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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称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毛泽东称记者是“宣传家”。
诸如此类的不同称呼,表明记者确实非一般“记的人”,很有研究的必要。
一、记者的起源
记者这种“记的人”,起源于何时?
有一种观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记言记事的工作就是记者的工作,古代的史官即古代的记者。
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早在2000多年前的我国周人就有记者了,因为设“左史”、“右史”官职始于周代。
把史官和记者划等号,显然只着眼于“记”这个相似现象。
其实,他们的职责是不同的。
史官的主要职责是写史,左史、右史记录君主言行,给后人留下史料。
记者则不同,记者的主要职责是采集、处理、传播新闻信息,是为当前社会的需要服务,至于记者记载的新闻,也将成为珍贵的史料,那是另一回事。
记者是因为新闻传播的需要,伴随着报纸的产生而出现的。
欲弄清记者的起源,要同报纸的产生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中国现代报纸的祖宗,是古代的邸报。
邸报名目繁多,有邸抄、朝报、杂报、进奏院状、状报等,统称邸报。
最早的邸报是手抄的,后来也有印刷的。
原始社会不可能产生报纸,奴隶社会也不具备产生报纸的条悠扬。
邸报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为了适应一定阶段的需要而产生的。
邸,古时是地方政府官员在京城的住宅,或办事处。
汉人即有邸。
从现在发现的文献看,最早记载邸报的唐代孙可之《读开元杂报》一文。
此文表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即有类惟邸报的政府官报出现。
唐王朝建立后,经过唐太宗、武则天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
社会之安定,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生活之富足,在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邸报,已完全具备了客观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出现邸报,不光有古代文献记载,而且有实物为证。
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所藏编号为s1156的那份义军“进奏院状”,就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发布的邸报。
这份邸报是本世纪初斯坦因(SirAurelStein)从我国郭煌石窟盗走的珍贵文物之一。
专门研究我国古、近代报刊史的方汉奇教授在经过详细考证后认为,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这份“进奏院状”便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
唐代邸报,有朝廷办的,如孙可之在《读开元杂报》中谈到的“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的那份报纸,就可能是朝廷办的报纸;
有各地藩镇设在京城的邸(或称进奏院,相当于今日各省的驻京办事处)办的,如归义军的那份“进奏院状”。
后者以“状”的方式,向地方行政长官报道京城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皇帝的言行、朝廷的命令、大臣的奏疏、官吏的任免和其他与藩镇有利害关系的事情。
弄清了唐代邸报的基本情况,就不难弄清记者起源的时间了。
可不可这么说,那些办邸报的人—在中央政府供职的官员和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邸吏,就是后来的记者的前身呢?
或者说萌芽中的记者呢?
回答是可以的。
理由是: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收集、发布、传递新闻信息,实际就是后来职业记者的工作。
可见,记者的起源,当不会晚于唐代中叶,即公元5世纪。
当然,那时还没有“记者”这一称谓了。
二、记者称谓的演变
“记者”这一称谓,是有了近代报刊以后才出现的。
邸报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办邸报的大都是中央政府或地方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他们都不称“记者”。
1815年8月5日创刊于马来亚马六甲的《察世每月统记传》,是近代第一家中文报刊,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始。
开始办近代报刊的人也不称记者。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主编为英国传达室教士米怜,他撰写的开篇序言“附文”,落款为“愚弟”。
这种按中国礼节的谦称,大概和传教士要争取信教群众有关吧。
此后出现了“主笔”称谓。
主笔,即主持笔政的人。
有的大报有好几个主笔,但心有一个总主管。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办的一些报纸,还沿用这种称谓。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撰写社评。
那时的大报,几乎每日都有一篇社评。
对采访新闻者,以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上海《申报》为例,称谓多达10种以上,如探员、探事、友人、访友、访事、报事人、访事人、访员、文士、采访等。
《申报》重视新闻采访。
《申报》对采访新闻者的称谓,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对采访新闻者的称谓。
下面举几例,看看这些称谓是怎么出现的:
本馆曾专派友人赴台郡记录各事,兹接回信云……(1872年7月22日《申报》第二页刊出《台湾军务实录》报道)苏州省会人烟稠密,一人耳目恐未有周,拟再添访员一人,愿者请先示新闻数则。
(1889年1月《申报》刊登启事招聘访员)本馆近因扩充地方新闻,添聘武昌、成都、太原、开封、济南访事各一人,如愿膺此任者,速寄访稿三天,合格即传电聘定,不合恕不作复。
(1908年《申报》刊登特别广告)由此可见,当时对采访新闻的人,称谓极不统一。
“探员”、“探事”,这个“探”字带有采访的意思,指探听消息的人。
“访友”、“访事”、“报事人”、“访员”、“采访”都比较接近“记者”这一称谓,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记者这种职业的特点。
“友人”、“文士”,这是一般的称呼,用在新闻采访者身上,特点不鲜明。
《申报》对采访新闻者的称呼那么多,却没有严格区分哪是指记者,哪是指通讯员,远不像今天这么规范。
“记者”这种称谓,是从国外引进的。
最早见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第七、八两期刊出的《时事十大新闻汇记》一文。
此两期于1899年3月出版于日本横滨。
比《申报》1905年实行业务改革首次用“记者”这一称谓早六七年。
民国初年,“记者”这一称谓已普遍被新闻界人士接受。
用“记者”称谓后,其他称谓陆续被淘汰,只有“访员”还存在了较长时间。
1918年徐宝璜著的《新闻学》,还称记者为“访员”。
1921年7月19日北京《晨报》刊登一则记者招聘启事,其题也叫《招聘专任访员》。
启事全文如下:
本社现在要招聘几位人为本社专任访员,有愿意的请注意。
访员底资格熟悉北京城乡各种社会情形,耳目灵通,采访新闻能说出原委。
笔下好不好不论。
访员底职务每天有一定时间到本社报问闻,笔述或者口说者可以。
除此以外,编辑部如有要特别访查的社会情形,也归访问(按:
拟为访员之误)。
访员底进身愿当访员的,自行来函,写明姓名籍贯住址。
由本社复函,约定时日会谈,双文合意之后,即行决定。
访员底待遇与本社职员共享早午两餐,每月薪水若干,等面谈之后再定。
从这则招聘启事中,我们不仅了解到在当时已普遍使用“记者”称谓的情况下,“访员”称谓怎样还在同时使用,而且了解到招聘访员的细节,比起几十年前《申报》登出的招聘启事,详细多了。
“访员”称谓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
这里还要提到邵飘萍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该书称记者为“外交记者”,这是从日本引进的称呼。
所谓“外交记者”,并非指专跑外交部的记者,而是泛批“外勤记者”。
“外勤”是与“内勤”相对而言的。
解放前,在报馆做事,说编辑部管记者的部门,一度称为“外勤课”,即相当于今天的记者部。
记者称谓的演变,经历了那么漫长时间,最后才以“记者”作为规范的称谓和国际上一致起来,反映了人们对记者职业特征认识上的变化。
用今天的话业说,这种变化,也是一种国际接轨吧。
不仅如此,这种变化,还说明在那个年代办报是一个新事物,我们的前人是怎样在摸索中前进,同时,透过这种变化,我们又看到时代的进步,新闻事业的进步!
第二节西方资产阶级职业记者的出现和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是一大进步。
但是,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是一大进步。
但是,当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旧的生产关系又束缚新的生产力发展。
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是新兴的资产阶级。
他们要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就要起来打破旧的封存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并且在政治上取代封建地主贵族阶级的统治。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大造符合自己需要的论,于是资产阶级报纸便应运而生。
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发源地,也是资产阶级职业记者的诞生地。
威尼斯是重要的海港城市,它以自己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自中世纪以一便成为联结中东与欧洲的贸易中心,因而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
马克思说: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奴隶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
”又说:
“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
正是在15世纪的威尼斯,而且在德、法等国也有发展。
与此同时,一些为办报专门采访新闻的机构也出现了。
据原苏联《大百科全书·
报纸》说:
“16世纪时,威尼斯产生了一些采访有关政治事件、物价、船舶的到达和启碇等消息的机构。
威尼斯曾有过‘新闻记者’公会。
”法国人淮尔在《日报期刊史》一书中,也指出当时的威尼斯中“甚多新闻记者,均系素执此业”。
早期的资产阶级报刊一般没有严格分工,记者、编辑、出版者,往往是同一两个人。
随着报刊业务的发展,报刊内部人员逐渐增多,分工成为必需品的了。
首先是记者、编辑与版者分离,出版者成为老板,记者、编辑成为被雇佣者;
然后是记者与编辑分离,出版者成为老板,记者、编辑成为被雇佣者;
然后是记者与编辑分离,设专职记者;
再往后设驻外在记者和驻外国记者。
资产阶级职业记者人数骤增,队伍明显壮大,始于19世纪日报大量出现时期。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在言论自由方面为资产阶级报刊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工业革命又为资产阶级报刊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如廉价的纸张、油墨,先进的印刷机器,先进的新闻传递手段(如电报、电话等),以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等。
今天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日报,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创刊的,如美国号称“三大报”的《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华盛顿邮报》创刊于1877年,《洛杉矶时报》创刊于1881年;
英国的几家全国性“高级”日报,《泰晤士报》创刊于1821年;
法国的《费加罗报》创刊于1854年;
意大利的《晚邮报》创刊于1844年。
在东方,日本的“三大报”也创刊于19世纪,《每日新闻》创刊于1872年,《读卖新闻》创刊于1874年,《朝日新闻》创刊于1879年。
这些大报都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记者队伍。
日报的发展,成为19世纪西方职业记者队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因素是通讯社的建立。
当今世界的几家大通讯社,也多建于19世纪。
资格最老的法新社(前身是哈瓦斯社),创建于1835年;
路透社次之,创建于1850年;
美联社创建于1892年(前身为1848年创办的港口新闻社)。
这些通讯社后来都发展为国际生通讯社,它们拥有的记者更多,一般都在1000人以上。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电子媒介的崛起,西方职业记者队伍进一步壮大。
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部,80年代初分别就有1000人左右,在美国几十个大城市和世界各国或地区派有常驻记者。
广播、电视的问世,使记者队伍成分的构成除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外,又增加了广播记者、电视记者两个新成员。
记者队伍成分显示出多样化色彩。
随着时代的进步,记者队伍性别成分也在发生变化,女性的比例日益增多。
1990年法国女记者占记者总数的1/3,而十年前公占1/4;
另一个变化是记者的文化素质也在提高,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越来越多。
这两个变化,在我们国家也能察觉出来。
西方职业记者在传播新闻信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所谓“无冕之王”问题。
西方对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称呼出于何时?
它意味着什么?
据有关新闻学辞典解释,此语出于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三大主笔时期。
当时,被称为“大力神”的《泰晤士报》成为英国舆论领袖。
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地位很高,人们称他们为“无冕之王”。
后来,西方新闻界也自诩记者为“无冕之王”,意思是说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资立阶级新闻媒体大多属于垄断资本所有,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记者不能摆脱这种格局,老板认为你工作得好,服务得好,可以给你增薪提职;
老板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可以炒你的“鱿鱼”,请你另谋高就。
记者报道也有种各限制。
曾在日本采访数年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苏海河,根据他对日本新闻界的观察,在《日本新闻界印象》一文中说,日本记者标榜绝对的自由,他们称自己是无冕之王,称舆论是独于政治和法院之外的第三势力,意思是舆论对另外两者有监督权力,却不受他们的管制。
可实际上,远未至此。
比如日本记者对皇室是绝对不敢冒犯的,那是因为政府有一个宫内厅不断对媒介设定各种框框。
再如日本的前任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桃色丑闻在一些小报杂志上炒得满城风雨,而日本的大报和电视台均未敢触及,据说是内阁的官房长官专门召见报社老板们打过招呼,可见报社还是受到政府的压制和影响的。
即使是自由撰稿人,表面看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也有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约束着他,还有国家这样那样的法律管着他,他也不能随便逾越。
所以说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下班特殊地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有些西方记者自己也不不承认他们是“无冕之王”。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有些影视作品和文章,曾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无冕之王”,这无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记者职业的性质,只会起负面作用。
西方职业记者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出了许多闻名世界的记者。
以美国为例,有普利策(1847-1911),有华尔街“智囊”之称的李普曼(1889-1974),有曾获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1899-1961),等等。
在西方职业记者中,从政治上看,有进步记者与反动记者之分,有左中右之分,这一点在研究西方职业记者队伍的状况时,也是不应忽略的。
第三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第一批记者的杰出代表
正像资立阶级记者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样,无产阶级记者的出现也非偶然。
早期的无产阶级记者,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产阶级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登上政治舞台,创办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报刊的情况下出现的。
无产阶级记者的历史,如果从“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英国宪章派于1837年创办《北极星报》算起,至今已有约160多年;
如果从马克思1844年创办《德法年鉴》算起,至今也有150多年。
从具有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记者的历史来说,后者更为确切。
因为《德法年鉴》是一个标志,恩格斯称《德法年鉴》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而且马克思在创人《德法年鉴》时,他的世界观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这100多年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也不断前进,无产阶级记者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今天,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已有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记者队伍;
在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的一些国家,也有无产阶级记者在那里工作和战斗。
在国际新闻舞台上,无产阶级记者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有重要影响的力量。
在这100多年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无产阶级记者。
在这些记者中,首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无产阶级第一批记者的杰出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叫主义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他们一生的辉煌业绩,包括了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伟大贡献。
他们的战斗岁月,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就是从人报和为报刊撰稿开始的;
他们的报刊活动,又直接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看,在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中,像他们那样数十年和报刊发生那么密切的联系,是少见的。
马克思是一个人才能出众、智慧超群的主编。
他曾担任《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的主编和总编辑。
他担任这些重要职务时,才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
在担任主编和总编辑的过程中,他还做了许多在今天看来是属于记者做的工作。
在当时编辑部人员少的情况下,要绝对划清编辑与记者之间的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人同时要做几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既编又采,还有其他。
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创立初期办的报刊也是存在的,本章第三节中将要谈到。
还值得注意的是,1848-1849年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在自己不可能办报的情况下,利用了凡是能利用的报刊进行战斗。
从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他曾担任美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论坛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达10年零5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从1854年底开始,他还同时担任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新奥德报》的伦敦通讯员,为该报写稿约10个月;
从1861年10月20日起,他又应约为奥地利《新闻报》撰稿,他写的通讯报道在发表时,通常注明“本报伦敦通讯员”或“特约通讯员”。
马克思担任这三家报纸的通讯员,实际上做的派出记者的工作,他写了大量新闻、通讯和政论。
他写的不少政论,《纽约论坛报》当作社论发表。
他被该报称为“最优秀的欧洲撰稿人”。
恩格斯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才能,更多地表现在记者这一方面。
《恩格斯传》的作者在书中称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记者”。
恩格斯19岁时写的《乌培河谷来信》,其文笔这流畅优美,描绘事物之具体入微,就崭露出他写通讯的才华。
他曾经为《莱茵报》写过多篇柏林和伦敦的通讯。
1845-1846年,他担任过英国《北极星报》的德车通讯员。
1847年,他是在比利时出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他是总编辑马克思最得力的助手。
1849年以后,他长期寓居英国,先是在曼彻斯特,后又迁往伦敦,为许多报刊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评论和其他文章。
从记者工作角度看,我们可以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些什么呢?
除了后面的某些章节要提到的以外,这里概括地谈几个突出的方面:
一、他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已任。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他们的写作,包括新闻写作,完全服从于革命这个目的。
二、他们热爱真理,几十年如一日为真理而战斗。
在新闻工作中,为了坚持真理,他们不畏强暴,不向反动势力低头。
他们对那些亵渎真理,惯于靠歪曲事实、造谣撒谎和诽谤过日子的反动报刊和记者,深恶痛绝。
他们的许多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报刊和记者的卑鄙行径。
三、他们热爱人民,是人民的忠实代言人。
马克思在从事报刊活动的初期,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他理想中的报刊是“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增。
”他还指出:
“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反映人民的愿望,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准则。
他们对写作采取了极其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
四、他们尊重事实,重视调查研究。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之所以能写也《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那样有力量的文章,靠的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而是调查研究。
他亲自调查过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搜集了大量材料。
因此,他的辩护有理有据,对方驳不倒。
他在《新莱茵报》时期写的文章,是他亲自参加了1848-1849年德国和欧洲革命斗争的产物。
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大英博物馆成了他经常查阅资料的地方。
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本书,除了了研究英国的无产阶级而外,还研究了英国的资立阶级、英国的整个社会。
他多次深入到工人家中去访问,掌握工人贫困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他们的写作,是建筑在对历史和现状的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
当然,他们给报纸写通讯政论,更注重对现状的调查研究;
但在对现状的调查研究时,他们又不割断历史,有历史观点。
五、他们学识渊博,并有专攻。
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其实,马克思自己的学识了渊博和惊人。
他们博览群书,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
广泛的兴趣,勤奋刻苦的学习,是他们之所以具有渊博学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他们就能应付新闻工作天天碰到新问题这种局面而临阵不乱;
正在为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他们的写作天地十分广阔,中以纵横驰骋,有写不完的题目;
正因为他们具有渊博学识,他们博览群书,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
广泛的兴趣,勤奋刻苦地学习,是他们之所以具有渊博学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他们就能应付新闻工作天天碰到新总是这种局面而临阵不乱;
正因为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他们笔下给读者展示的是异彩纷呈现的世界。
他们也遇到过自己不熟悉或力不从心的问题,但他们不勉强,总是实事求是去对待,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对要写的东西不熟悉,文章自然写不好”。
怎么办?
他要么干脆不写,要么同恩格斯探讨、交换意见,要么请恩格斯写。
另外,马克思在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军事科学等领域,还有独到精深的研究。
恩格斯写过许多军事评论,1849年写的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军事评论,1870年7月——1871年2月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后,都发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出自高级挥官之手,因而他在朋友中赢得了“将军”称号。
六、他们写得既多又快。
《新莱茵报》存在的时间只有11个月零19天,出版了301号。
马克思在繁重的编务和出版工作之余,恩格斯在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而一度流亡到瑞士的情况下,两人一共写了400多篇文章。
400多,这是一个多反了不起的数字!
和写得多相联系的是写得快。
他们都有过这样的记录:
一天写两篇文章,甚至写三篇四篇文章。
可以想到,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纷至沓来的题目,片样使他们激动,又怎样使他们手不停笔,度过了多少不眼之夜!
他们之所以写得那么多,是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人之所以写得那么快,是因为有过硬的写作功底。
马克思曾这样称赞恩格斯:
“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
这话用在马克思自己身上,也是非常恰当的。
七、他们掌握了多种外国语言。
他们除熟练地掌握了要国语言外,还勤奋学习外语,懂得多门外语。
这对于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新闻工作都带来莫大好处。
他们借助外语这个工具,阅读各国书刊,了解各国舆论动向和科学研究成果,为他们的写作服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人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和我们不同,但上述方面无疑应该是今天我们的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留下的许多独具风格的第一流新闻作品,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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