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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
上象人君父,无所不能制化,实得道意。
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万物归焉。
三光守道而行,即无所不照察。
雷电守道而行,故能感动天下,乘气而往来。
四时五行守道而行,故能变化万物,使其有常也。
万物各有其“性”,人类所做的应当是“物便其所”,否则,如果违背了这种天地之性,或逆此自然之势,便会带来危害。
故《太平经》说:
“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
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
五土各取其所宜,乃其物得好且善,而各畅茂,国家为其得富,令宗庙重味而食,天下安平,无所疾苦,恶气休止,不行为害。
如人不卜相其土地而种之,则万物不得成竟其天年,皆怀冤结不解;
因而夭终,独上感动皇天,万物无可收得,则国家为其贫极,食不重味,宗庙饥渴,得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残贼。
对“天地之性”,“当任其所长”,不能为而不可强也,即不可将人类的主观愿望强加给自然界的事物,违反其“天性”,否则导致“万物不得成竟其天年。
”太平经》的这种顺“天地之性”则昌,逆之则亡的观点已被后代无数事实证明。
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太平经》的生态伦理思想
(2)
其次,人类要尊重自然。
《太平经》认为,人和其他万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正是自然造就了人类,故人类应尊重自然。
这里的自然是指天地自然,在《太平经》中表现为“天父地母”的思想。
天地是人类和万物的父母,正像子女尊重父母长辈一样,人类理所当然的应当尊重人类和万物的父母—天地自然。
尊重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物遵循则生,违背则死,强调了天父地母的神圣性:
“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
天者主生,称父;
地者主养,称母;
人者主治理之,称子。
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
”
天地生物,人负责管理万物,不但如此,就象子女对待父母一样,人也应该敬父爱母。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孝之子。
对不孝之子天地会以凶年的方式给予警告:
“天地乃是四时五行之父母也,四时五行不尽力供养天地所欲生,为不孝之子,其岁少善物,为凶年。
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
不孝之子常做出伤害天地父母之事,对这种不孝之子的恶行,天地也会予以处罚,《太平经》说:
“人乃甚无状,共穿凿大地,大兴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黄泉,浅者数丈。
母内独愁患,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捆恺,而无从得通其言。
……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顺为怨,不复赦之也。
这里描述的是汉代流行的善恶报应思想,当时的人们并非是从生态伦理的意义上去认识天父地母的,但其思想的内涵仍然是强调人对自然法则的遵循和敬畏,这和现代生态学尊重自然的原则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
二、尊重生命
在道家的视野中,对生命的尊重是其最终的追求。
表现在《太平经》中,一是好生,二是贵生。
好生体现在道的特性—道生万物中,道本身就是生生不息的母体,生是道的重要体现,道不仅是人类之母体,也是万物之母体。
《太平经》重人之生,亦重生物之生;
因乐生,故恶死、畏死;
因好生恶死,故把生看做最珍重之物。
《太平经》的这些对生命尊重的思想和方式正好和现代生态学“敬畏生命”的思想有很好的一致性。
好生。
《太平经》继承了先秦道家“道生万物”的思想,认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母体。
道本身就含有生生不息之义。
在《太平经》中,“道”不仅是最高的本体,是“万物之由”,[3]f而且道生万物,并不居生之功,把道的好生之德的特性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为了突出强调生是道的特性,《太平经》中把生喻为天地之德,把道德与天地相配,旨在说明道兴则万物生。
“子以何天道得伤,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
万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伤矣;
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绝者矣。
一物不生一统绝,多则多绝,少则少绝,随物多少,以知天统伤。
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
《太平经》在说明“道”生万物的过程时常借助于“一”和“元气”等概念。
“一者,数之始也;
一者生之道也。
“物始于元气”“故天者名生称父,地者名养称母。
不论是“一”还是“天”、“气”等概念,都是对道生万物的具体发挥,都包含了“道”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和好生之功能。
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在《太平经》中更直接地表现为人类对生命的代代相传,如果没有了道生万物、万物也以生相传的功能,万物包括人类的种族繁衍就会终止,则生的功能就会丧失:
“今天乃贵重传相生,故四时受天道教,传相生成,无有穷已也,以兴长凡物类。
“道乃主生;
道绝,万物不生;
万物不生则无世类,无可相传,万物不相生相传则败矣。
正是基于道的生生不息的永恒相生相传性和万物相传相生的需要,《太平经》认为男女必须结合以繁衍人类,以相生相传。
如果男、女任何一方减少都会导致男女失衡,故反对残害妇女,反对男女独身。
“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今使好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
“夫贞男不施,贞女乃不化也。
阴阳不交,乃出绝灭无世类也。
二人共断天地之统,贪小虚伪之名,反无后世失其实核,此天下之大害也。
可见《太平经》不仅重视个体之生,更重视群体之生。
不仅如此,《太平经》对生命的重视还表现在好生恶死、乐生恶杀方面,表明了对生命的热爱。
“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乐生。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
由上可以看出,道是万物之母体,道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修道好道即是好生;
生是善的是美的,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故人皆乐生好生,人们追求的最善即是乐生;
死是人们不愿面对的,是人所畏惧的,故人皆恶死。
贵生。
道家哲学本身就是一种以生为核心观念的哲学。
《太平经》中“生”更是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生比各种物质财富都珍贵,比帝王将相之位更值得珍惜。
人们把“贵生”作为修仙学道的终极目标:
“要当重生,生为第一。
“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
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有一生,不得再生也。
这种生命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的贵生态度,把现实中人们对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凸显了天地之间人为贵,且最贵是生命的道家重现实今生的核心观念。
这种观念在《太平经》中被反复强调:
“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
重生者独得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
……凡人一死不复得生也。
”“绝洞弥远六极天地之间,何者最善?
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为最善。
《太平经》重生的思想还表现在“好生恶杀”上,对生命的珍惜就是反对杀害、残害生命。
“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可以看出,道家的好生不仅对人,而且是对“蠕动之属”,由对人的生命的珍重扩展到对所有动物,甚至还包括“植物”在内的一切大地上的万物生命的爱护。
“去天以真要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兽。
夫四时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宝也,天地之藏气也。
六畜禽兽皆怀之以为性,草木得之然后长。
《太平经》的生态伦理思想(3)
六畜禽兽和“草木”都是平等的生物,其生命都应平等地被保护和尊重。
对生命珍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减少刑罚,反对滥施酷刑、践踏生命的行为。
《太平经》主张崇尚道德,以德治国,反对刑威:
“刑者其恶乃于天,逆阴阳,蓄积为恶气,还伤人……好用刑乃与阴气并,阴者杀,故不得大寿。
《太平经》进一步从重视生命的立场出发,反对刑、杀,反对乱加罪名,滥施严刑,认为重刑子人等于是灭绝人类的行为。
“神圣为法,不可一旦予人重刑,灭人世类”。
即使有人违法犯罪,也不能连累家人和他人:
“人有过莫善于治,而不陷于罪,乃可也。
其次,人有过触死,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与比伍,乃可也。
其次,罪过及家比伍也,原指有罪者,慎勿尽灭煞人种类,乃可也。
三、尊重万物
《太平经》认为万物都是由道所生,把人与宇宙间其他的万物都看作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贵贱之分:
“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
”在《太平经》中,“我”做为人类中的一员,与其他万物同为物,在主体上是平等的,物非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物均有其各自的独立性。
这明显地是对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以天地万物平等的眼光,从万物运动相通的角度看待万物,认为万物都是一体的,都统一于道。
正是因为万物统一于道,由道所生,故而是平等的,是没有贵贱和等级差别的,在此基础上《太平经》认为每一事物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只有依据事物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尽物之用。
以“适宜”作为万物齐一的标准,得出了“物无贵贱”的结论。
显然这里“物无贵贱”的结论是对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的改造和发展。
《太平经》重在强调万物各有其所能,也各有其不足,若用其所“适”,则万物齐一。
万物的贵贱是相对的,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
可见,万物天然是平等的,物的贵贱是人为的。
与先秦道家从纯理论上提出“物无贵贱”的思想相比,《太平经》在强调“万物平等、物无贵贱”的同时突出了人的地位。
《太平经》中所讲天父地母,共生万二千物,人主治理之,也是说明天地生物后,由人来管理,从而使人在万二千物中的身份成为最高。
其中说到:
“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但绿籍相命不存耳。
“人者,是中和万物之长也。
《太平经》在讲万物生而平等的同时,是相对的,是对先秦道家“万物齐一”的绝对性平等的继承和发展,融进了儒家思想的成份,更突出强调了人在天地和万物之间的主体地位。
当与世间除人外的万物比较时,人是作为除天地之外“治理万物”的主体,起的是中和万物的作用,人为万物之长是由于其拥有其他生物不具备的智慧,只有人才能胜任调和万物的角色。
“民者主为中和谭,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人为万物长”的观念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的人主宰世间万物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也是建立在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之上,但它注重的是人与其他生物的对立。
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役使它们,当然也可以以它们为食;
至于野生动物,虽然并不是全部都可食用,但有些还是可食的。
此外,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可以把它们制成衣服和工具。
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就了万物。
这是典型的把人和其他生物对立起来,认为万物生来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除人之外,其他动植物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其他价值,人就是万物之中的主宰。
与此相反,道家主张人为调和万物的管理者的观点正是因为人和天地一样具有好生之德和仁慈之心,并没有支配役使其他生物的思想,人担当起的这一角色是为了让天生地养的万物更好地生存。
“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
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
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天地,故称仁也。
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
“人本生时乃名神也,乃与天地分权分体分形分神分精分气分事业分居,故为三处。
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
是故尊天重地贵人也。
《太平经》这种“调和万物,共治万物”的思想并未构成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
它没有把其他生物的存在看成是为人类而生的工具,而正是因为人比其他生物多了一点“智慧”,才可以更好地担负起管理天生地养的万物的责任。
《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关键词:
《太平经》消费伦理“三合相通”现代价值
摘要:
《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分三个层次:
一是提出并论证了“万二千物具生出”这一衡量社会消费品是否达到富足的标准,二是提出并论证了“随力聚之,取足不穷”的获取消费品的途径,三是提出并论证了“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费藉求层次论。
《太平经》消费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继承了先秦道家自然主义的传统,以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维模式为特色,观点独到而深刻,拓展了道家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对现代社会重构新型的消费伦理仍有启迪意义。
《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围绕“去乱世,致太平”这一治国目标,在融合先秦儒、道、阴阳、术数、神仙等诸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以天地人“三合相通”为思维模式,以道法自然为价值取向,在消费伦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拓展了道家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丰富了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
一、“万二千物具生出”:
消费品富足与否的衡,标准
《太平经》在讨论富足观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国家或社会达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富足,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则是真正的贫穷?
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
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提供的消费品是否真正达到富足?
《太平经》提出这一问题既有思想上不同于俗见的独到性和深刻性,同时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因为,汉代社会通行的观念认为,社会拥有的东西多,就是富足,拥有的东西少就是贫穷,即所谓“多所有者为富,少所有者为贫”。
《太平经》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富足观,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多邪伪债盗贼”,就可以说是富足吗?
如果老百姓拥有的多,而君王拥有的少,难道就可断言这个国家贫穷吗?
所以在讨论如何治国以实现国家富足之前,《太平经》认为有必要先弄清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和贫穷,然后才能找到实现国家富足的办法。
《太平经》认为:
“富之为言者,乃毕备足也。
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生出,名为富足。
中皇物小减,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为小贫。
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
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
”《太平经》所说的“万二千物”是依术数推导出来的物种数目,指天地间本应产生的万事万物,不仅包括一般所谓的财物,还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等。
在《太平经》看来,上天以好生为特性,万二千物皆可生出;
大地则好养万物,万二千物都能养成。
故治国者如能持仁爱之心与天地之生、养的特性相应,则天下富足,立致太平:
“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
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
……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可无使帝王愁苦,反名为贫家也。
从消费伦理的角度来解读,《太平经》在此提出了一个判断社会生产的消费品是否富足的标准:
富,是完备而且充足之义,天地之间原本是万事万物完备充足的,如果各类物种都能产生出来且数量充足,就是真正的富足,否则,就是小贫、大贫或极下贫。
《太平经》把上述各种贫称之为“天地之贫”,即没能体现大自然的本性之贫。
而富亦有不同程度的划分:
“能致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
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之君也。
不足三分之一,为下富之君也。
无有珍奇善物,为下贫君也。
指生命力强的物种。
这就是说,社会消费品富足的标志是:
不但人类所需的物种齐全、数量充足,而且这些物种生命力旺盛,天地之间一片繁荣。
但两汉社会的现实却是:
帝王因国贫而忧心,百姓因家贫而愁苦,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太平经》认为,这是因为治国者没有力行道、德、仁这“三善”,而采用繁杂的典章制度和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以致上下相互欺诈,文过饰非,天下盗贼横行,社会动荡,这种治国之道“逆于天心,而伤害善人也”。
可见,《太平经》认为孺家的礼治(繁杂的典章制度)和法家的法治(严刑峻法)都不利于社会生产出富足的消费品。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万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呢?
《太平经》开出的治国之方是统治者要力行道、德、仁“三善”:
“力行真道者,乃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备足也。
行德者,地之阳养神出,辅助其治,故半富也。
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
但以道、德、仁治国还是有层次高下的区分,其中道治最高,次为德治,最下为仁治,所以达到富足的程度也存在备足、半富、小富的差别。
《太平经》指出:
“故古者圣贤,与天同心,与地合意,共长生养万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传之,万物可兴也;
如以凶恶意传之,凡物日衰少。
故有道德仁之处,其人日多而好善;
无道德仁之处,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贫苦,此天地之格法。
”也就是说,治国者只有顺应真道之好生、真德之好养、真仁之好施予的特性,生、养、成三者协调统一,才能实现“万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状态,才能为百姓提供充足的消费品。
《太平经》“万二千物具生出”的富足观,其消费伦理的意义体现为:
在考量社会消费品富足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时,将这一问题放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三维框架中来思考和讨论,修正了社会消费品富足与否的衡量标准。
《太平经》认为,消费品的富足与否不能仅考虑消费物品数量上的多少,还必须考虑其种类是否齐全,考虑天、地所能生产的各类物种是否都能生出且数量充足、生命力旺盛。
应该说,《太平经》的观点及思维方式是独到而深刻的。
二、“随力聚之,取足不穷”:
消费品获取的正当途径
如何从社会获取个人所需要的消费品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太平经》提出的观点是“随力聚之,取足不穷”。
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又是建立在“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的财物公有观之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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