,经别人客气地一说,好像自己就成了大师;
别人稍微对他一吹,他就飘飘然地往上升了,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过:
有些人“老想着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吴宇森拒绝当“电影大师”,季羡林拒称“国学大师”,前者客气地说:
“做大师太孤独”,后者谦虚地说: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这其实都是很有哲理的话,一旦成了“大师”就容易被“悬挂”起来,就容易成为众人和媒体吹捧的对象,因而也就离大众越来越远,这能不孤独吗?
只有能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小师”的,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大师的素质,大师的才学,大师的成就,大师的贡献,不是高帽所能“戴”出来的,也不是贴个头衔就能有的,我们渴望时代涌现更多的大师,但我们对“吹”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大师”,特别反感!
(三)钱文忠:
传统文化的呼吸与叹息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
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
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
“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备感骄傲……
毫无疑问,上述现象都是可喜的;
最起码,这说明我们对按照时下做法,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珍惜和热爱。
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
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背景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学热”都应该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
“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
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张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
更令人担心和不安的是,现在的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
特别是在当下,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
我把这一“心魔”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们不是拥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吗?
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的健在者吗?
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能源,比如石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缺少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
我想,有识之士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吧。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
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
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
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
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
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这些其实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的纠结。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4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蜂拥而来的好莱坞大片、巡回演出、电脑游戏、世界名牌、留学教育等等的时候,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正在快速地成为全民的共识。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中国从一个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关键在于,能否在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同时,成功地形成文化软实力;
特别是,能否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使其成为全人类文化价值宝库里的珍藏。
中国核心文化价值的建设资源,毫无疑问只能首推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下的“国学热”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泛商品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形形色色收费昂贵而内容可疑的“国学班”就是明证。
这不能不让人隐隐担忧,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会转化成,或者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虚热。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掏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国学虚热”还会让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忽视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现在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倾向,其思维逻辑和上述的凡“新”皆好、凡“旧”皆坏,表面相反,实则相同。
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不承认,其中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批判和放弃的糟粕。
由此,“国学虚热”还会诱导我们将民族自信心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我们忘记,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
诺贝尔奖的反思与联想
(四)诺奖是面镜子照出中国作家的“小”
中国作家对诺奖的态度很有意思,有人以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对待之,以为不足观或不足论。
此言已酸气扑鼻,却还听到另一种更可爱的说法,以为自己的不能获奖,是没有好的翻译将其作品推荐给评委,而评委亦抱有对中国作家的成见;
更有人索性指责诺奖被政治化,以有色眼镜看中国作家,自然看不出其好来。
这就颇有点怨妇的情绪了。
诺奖固不足论,每年诺奖颁布前后的那些天,一些人总是啧有烦言,以为我们太看重诺奖了。
其实并非我们太看重诺奖,而是诺奖本身已经成为文学乃至政治思想文化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
我们不妨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和诺奖作家相比,我们的文学写作究竟有哪些差距和不足?
六十年的话且不说,因为太遥远了,我们只说三十年。
近三十年的文学写作大致经历了这样一条轨迹:
从最初的伤痕文学,走向寻根,走向语言、文体的试验,走向内心,走向零度写作,走向自适,走向轻松娱乐,走向类型化、商业化,中间虽然有过新写实,却几乎是昙花一现。
这种概括也许太过粗疏,却也能看出中国文学的基本倾向和面貌。
事实上,这些年来,不少作家们几乎是在集体上演一场“胜利大逃亡”,逃离现场,逃离现实,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这时,如果我们将诺奖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它一定照出了中国作家“皮袍下的小来”,照出他们的小情调、小情感、小历史、小时代,照出他们的委琐与没落。
从诺奖作家写作实践来看,作家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当然,此政治绝非彼政治,绝非庸俗的为政治服务,为某种政治歌功颂德,唱赞歌,而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政治情怀与人性情怀,基于作家从现实观察和体验中所建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这是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
刚刚获得本年度诺奖的马里奥·
巴尔加斯·
略萨就曾说过:
“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
”他始终坚持“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的主张。
他是以一个拉美作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他的话,对中国就一点借鉴意义也没有吗?
不必说拉美的社会现实与中国有多少相似之处!
文学不能作为作家逃避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借口,是显而易见的。
略萨不是把政治情怀以及对小说结构、叙述形式的探索结合得很好吗?
我们现在仍然希望文学回归自身,特别是在文学日益沦为金钱的奴仆的时候,找回文学的尊严,就显得更为迫切,但这个文学又不仅仅和叙述形式有关,它还包含了作家的叙事态度、叙事立场,包含了作家对现实的发言和回应。
(五)从略萨看诺贝尔文学奖
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获奖像略萨这次令我感到激动。
略萨是当代所有诺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在三十岁之前就确立国际声誉的作家。
他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既批判右派、也批判左派,并为此饱受质疑的健在文豪,堪称是自加缪之后又一位不受缚于立场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
而在小说对性与社会的描绘与剖析的成就方面,近年的诺奖热门里,只有同辈的菲利浦·
罗斯,笔力可以靠近略萨。
有意思的是,因为年少成名,略萨早早就被推入了诺奖的评奖游戏,也早早的因为年轻,被瑞典文学院放入另册,以致在与各国作家同场竞技了几十年无果后,相当一部分媒体已经淡忘了他的候选人身份。
甚至就连一些喜爱过他的人,也随着时间流逝,以为他要重演当初托尔斯泰、左拉、哈代、瓦雷里、高尔基、毛姆、格林等人错失诺奖的剧情。
在诺奖比博彩概率还要低得多的中选游戏中,略萨大约又是罕见的一次“败部复活”的个案。
像略萨这样一位文豪的获奖,也有助于日渐热衷喊“申诺”口号的中国文人,回归到一个冷静评判自身作品文学纯度的审慎状态。
“一个好作家不应考虑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近年颇领内地媒体风骚的德国翻译家顾彬,这两天频繁被转载的“名言”。
顾彬大概忘了海明威,海明威当年想得诺贝尔奖都快想疯了,而且就因为福克纳比他先得,两人从挚友变成了仇人。
顾彬也大概忘了他动辄爱提及的托马斯·
曼以及更早的豪普特曼,这两位大师不但自己得了诺奖,还替别人惦记这个奖,这一“惦记”主要的受益人是另一位德语大文豪黑塞。
“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追捧有庸俗娱乐化倾向。
”这是本土学人和媒体,近日忽然对文化表现出来的“反思”与“良知”。
不过我不相信“追捧诺贝尔奖”就会比追捧一个中性选秀冠军(或是以无知腔调诋毁诗歌的赛车手)更“有庸俗娱乐化倾向”。
何况这样的追捧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这种行为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世界,它发生在整个地球所有被文明照耀着的地方,已经延续了110年!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学读者里最重的。
其实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
而由于这个奖项致力于表彰获奖者的终身成就,以及遴选趣味中对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学,还包括历史、哲学领域),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人文趣味的流变,创造者的艰辛,还有与“幸运”相伴的那种偶然、不可操控性。
这些启悟,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
同样,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拷问,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
它们的价值,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
(六)从中国文学到中国电影
以上海滩为背景的功夫电影《精武风云·
陈真》一鼓作气地击败了已是下半场的《盗梦空间》,成为九十月间票房的领跑者。
这一成绩足以令国人自喜,甚至擅自认为是功夫片击败了科幻片,中国电影人战胜了好莱坞的山姆大叔。
故事的主人公陈真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倒是为《精武风云》的天马行空、了无逻辑创造了前提。
影片一开始就将故事的背景地设置在了一战期间的欧洲,比子弹还快的甄子丹几进几出,毙掉了德国的数个狙击手。
随后的故事延伸,则成了一次个人魅力的集中展览,武术、钢琴、外语,轮番上阵:
先是以一曲日本人比较反感的舞曲,小挫了一下日本宾客的锐气,随后暗中保护军阀少帅并一力搏杀了众多日本杀手,使蒙面黑侠一时声震上海滩,在保护爱国志士免被日本人杀害的明暗角逐下,将力石猛的弟弟杀死,于是,一场虹口道场更为惨烈的决斗也为之拉开了序幕……故事终于进入文章开头我预想的桥段。
对于《精武风云》的出彩之处,没有太大的争议——动作的本身,而不是动作背后所承载的或商业或民族的元素。
以功夫来承载民族、家国的主题,似乎是60年来中国功夫电影的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做到客观而不过分渲染,适度而不刻意拔高,很不容易。
影片中,行云流水的动作,暴力野蛮的对打,是典型的甄子丹式特色:
拳拳到肉、力抵筋骨,有那么一点暴力美学的意味。
客观而言,新世纪的华语功夫世界,甄子丹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当成龙以一部《大兵小将》开始边缘式探索,李连杰淡出功夫电影场域之后,高产的甄子丹成为救市功夫电影的可依托力量。
他所主演并担任武术指导的《杀破狼》系列和《叶问》系列,让新派功夫片的拥趸大快朵颐。
更有人认为自《杀破狼》起,功夫片开始跳出门派、招式的窠臼,以一种更大众的视野宣告回归。
对新派功夫电影的新元素,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但宏大的理想与现实毕竟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功夫电影的先天弊病犹存。
从《精武风云》来看,技术上尽管略有创新,但故事依旧乏善可陈。
或许是港人太在意自己曾经创造的经典和辉煌时代,所以字里行间总会透漏出种种回眸式的“致敬”与“重复”,这反而阻碍了功夫电影的创新之路。
相比之下,好莱坞将功夫元素用得让国人汗颜:
《杀死比尔》成功了,顺带着丰富了一下暴力美学的内涵;
《黑客帝国》成功了,开创了功夫与科技结合的新世代;
《功夫熊猫》成功了,更让国人大呼遗憾——原来,不仅是好莱坞的故事加上中国功夫可以成功,中国的故事再加上中国的功夫元素也可以成功。
一个矛盾之处是,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功夫文化,如今却处境尴尬。
数十年的功夫电影史,输出的只是“技”而非“艺”,只是“外延”,而非“内涵”。
《精武风云》的票房成功,某种程度上,只因它是对特定时代背景的一次媚俗表现,且投合了观众对潜在暴力的认同而已。
对于功夫电影真正需要的内外兼修,还是没能实现。
(七)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圆明园被焚的伤痛
今年是圆明园被焚150周年,曾经有消息说,原本150周年会有较大动作的活动,比如邀请当年的肇事国英法两国的元首前来参加。
如果这个日子,三国的领导人能与三国的学者和青年一起反思那段殖民历史,共同探讨建构未来和平的愿景,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前天新华社记者在就这个话题采访我的时候,说原来的规划已经取消,此番活动,不仅没有中央政府出面,连北京市政府也没有出面,仅仅由圆明园管理处,非常低调地表示了一下。
作为表示之一,管理处向全球发出倡议,要求归还圆明园流失文物。
当然,这样的一个倡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的。
在过去的殖民岁月中被掠去文物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很多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文物回归,是个国际的共识。
但迄今为止,面对埃及、希腊和中国等国家以及有关组织反复的呼吁,那些昔日的殖民帝国,却大多置若罔闻,以各种借口搪塞,不肯让这些稀世文物回归故里。
倡议很好,但倡议的提出者,仅仅是圆明园管理处,值此巨园被焚的150周年蒙难日,多少还是让人有些遗憾。
遗憾之一,圆明园管理处仅仅是一个遗址公园的管理者(在我看来,还是个不大合格的管理者),而圆明园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如果发起倡议,似乎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
遗憾二,归还文物的背后,应该是反思历史,声讨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如果主题囿于文物,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而且小得不能再小。
遗憾三,圆明园被焚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受害国,理应做得足够大,由国家出面,搞一个规模很大的活动,彻底反思那段殖民的历史,反思战争,共襄世界和平。
事实上只有这样,归还文物的难题,才能有所突破。
这些遗憾,说明我们对那段历史,心里还存有相当多不明不白的疙瘩。
一方面,我们很在乎这段历史创伤,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的那几尊兽头之所以能惹起巨大风波,或者说,那几尊在当年只能算作喷头的东西,之所以被我们当成国宝,被国外拍卖行如此离谱地抬高卖价,人家利用的就是我们的心结。
也就是说,虽然事情过去了100多年,我们依然难以心平气和地面对这段历史,说句不好听的,我们不仅对当年的侵略者怒火满腔,即使对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想法的。
但奇怪的是,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对大规模地纪念这段历史,也心怀疑虑。
似乎生怕活动做大了,影响我们跟欧洲尤其是跟英法两国的关系。
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日的大清,今日的英法,也非当日的殖民帝国。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总结教训,反思战争。
被侵略的国家当年的历史是痛史,作为侵略者的国家,那段历史也未必光彩。
双方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过去,才有共同的未来,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未来。
鲁迅大撤退
(八)课本大换血
开学初,编剧刘毅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
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也让网友唏嘘感慨,更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
很多网友认为,删除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于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不利。
一位网友为鲁迅“叫屈”:
“为什么鲁迅先生被踢掉这么多好的文章,从小他的文章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一位网友愤愤地表示:
“为什么《药》会被踢出来?
!
当年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难道说如今再提人血馒头已经过时?
还是不敢让祖国的花朵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
”一位网友说:
“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可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删除了不少佳作。
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新语文教材。
他们说:
“那么多年课文一直不更改才叫人沮丧呢,哪怕这些作家其他的文章也可以用的啊。
”、“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应该更换。
尽管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比如“阿Q”,离开了新教材,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
现代文部分中,课本新增了反映“神舟六号”飞船升空的《飞向太空的航程》,呼唤奉献精神的《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反映香港回归的通讯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等作品。
散文方面,则有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
该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
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古代诗文也新增了诸如柳永的《望海潮》、杜甫的《咏怀古迹》、李商隐的《李贺小传》等作品。
小说部分,则选入了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是一篇荒诞小说,写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外面的遭遇,全文都在用一个18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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