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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
章太炎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而充满着矛盾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向,经学家和小学家的目光,加之他思想中保守和复古倾向,使他的文学思想既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同时也带有传统文学观念强大的历史惰性。
文章从五个方面来阐释章氏文学思想的成就和局限:
即文学的发展观与文学的退化论;
精辟的诗论;
“跳踉搏跃”的“雷霆之声”;
小学家的文学观;
承认言文合一与鄙夷白话文。
关键词:
文学思想;
发展观;
退化论;
雷霆之声;
小学家的文学观;
言文合一中图分类号:
I20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935(2007)03-0080-09章太炎(1887-1936),名炳麟,字枚叔,改名绛,别号太炎,学者称太炎先生。
浙江余杭人。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章太炎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不仅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
章太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又是思想和行动充满着矛盾的一生。
章氏思想的矛盾既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也表现在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上。
章太炎文学思想的矛盾主要应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新旧思潮的冲突,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二重性来加以考察说明。
另一方面,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由于章太炎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使他在近代文坛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章氏的政治思想、学术成就、文学思想,应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主要课题。
本文论述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文学的发展观与文学的退化论。
章太炎论文学重视其流变,他吸收了古代朴素的辩证发展观,认定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
他说:
《易》日:
“穷则变,变则通。
”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然也。
…(P15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易经·
系辞下》中的话,是古代哲学家对宇宙万物发展变化总规律的概括。
世间任何事物都处在变的流动过程中,《吕氏春秋·
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变”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章太炎正是由此出发论证了文学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他引日人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云:
“世谓希腊文学,自然发达。
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熟,次及柿实。
故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
”[21(P405)这是就文体变化而言的。
这种变,征之中国文学,其秩序亦同。
章氏认为:
中国文学即先有韵文而后有散体,沮育、仓颉之前,大约只有韵文,这是因为“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久则忘失。
缀以韵文,则便于吟咏,而记忆为易。
意者苍、沮以前,亦直有史诗而已。
稍后的《诗经》亦系韵文。
春秋之后,史皆不韵,诸子百家,由此而起,于是散文兴焉。
先有韵文而后有散文,这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规律。
欧洲文学先有史诗、诗歌,而后有叙事文学。
中国文学史家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亦是文体随时代而变的例证。
章太炎又以诗体的变化为例来说明文体的变迁。
夫文穷则变,诗亦有然。
四言诗将穷,收稿日期:
2006-12-27作者简介:
郭延礼(1937-),男,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802007年5月第30卷3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hanxiUniversity(Philosophy&
SocialScience)May,2007Vol.30No.3·
文学研究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而充满着矛盾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向,经学家和小学家的目光,加之他思想中保守和复古倾向,使他的文学思想既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同时也带有传统文学观念强大的历史惰性。
即文学的发展观与文学的退化论;
的“雷霆之声章太炎(1887-1936),名炳麟,字枚叔,改名绛,别号太炎,学者称太炎先生。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章太炎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不仅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
章太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又是思想和行动充满着矛盾的一生。
章氏思想的矛盾既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也表现在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上。
章太炎文学思想的矛盾主要应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新旧思潮的冲突,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二重性来加以考察说明。
另一方面,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由于章太炎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使他在近代文坛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章氏的政治思想、学术成就、文学思想,应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主要课题。
本文论述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章太炎论文学重视其流变,他吸收了古代朴素的辩证发展观,认定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
《易》日:
穷则变,变则通。
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然也。
…(P153)系辞下》中的话,是古代哲学家对宇宙万物发展变化总规律的春秋察今》篇说变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章太炎正是由此出发论证了文学也应序,如一岁气候,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熟,次及柿实。
故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
[21(P405)这是就文体变化而言的。
这种变,征之中国文学,其秩序亦同。
中国文学即先有韵文而后有散体,沮育、仓颉之前,大约只有韵文,这是因为欧洲文学先有史诗、诗歌,而后有叙事文学。
中国文学史家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亦是文体随时代而变的例证。
迁。
他说:
夫文穷则变,诗亦有然。
80则进而为五言诗,五言诗至唐而穷,则进而为七言律诗。
【3]这说明章太炎正是由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来阐述文体的变化,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
[41作家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挽回其大势的。
章太炎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浓郁的民族思想往往带有一点复古的味道。
更何况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具有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但太炎并不完全是一位复古主义者。
他论文并非文必称秦汉,而是看到了文学发展、变革的因素。
这也是章氏文学发展观的一种表现。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辞者,多论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汉。
”而太炎论文却以魏晋为法,上遗秦汉,极力推崇魏晋文。
[5](P425)他和一般的复古主义者不同:
只知模仿,不知创新,只知文章越古越好,太炎却不然,他反对模仿,主张创新。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晚)近?
……《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常。
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
《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无虑陈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
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6J(P153-154)作者认为“人事百端,变易未艾”,一切事物均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文学也是随着“政俗迭变”而向前发展,那能把百代前的法则留给后人遵守呢?
“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这真要让那些一步一蹴、模仿前贤的复古者瞠目结舌、无以答对了。
他主张创新,敢于批评古人。
他批评“秦汉之文,不尽可法,并举《史记》为例说“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意不相属者”[7】。
这也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
他在《国故论衡论式》中对秦汉文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秦世先有韩非、黄公之伦,持论信善,及始皇并六国,其道已隘。
自尔及汉,记事韵文,后世莫与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论也。
汉初,儒者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
道家独主清静,求知韩非《解老》,已不可得;
《淮南鸿烈》,又杂神仙辞赋之言。
其后经师渐与阴阳家并,而论议亦多牵制矣。
汉论著者,莫如《盐铁》,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
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而不得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
[sl(P425-426)太炎对秦汉文的批评从大处着眼,要求是很高的,也是极有见地的。
他又说: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
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
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他认为魏晋之文的优点有: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5](P426)章太炎推崇魏晋文,一是对明代复古主义“文必秦汉的反动;
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的。
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战斗的革命的政论家。
魏晋时代,辨明析理之学特别发达,魏晋文章也确如太炎所说守已有度,伐人有序”,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较之秦汉文章,应当是一个发展;
特别是它吸取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魏晋文形成了清峻通脱的风格。
他称赞王弼、嵇康、裴颁诸家的文任意卷舒,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
”[7]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即与佛教文化有关。
魏晋文在思想上又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面对现实、批评时政,这样的文章恰是那个战斗的、革命时代所需要提倡的。
因之,太炎特别推崇魏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章太炎在论述文学流变时,他坚持变革、发展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章氏的变革、发展论是不彻底的,具体地说,它只是适宜于魏晋或唐之前;
魏晋和唐之后,则又表现出了章太炎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退化论观点。
他论文以魏晋为顶峰,唐宋均不足观。
“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
简文变古,志在桑中。
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兹沫矣。
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
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
辨智宣朗,不能如魏、晋。
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
[5](P425)。
他又将唐宋古文名家如李翱、韩愈、欧阳修、曾巩、苏轼父子批评了一通,不是“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
就是“好为大言,汗漫81这说明章太炎正是由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来阐述文体的变化,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数极而迁,章太炎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浓郁的民族思想往往带有一点复古的味道。
更何况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具有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但太炎并不完全是一位复古主义者。
他论文并非文必称秦汉,而是看到了文学发展、变革的因素。
这也是章氏文学发展观的一种表现。
而太炎论文却文。
只知模仿,不知创新,只知文章越古越好,太炎却不然,他反对模仿,主张创新。
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晚)近?
……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常。
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
《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无虑陈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
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6J(P153-154),一切事物均处政俗迭变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这真要让那些一步一蹴、模仿前贤的复古者瞠目结舌、无以[7】。
这也是发人所未发,言秦世先有韩非、黄公之伦,持论信善,及始皇并六国,其道已隘。
自尔及汉,记事韵文,后世莫与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论也。
汉初,儒者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
道家独主清静,求知韩非《解老》,已不可得;
《淮南鸿烈》,又杂神仙辞赋之言。
多牵制矣。
汉论著者,莫如《盐铁》,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
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而不得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
[sl(P425-426)太炎对秦汉文的批评从大处着眼,要求是很高的,也是极有见地的。
数,汉人之短也;
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
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5](P426)文必秦汉的反动;
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的。
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战斗的革命的政论家。
魏晋时代,辨明析理之学特别发达,魏晋文章也确如太炎所说,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较之秦汉文章,应当是一个发展;
特别是它吸取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魏晋文形成了清峻通脱的风格。
他称赞王弼、嵇康、裴颁诸家的文力。
[7]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即与佛教文化有关。
魏晋文在思想上又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面对现实、批评时政,这样的文章恰是那个战斗的、革命时代所需要提倡的。
因之,太炎特别推崇魏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章太炎在论述文学流变时,他坚持变革、发展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章氏的变革、发展论是不彻底的,具体地说,它只是适宜于魏晋或唐之前;
魏晋和唐之后,则又表现出了章太炎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退化论观点。
他论文以魏晋为顶峰,唐宋均不足观。
在桑中。
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
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
辨智宣朗,不能如魏、晋。
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
他又将唐宋古文名家如是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就是“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
或为“佞人之笺笺者[5](P426)。
唐宋古文尚且如此,元明清三代更不必说了。
太炎于诗,也认为诗至唐后无可观。
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是不竞。
五季以降,虽四言之铭,且拱手谢不敏,岂独采诗可以观政云尔。
……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
尽正变。
[4】(P431-433)他论古诗断自梁文简帝之上,对近体诗完全一笔抹杀,认为只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诸人能以“继风雅,尽正变”,尚有一席之地。
中晚唐和宋之后一千余年的诗坛均无足观。
唐以后无诗说是一种传统偏见,虽不一定起于太炎,但他的论断显然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他的弟子鲁迅就曾说过: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8】(P612)章太炎这种历史退化伦的观点,还表现在他对魏晋之后的文学及其作家评价上。
他评论历代文章,认为六朝雕琢,唐宋浮夸;
对于清代作家,更少所许可。
他批评归有光、方苞“故未识字”,刘大槐的古文是“榛芜秽杂”。
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派的几个主要人物如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也是贬多于褒,微词连篇。
对于严复、林纾、魏源和龚自珍几近诋毁。
特别是对龚自珍、魏源。
魏源、龚自珍则所谓伪体者也。
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缪,而诩诩自高,以为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而往往近于怪迂。
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氐剽窃成说而无心得,其以“六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词,观其华,诚不如观其质者;
若其文词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而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弗逮,以校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之近实,而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词,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
自自珍之文责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
[9J(P439-440)魏源、龚自珍是近代主张改革、面向西方、首开风气的思想家,也是勇于冲破传统桎梏而力求革新的文学家,他们作品中批判的战斗锋芒和干预现实的内容更是值得珍视的。
章太炎对龚、魏的评价,除82了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外,大约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章太炎受传统文学思想中保守因素的影响,对近代文学中革新求变一派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对于龚自珍、魏源的文学成就便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
文学的发展观和退化论本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它同时出现在章氏的文论中,正表明了他文学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精辟的诗论。
章太炎于诗歌的论述颇多独到之见。
这里主要谈以下三点:
第一,弘扬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章太炎是主张“诗言志的,他引《毛诗·
序》云: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歌是言志和抒发人们的思想感情的。
章太炎对的理解是志与情并重。
他强调诗是歌咏情性的;
同时也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内容,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
他论古典诗歌,于《诗经》重视十五国风,于汉代重视乐府民歌,于魏晋特重视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认为这些诗人,“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
反映了章氏审视诗歌,仍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为本。
他重视《诗经·
国风》的“籍歌陈政”、“以观民风”[7],强调汉乐府诗的“缘事而发”突出魏晋文学的建安风骨,均是因为其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试看王粲的《七哀诗》《从军行》,曹植的《送应氏》,阮籍的《咏怀》,刘琨的《抚风歌》,无不贯注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章太炎指出这点,在当时一部分“同光体”诗人远离现实、向故纸堆里讨生活的情况下,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诗主性情,与学无关。
章氏认为:
诗歌与文章(这里主要指议论文)不同。
前者主情,与学无关;
后者重名理,则有关于学。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
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待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
”[5](P427)“必先豫之以学”,也就是说写文章要有学问,用现在的话说,写议论文要有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
章氏论文学,把不同体裁的诗、词、赋、文分开,而强调其各自的品格、特征,这点是正确的。
话再回到本题:
诗主性情,与学无关。
诗歌是咏吟性情,古今概同。
诗歌要抒发诗人的真实感情,这是太炎论诗的重要标准。
以此为基点,他认为诗可扬意气,感慨之士擅焉”。
所谓“感慨之士”就是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或为佞人之笺笺者[5](P426)。
唐宋五季以降,虽四言之铭,且拱手谢不敏,岂独采诗可以观政云尔。
……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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