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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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方面，反映解放战争的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描写西北战场沙家店等战役；

吴强的《红日》，描写茉芜、孟良崮战役；

曲波的《林海雪原》描写东北的一支抗敌小分队的传奇性抗匪斗争；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描写解放前夕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我党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

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有孙犁描绘滹沱河畔抗日图景《风云初记》，反映敌后斗争的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反映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小说，主要有记述30年代厦门大劫狱事件的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探索展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杨沫的《青春之歌》，反映20年代香港罢工、广州起义等历史现实的欧阳山的《三家巷》，被誉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诗的梁斌的《红旗谱》。

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小说，比较重要的有陆柱国的长篇《上甘岭》，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路翎的描写志愿军情感世界后来受到批判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

　　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短篇小说方面，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党费》等，通过速写及典型细节描写等形式，以小见大，鲜活地刻画出悲壮高大的英雄形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细腻地叙述一位通讯员和一个农村小媳妇感人故事的《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者居多。

长篇方面，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

《山乡巨变》重在渲染鲜明的“乡土风俗画”，表现合作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

《创业史》则以史诗的气魄，塑造了两代农民（梁三老汉、梁生宝）不同的艺术形象。

短篇方面，较重要的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都能够成功地刻画出一些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

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有周而复描写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乘风破浪》等，中篇小说如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

　　在建国初期的小说中，有一类重在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小说，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短篇，发掘独特题材，注重语言、细节、心理描写，富有浓郁动人的人道主义和人情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小巷深处》，将笔触指向妓女改造及其新生活这个禁区，与陆文夫新时期创作的《小贩世家》、《美食家》等描写小巷人物的作品被合称为“小巷小说”；

《达吉和她的父亲》，涉及民族关系，父女深情这一感人主题；

《红豆》则踏进革命与爱情抉择的题材，这些小说后来都曾遭受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

　　1956年，文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加上受到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积极参预生活”的创作潮流。

一批年轻作家开始大胆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阴暗面”，试图引起人们的警惕，出现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一批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及其作者在随后到来的“反右”斗争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

　　在建国17年里，有两个从40年代即已萌芽的比较重要的作家群体值得特别关注，即以孙犁为代表的所谓“荷花淀派”河北作家群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所谓“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

“荷花淀派”主要人物有刘绍棠、从维熙等，代表作有刘绍棠《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孙犁《山地回忆》，其创作特点是通过日常琐事透示时代风云，揭示农村生活的自然美和人情美，清新隽永，富于诗情画意。

“山药蛋派”主要作家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代表作有赵树理的《登记》、《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束为的《赖大嫂》等，特点是采取传统话本手法，强调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靠个性化语言和细节来刻画人物。

　　建国17年，对工农兵作家的扶持，是文坛一大气象。

其中较突出的是刚刚读完速成写字班就写出短篇小说《半夜鸡叫》的高玉宝。

综观建国17年小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创作队伍，并且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有些作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但从整体上看，本期小说大多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过于强调“写中心”，塑造英雄人物，表现光明，从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力量。

这种偏狭倾向发展到60年代初以后，便逐渐走向极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便是历史题材方面的，姚雪垠完成的长篇《李自成》（第一部）、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杜子美还家》等。

二、文革十年（1966－1976）

文革十年，文学进入冬眠期，绝大多数作家遭到批斗，划为“右派”，关进牛棚；

作品被判为“毒草”，受到清洗。

全国八亿人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供阅读、欣赏。

　　文革十年，“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盛行，出现了一批遵循“主题先行”、“三突出”（突出正面主要英雄人物）、“高大全”原则创作出来的作品，诸如《虹南作战史》、《西沙儿女》以及在上海《朝霞》杂志上发表的《金钟长鸣》等。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具有一定可取性的小说，如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也都受到帮派文艺思想，样板戏的影响。

　　1976年蒋子龙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行，开始显露出新的文学转机的萌芽。

三、新时期小说（1976－ 

）

当代小说繁荣发展，取得最大成绩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几年。

新时期小说比较重要的潮流或现象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等等。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文起十年之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班主任》通过塑造谢惠敏，宋宝琦这两个中学生典型，突现“四人帮”对青年一代心灵的伤害，时隔六十年，继鲁迅之后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成为“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

“伤痕小说”这一名称源自上海复旦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卢新华的处女作《伤痕》，该小说记述了一位与“叛徒”母亲决裂离家出走的女中学生，九年以后，当她带着悔恨的心情赶回家时，母亲却已溘然长逝，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创痛与哀伤。

“伤痕小说”的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冯骥才《高个子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铺花的歧路》，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从维熙描写监狱题材的“大墙文学”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长篇《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竹林《生活的河》、何立伟的短篇《白色鸟》等。

这些作品，对文革历史及其带给人民肉体与精神上的创伤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民性大讨论的展开，全国出现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有些作家在揭示文革创伤的同时，开始透过生活表象，深入历史、现实、人的灵魂，进行挖掘探寻与省思，在“现实主义回归”的口号之后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从而在创作上涌现出“反思小说”的浪潮。

反思小说的代表作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蝴蝶》《布礼》、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古华《芙蓉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国文《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树》《灵与肉》、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

　　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小说表现主题的不断开掘同时，作家们追求小说表现技巧的多样化，出现了意识流手法、蒙太拿技巧、多元叙述方式的广泛应用。

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对时序颠倒、时空跳跃的意识流手法的率先运用，曾使当年一度出现“王门立雪”的奇观；

《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运用电影剪辑、蒙太拿技巧，将不同时空发生的情节巧妙地串连在一起，从而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发展，部分作家转向关注“当下”现实，从而创作出了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小说”。

包括张锲的长篇《改革者》、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中篇《鸡窝洼人家》、《腊月·

正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

乔厂长乔光朴是蒋子龙塑造的“开拓者”群像之一典型代表，率先触及工业战线改革题材。

长篇《古船》通过对几代农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对农民历史、面临社会变革、个体生命、文化精神等进行思考和发掘，使小说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

《平凡的世界》则对普通个体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的抗争、奋斗进行了平易而真实的描述。

可被视为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特别是《陈奂生上城》，对农民劣根性进行深刻开掘，从而揭示出：

改革的发展将触及农民的整个精神，要求农民在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和新的飞跃。

何士光的《乡场上》、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则分别从一件小事中反映出农民自主自立意识的觉醒，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农村改革给农民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历史反思思潮的不断推进，一些作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本民族灵魂、精神之根的探寻，在对现实与历史的关注之中注入现代意识，同时运用象征、暗示等现代派技巧，创作出了一大批富有文化意蕴的“寻根小说”。

代表作有：

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

《棋王》刻画了一个沉迷于弈棋的“棋呆子”王一生这一特立独行的人物，小说富有道家淡泊思想，文字精炼从容，极具魅力。

《小鲍庄》透视一个偏僻村庄的众生相，突出“仁义”等超稳定的伦理观念，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蕴含。

张承志的长篇《心灵史》以诗、史、经结合的形式，通过对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信仰历史的回溯，深入探寻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厚积淀，是一部十分独特的文本。

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叙述白、鹿两家的家族史，进而追索“一个民族的秘史”，以现代意识烛照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于本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王朔等，则更是从生活的北京这块地域出发，运用北京方言，描述北京历史、现实的风物、人情世故，具有鲜明的“京味”特征，被称为“京味小说”。

如邓友梅《那五》、陈建功《辘轳把胡同9号》、刘心武《钟鼓楼》等。

　　反思文学对意识流、蒙太奇手法写作技巧的运用，从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发展出另一支脉，即在内容、主题方面强调具备“现代意识”，在小说形式方面注意吸收、应用现代主义的因素，在叙事方面采用多元、复调叙述。

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先锋小说，或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

这些小说大多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对意识形态采取回避、消解态度，强调叙述的游戏性、平面化，结构支离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

包括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以及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的一些作品。

韩少功的长篇《马桥词典》运用辞条方式结构小说，形式新颖，开辟了实验小说的新空间。

　　“反思小说”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80年代中期表现为纪实文学的出现，如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较早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记述众多中国百姓生活的情状。

这一文学支脉在80年代后期发展成一股较大的潮流，出现了新写实小说。

此类小说作者创作时抱着所谓的“零度情感”，多采用客观叙述，力图表现现实生活“毛茸茸的原生态”。

包括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池莉《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方方《落日》、《祖父在父亲心中》、《风景》，刘恒《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叶兆言《关于厕所》、《挽歌》等。

王朔创作的“顽主”系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以及《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

运用调侃戏谑手法，消解意义、神圣与崇高，成为通俗文学之一支。

贾平凹创作的《废都》，展示某些知识分子都市生活状态，但因其对性描写的直露而受到批评和查禁。

　　90年代中期，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关仁山、谈歌的创作掀起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新高潮。

其代表作有何申《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谈歌《大厂》，关仁山《大雪无乡》等，大多为“主旋律”作品。

　　女作家的创作在新时期成就非凡。

铁疑、张洁、张抗抗、谌容、残雪、竹林、宗璞、茹志鹃等都对新时期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90年代女性作家群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女性主义话语和私人空间的建构，出现了一批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文学。

铁凝开始突破早期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追求艺术的纯净、完美的风格，开始重视揭示女性自身生存状态，写出了短篇《孕妇和牛》、长篇《玫瑰门》、《蝴蝶发笑》、《永远有多远》等一批作品。

迟子建、陈染、林白、徐坤、毕淑敏等，都注意女性意识的凸显，或关注女性隐秘的个人化体验，如《私人生活》（陈染）、《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或对男权中心的传统与社会提出质疑，发起挑战，如《厨房》、《狗日的足球》（徐坤），或对女性遭遇进行透视，如《女人之约》、《红处方》（毕淑敏），或以优美的抒情对母亲·

土地·

人关系进行省思，如《日落碗窑》（迟子建）等。

其中，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或被称为“私人化写作”，“个体体验小说”。

这一支脉的写作进入90年代末出现了一群所谓的“美女作家”，她们注重描述个人的性、吸毒生活体验，或被称为是以身体写作的作家。

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即因其对个人性体验颓废生活的过分渲染而受到查禁。

这是女性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消极倾向。

　　“新官场小说”在1997年前后开始涌现，并受到关注。

如李佩甫《羊的门》，李唯《腐败分子潘长水》，王跃文《官场春秋》等。

　　90年代中、后期，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陆续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些作家被认为是站在社会边缘处写作，被称为“新生代”。

代表人物有毕飞宇、鲁羊、何顿等。

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开始次第登上文坛，并有佳作问世，如丁天的《幼儿园》，郁秀的《花季·

雨季》等。

　　综观新时期二十几年小说，新人辈出，佳作频仍，各种流脉、现象潮起浪涌，各领风骚二、三年。

由此可见，处于改革风云变幻时代中的当代小说，正在酝酿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