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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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0年代,我国文坛上产生了以苏青、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
她们虽然没有具体地按照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小说创作,但她们以现实的亲身感受为基础,通过自身体悟而达到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一定程度的契合,这也就赋予了中国式女性主义小说的独特意义。
概括来讲,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就是指中国女作家所创作的,从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反对传统礼教、男尊女卑和处女贞洁道德,追求独立的人格,维护女性利益而创作的小说。
张爱玲通过对女性情感生活形态的深刻把握,为我们展现出了女性丰富多彩的情欲世界,其创作出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
张爱玲对中国现代女性世界的揭示和对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反思即便在当今也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反观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主体的构建,我们会发现四种女性主体:
一畸形/变态中的女性
女性主义批评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女性身体在总体压抑中所汇聚到的力比多(libido)往往被阐述为焦虑、歇斯底里甚至疯狂的状态。
”[2]以此观照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在张爱玲的书写中,女性人物被视为真实的女性实体,即使再丑怪疏离、压抑疯狂,她也不刻意回避,真实地描绘出传统女性在宗法制父权压制下的真实处境,揭示了女性所遭受的压抑,以及她们在社会的夹缝中被扭曲、变形、异化的悲惨遭遇。
在《心经》中,张爱玲就已尝试对女性所遭受的压抑进行了揭示,小寒从十二三岁起就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许峰仪,有着极深的恋父情结,并愈演愈烈,最终由对父亲的血亲之恋转变成对异性的畸形爱恋,不惜以母亲为情敌,使尽种种手段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夺“夫”之战。
如果单是小寒一厢情愿,我们尽可以归之于恋父情结,实际上并不尽然,通过文本的阅读不难发现,许峰仪对小寒的爱恋也超越了一般父亲对女儿的感情,而不乏对异性肉欲的想象,“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3]98,没有许峰仪的病态(包括年轻时就拍身着女装的照片)及事实上对小寒畸形爱恋的默许甚或是诱导,小寒何至于在畸恋的迷途中愈陷愈深难以自拔乃至扭曲变态!
我们不妨说正是许峰仪的变态心理引燃了小寒由懵懂的恋父情结萌发出的欲望之火,之后又碍于血缘亲情,最终选择长得极像女儿又“人尽可夫”的凌卿作为满足其畸形肉欲的替代物。
纵观张爱玲小说中变态的女性形象,究其原因大多数可以归结为对物欲或性欲追求过程中的一种人性扭曲。
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形象,她从常态走向变态,是她无止境的欲望追逐的必然归宿。
为了表现这一典型形象,张爱玲在潜意识中以杀父的书写策略把男性家长/父亲排除在文本之外,并对在场的男性角色进行阉割和“去势”模拟的处理。
在“长兄为父”的封建伦常的环境下,曹七巧的兄长行使父权把她卖给了姜家,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人的曹七巧已经被物化。
姜家的二爷一生下来就患有软骨病,“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
”[3]119,而这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就是曹七巧的丈夫,一个仅残存着些许繁殖功能的废人,却从来没有使曹七巧真正地体味到做女人的快乐和性的满足,个人情欲遭到了极度地压抑,只是被当做一个保证“纯种”的工具而存在。
于是她渴望青春健康的姜季泽,以至于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3]130来强制浇熄情欲之火。
而姜季泽虽然对七巧百般挑逗,却只是把她作为他游戏人生中的一个玩偶罢了,“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
……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
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3]116满肚子地替自己打算,虽有英俊的外表,健康的体魄,却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样,“原欲就像一道主流受到阻碍的溪流,它只好溢向一向干涸的旁道”(弗洛伊德),直接导致了曹七巧的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
男性角色要么肉体残疾要么精神残疾,曹七巧对爱情的憧憬也在拆穿了姜季泽后彻底地破灭了。
与此同时,曹七巧以卑微的出身进入谮缨望族的门第,受尽了冷落与歧视,正常的情感饱受压抑,在姜家上上下下感受到的只是屈辱和漠视,得不到丝毫的同情和好感。
时刻感受到的是“一家子都往我头上踩”,“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我要是好欺负的,早给作践死了,饶是这么着,还气得我七病八痛的!
”[3]120那刚毅的性格被扭曲成了防卫的面具,强悍的生命力在冷漠环境的挤压下变成了畸形,被社会给吞噬掉了,反过来又开始吃人,在埋葬了爱情之后踏上了疯狂“复仇”的不归之路。
分家之后,曹七巧俨然成了独立王国的主宰者,用她戴着的黄金的枷锁劈向了自己的骨肉。
思想上,从小就反复地向女儿长安灌输“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
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男人碰都碰不得!
谁不想你的钱”[3]132;
肉体上,又不惜给长安裹脚,而此时即便守旧的人家也都不裹脚了,已经缠过的都放了脚,连曹七巧自己也在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
为了同姜季泽的儿女比赛,又把长安送入了学堂,却心疼钱又迫使长安退了学,直至使长安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连言谈举止都与曹七巧相似。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曹七巧却一步步地剥夺了女儿对生活的美好理想和正常人性,使长安的生命力萎缩到不自知的地步,从灵魂到躯体都变成了空壳,以至于在与童世舫相会时“觉得她浑身的装束,无懈可击,任凭人家多看两眼也不妨事,可是她的身体完全是多余的,缩也没处缩”[3]142。
最后又凭着疯子的审慎与机智,从她那剃刀片似的喉咙里轻描淡写地发出了“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3]151,就把女儿的幸福吹到了九霄云外。
对于儿子长白及儿媳,更有过之。
对于姜家男人,曹七巧除了“没有生命的肉体”外一无所得,对儿子长白这“半个男人”的控制成了她唯一的可能。
只有在儿子面前,她才能体会到尊敬和服从,所以她要完全地控制和占有他。
儿媳的出现无疑对此构成了威胁,而且儿媳在情欲的滋润下会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这更是曹七巧深为嫉恨的。
为此她整宿整宿地把儿子留在身边,盘问夫妻间隐秘的性生活,并大肆地向旁人宣扬,借此挑拨小夫妻的关系,使儿媳成了自己无爱无欲的殉葬品,间接地也埋葬了儿子的幸福。
为了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身边,又变着法儿诱使他吃烟。
而曹七巧这样变态地吃掉自己的骨肉,收获的也必然只能是仇恨,不仅无助于自己的解脱,反而越发陷入了变态的泥潭,积蓄在胸中那畸变的火焰在喷发之后吞噬了别人的同时也吞噬了自己。
年轻时的麻油店“曹家大姑娘”本来富有青春朝气,活泼爽朗,自由开心,是什么导致了曹七巧的畸形和变态?
是黄金,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更是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
《怨女》里的银娣和七巧有些相像,“麻油西施”银娣同样嫁了个软骨病的富家子,但不同的是银娣性格要强泼辣,其兄嫂无法驾驭她,嫁给姚二爷更多的是她权衡后的主动选择。
本来银娣可以嫁给药店伙计,但“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无论什么小事都使人为难,记恨”[3]10,担心小刘不会投机钻营,只能做一辈子伙计,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贫穷,永无翻身之日。
银娣后来的变态没有曹七巧集中、尖锐,但基于女性自身选择的性质更值得引人深思,更具特殊意义。
另外还有《第一炉香》中的梁姑妈,为了嫁给年逾耳顺之年的香港巨富梁季腾,她甚至不惜断绝与自己兄弟的关系,专等着梁季腾死后来继承大笔的财产。
用青春换取金钱就像是做一笔生意,剩余的时光都交给了性欲,又用做生意的方式,培养交际花,招蜂引蝶来满足自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侄女当成诱饵,畸形的寡妇在畸形的社会里上演了一场场变态的末日狂欢。
从七巧到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十八春》(张爱玲旅美期间改写后更名为《半生缘》)中的曼璐,她们的本性不乏善良,有着人性的光辉,原本有着美好的常态,最终却都走向了变态,走向了疯狂的报复。
但七巧的变态更多是物欲、情欲发泄的结果,而曼璐的变态有着更多关于精神家园的残缺。
与七巧被为了金钱的兄嫂所卖不同,曼璐是为了抚养母亲和弟妹而自愿卖身的,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幸福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这种牺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是那么的苦涩与无奈,却迈出了这一步,无疑不仅埋葬了爱情,也失去了女人完整的人生。
然而曼璐换回的却是社会乃至家庭的冷漠和孤立,在这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冷漠和孤立中,她是那样的无助。
为了妹妹的婚姻和幸福,在母亲“渴望她出嫁”的建议下,她匆忙嫁给了已有一个乡下老婆的祝鸿才,脸上却带有惭愧之色,“仿佛怕家里的人笑她拣中了这样一个丈夫”[4]16,始终在意家人的感受,唯恐增加了家人对她的歧视。
婚姻并没有给曼璐带来解脱,祝鸿才对他也越来越冷淡,备受精神创伤的她已失去了摆脱这不幸婚姻的勇气,只默默承受着。
当祝鸿才提出觊觎她的妹妹曼桢时,曼璐断然予以训斥,“我就这一个妹妹,我赚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4]181,曼璐把自己的精神完全寄托在了妹妹的身上。
但她多年来赖以支撑的初恋回忆的毁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以为是妹妹恩将仇报地抢走了她的初恋情人慕谨,最后的一丝理智荡然无存,疯狂的报复占据了她的身心,促使她设计陷害了曼桢,从无私的女神变成了吃人的魔鬼。
从七巧到曼璐,同是悲剧性的女性变态形象,她们在被社会吃掉后,又不自觉地吃人,从中透视了现代女性生存层面的精神危机感。
而这样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3]153
二梦想/幻灭中的女性
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自觉兴起,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出现。
尽管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女性的地位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中上阶层女性仍然听从于男性的主导,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简·
爱那样的家庭教师和奴仆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作家,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同样对此进行了反映。
张爱玲曾引用苏青的话来表达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卑下难堪:
“‘可怜的女人呀!
’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
”[5]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女性,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在文学世界里,不论女性形象获得何种崇高、革新、独立的身份和地位,一旦落到现实中,美好的梦想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稍一交锋便缴械投降了。
正如同被尊为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的“母亲”的英国作家沃尔夫(VirginiaWoolf)所指出的那样,“女性在心智上和男性完全平等,但是在男权的压迫下,无法培养自己的才能,即使具备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处。
”[6]343
基于这样的思索,我们会发现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处于梦想/幻灭中的女性形象,除了《金锁记》中的长安,《多少恨》中的家茵,《琉璃瓦》中的姚静静,《创世纪》中的匡潆珠,还有《花凋》中的郑川嫦,《封锁》中的吴翠远等。
《花凋》中的郑川嫦出身在穷遗老的家庭,父亲从民国时起就成了行尸走肉,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3]162。
而川嫦在这样的类似“新婚学校”的家庭里能学到的唯一本领就是长大了做一个“女结婚员”。
川嫦也渴望等爹有了钱,能把她送入大学,但目的却是好好地玩两年后能从容地当一个好“结婚员”。
女子在当时社会上能做的事不多,嫁为人妻仍是最大的事业,上大学的作用只是增加被选择时的筹码,女性的心中并无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意愿或奢望。
她们把贪图10年的风头20年的荣华富贵作为唯一的梦想,完全寄托在了男性的身上,所以对于川嫦爱上章云藩只因他是出现在其面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爱情是何等的苍白和可悲,而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现实。
在川嫦得了骨痨之后,连这样卑微的梦想也无从实现了。
《封锁》中的吴翠远要比川嫦幸运得多,对于川嫦来说上大学是一种奢望,而吴翠远生在带有宗教背景的新式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她用功读书。
吴翠远也如家庭所期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上爬,20多岁就爬到了当时女性职业的顶尖儿——在大学里教书,可谓是得风气之先,然而身为人之骄“女”的她却处处碰壁。
在学校里,从校长起,教授、学生直到校役都看不起她,学生更因翠远没留过学而愤慨得厉害;
在家里,父母也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3]120她刻苦努力地学习换回的除了“那一纸文凭”外,只是那无处不在的歧视,连自己也不由得伤心感叹:
“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
”[3]124她的长相是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
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连她的生活和思想也与她的衣着一样——“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3]119。
从她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的愉悦和奋进,感受的是从肉体到精神的萎靡,生命力萎缩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恰如宗桢眼中的翠远“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
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
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
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
‘瞧你这张嘴!
’”[3]126女性单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是难以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的,对此张爱玲有着清醒的认识,“一般人总是怕把女人的程度提高,一提高了,女人就会看不起男人。
其实用不着担忧到这一点……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7]87女性如果仅是接受了“顶儿尖上”的教育,谋取了“打破女子职业新纪录”的职位,仍然难以逃脱“食色男女”的现实框囿,只能做更高等男性的精神奴隶。
翠远也只能在封锁的特殊环境之中享受到片刻的复活,而封锁一过,“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3]128,让我们不禁联想起《红楼梦》最后的结局“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深刻的冷眼看人生的作家,她正是从生中看到了死,从死中透见了生,在这个篇幅极短的小说中,表现了“死去了又活过来”“活过来了又死去”的都市人生状态。
面对现实,只剩下了深深的幻灭,与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者遥相呼应。
美好的梦想横遭摧残化为泡影,正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8]282,能否警醒那芸芸众生却又不得而知了。
三无奈/堕落中的女性
在现代悲剧的环境制约下,中上层女性尚且不免幻灭,劳动女性的遭遇只会更加悲惨,有的人甚至沦为娼妓:
“妓女不仅被认为有病,而且被当成疾病的根源;
更有甚者,每一个劳动妇女都被当成潜在的娼妓”[6]340。
众所周知,张爱玲一生都喜爱《海上花列传》,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在《海上花列传》中,讲述了一对兄妹从乡下来到上海,迷恋于上海的花花世界,不愿再回农村过穷日子,妹妹最终沦落成了一个妓女。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物质生活对人的巨大的吸引力,同时这种吸引力又是与糜烂和罪恶紧密相关的。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
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9]112张爱玲认为一般婚姻有时就等于是长期的卖淫,这是很残忍的看法,但我们将在《第一炉香》中看到更荒唐的婚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起初是无奈的,为躲避上海战事全家避到香港,随着费用一天一天的上涨,无力支付,又要举家返回上海,而薇龙为了完成学业只好独身瞒着父母去求助于已经与父亲断绝了关系的姑妈。
薇龙知道姑妈名声不佳,预感到可能面对的未卜命运,内心里也充满矛盾,“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3]9但她毕竟入世未深,天真未凿,以为“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
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3]14她把希望寄托于姑侄亲情上,认为只要自己洁身自好,姑妈拘于面子断不会伤害自己的,毅然投入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
不难看出薇龙是经过一番思索才下了决断的,她过于相信自己对姑妈的判断,殊不知姑妈为了自己连同胞之情都能弃之不顾,又怎会把薇龙当侄女看待而“大破悭囊”呢。
一旦跳入了染缸怎能不被熏染,又岂能“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10]呢?
可以说从薇龙进入姑妈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作好了踏入地狱的心理准备,“要照原来计划向姑母提出要求,依不依由她。
她不依,也许倒是我的幸运”[3]10,这也是导致她悲剧结果的潜在前提。
薇龙初次探访,觉得自己像《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探亲出来之后一转眼,那梁宅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但她决心已定,“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
”[3]14她就像一只尝试啄食的鸟儿,一步一步地迈进了笼中,展翅也逃不出那华丽的笼子,时间长了放出来她也不舍得走了。
从金翠辉煌的衣服开始,到参加各种宴会、舞会、茶会、音乐会和牌局,锦衣玉食,风光无限。
起初她还白天应酬,夜里补上时间念书念到天亮,为预备大考,脸上都瘦下一圈来了!
“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到这么个机会,不能不念出些成绩”[3]23,但在与睨儿的对话中已开始有所松动,“我何尝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活到哪里算到哪里罢”[3]23。
奋斗的前景是那样的黯淡,远不如嫁个合适的人合算,而她暗恋着的卢兆麟早已成了姑妈欲捕食的猎物,只有乔琪是唯一抗拒过姑妈的人,下意识里对姑妈的报复使她毫无理智的爱上乔琪,她已慢慢地坠入了“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着它,锅里水沸了,骨嘟骨嘟的响”[3]40,煮着她的便是她的姑妈。
一晃就是三个月,薇龙“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际场中,也小小的有了些名了;
普通一般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一切,都尝试到了。
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么?
”[3]37为了摆脱司徒协,薇龙想到了离开,但短短的三个月,她已经对这里的生活上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
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38于是她把目光转向了乔琪,把自己的终身托付于他。
然而在当夜,乔琪与薇龙缱绻之后又与睨儿良宵共度。
薇龙正巧看了正着,大病一场,又动起来回上海的念头,然而她还回得去吗?
姑妈一语中的,“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你现在又是一个人。
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
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
”[3]49巫婆的魔法已经起了作用,薇龙的思想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单纯了,回去过新的生活对她来说早已变成了一个童话,而人是不能生活在童话中的,“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
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3]51,她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入了堕落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了,甘愿把自己“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55。
薇龙的堕落既是由于环境的逼迫和姑妈的诱导,又是基于一般女人天性上的弱点:
容易沉溺于物质享受,容易爆发野蛮的热情,意志薄弱,缺乏回头的勇气。
她和乔琪的婚姻换来的只是绝望、残败、黑暗、寒冷而已,比一般出卖肉体的卖淫者还不如,因为她连灵魂也出卖了。
常言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一般的婚姻如果是坟墓,薇龙的婚姻就是地狱。
她以自身的无奈和堕落又同时演绎了对情欲禁忌与贞操观念的反叛,甘愿卖淫养夫以求嫁给乔琪。
传统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和“丈夫挣钱养家”的思想被颠覆,加于女性身上的禁欲、忠贞、“三从四德”传统道德被瓦解,而乔琪自身的男性统治地位,也在妻子卖淫持家的现实中遭到了践踏。
张爱玲正是在此意义上完成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嘲讽,进而否定了宗法父权制存在的合理性,而女性自身却也在这一过程中堕落和毁灭。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有深刻地阐述,“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合理的。
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
”[8]286
类似的还有《连环套》,霓喜是个养女,从文中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就可以想见她悲惨的生活遭遇,14岁就被像货物一样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养母要脱去她的鞋向雅赫雅证实脚没有得湿气,只“略略挣了一挣,妇人反手就给了她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得灵活之至,霓喜的鬓角并不曾弄毛一点”[3]210。
印度商人并没有把她当成妻子,只是当作女仆,成了主人发泄兽欲的工具,当霓喜认识到“如今他没有别人,尚且不肯要我,等他有了人了,他家还有我站脚的地方么”[3]217,她要反抗,“唯一维持她的自尊心的方法便是随时随地的调情——在色情的圈子里她是个强者,一出了那范围,她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
”[3]218可见霓喜作为一个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女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她也需要男性的爱,也要安全,然而这些雅赫雅包括窦老板、崔玉铭、汤姆生在内都不可能给予的。
红杏出墙的结果只能是人财两空,难免把拼凑的生活当成自己婚姻的全部,堕入肉欲的漩涡里终有一天被彻底地吞没。
她并非没有感情,也并非没有得到一点爱,但都不过是些残羹冷炙,终其一生她就像男人饭前的一道开胃菜而已,一到正餐就被弃之一边。
张爱玲小说描绘的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环境,无论在上海或香港,既是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时代,又是西方殖民气息熏染的都市文明,张爱玲对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示,而且从更深刻的意义上道出了女性的卑微和麻木,鲜明地指出“家庭妇女有些只知道打扮的,跟妓女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7]86。
女性的无奈/堕落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
四青春/叛逆中的女性
张爱玲对以上三类女性的成功塑造,使我们对现代女性的悲剧命运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如果我们据此认定张爱玲是完全悲观的、消极的,对于女性的前途是无望的,则有失偏颇。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这样表述,“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
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
”[8]283虽是例外,但终究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发生着,因此我们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叛逆中的女性的影子,虽然未免单薄。
在《桂华蒸阿小悲秋》中,阿小因家里对自己的男人不认可,没有拜堂成亲,选择了姘居生活。
同是姘居,阿小与霓喜却大相径庭,虽然她也非常俏丽有风韵,且与缩在店里做裁缝的男人难得见面,却与男人十分恩爱。
她在洋人家里帮佣,薪酬非常微薄,还要独立抚养儿子,男人不仅没有分担一点,有时候还问她要钱。
物质上极其紧张,但她却乐观地面对生活,还经常安慰别人,对自己的孩子百般爱护,对来探访的朋友、同乡热心招待,对主人也坚决维护。
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美好品德和坚贞品质,她不像一般的女性那样懦弱,把婚姻当作终身的依靠,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男人身上,而是独立自主的。
虽然她身材很矮小,却精神强大,不屈不挠,积极乐观。
另如《琉璃瓦》,在开端部分,一再渲染姚家女儿的美丽,姚先生颇以为荣,也一再强调虽然姚先生并不宽裕,却不是靠女儿吃饭的那种人,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关于女儿前途的极周到的计划无非是让女儿成为他攀附权贵、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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