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书院与地方文化 吉州地区书院学术与民间宗教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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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很显然的是宋元以降，中国知识界受到科举制度及印刷术的影响，逐渐能在更广大的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同时，社会及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教育的发达。

另外，宋朝政府又提倡教育，鼓励士大夫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事务，所有这些使知识分子得以享受更大的发言权，从而在议政及参与国是当中提出许多知识上的新见解。

宋明道学兴起的历史渊源不能不追溯到这一系列的改变。

宋明道学传播的最重要工具自然是书院。

朱熹是众所周知的先驱，他领导了书院的运动，使得书院制度成了地方教育的主干，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到20世纪的初年才被现代教育所取代。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以“书院”或“精舍”为名，有教学之实的教育机构就超过8000个，可见书院在朱熹以后就变成了中国地方教育的中枢机构。

其影响深远，自不待言。

书院制度及道学教育的内容在各地区的发展过程自然会因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经济背景而异。

地方文化当中的价值系统更会与道学的价值和思想产生相互依傍而最后逐渐道学化的现象。

上面所谈到的福建情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唐宋以来，佛教在福建的影响深远，而寺院的经济力量也十分庞大。

宋明儒学在朱熹的领导之下，必然与福建地区的佛教势力产生相互的冲激和互动。

福建的道学因此就带有其特别的面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所谓濂、洛、关、闽之学，以及目前很多人都注意的湘学，其形成的过程都与各地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乃至民间信仰息息相关。

二宋代江西路的发展中唐以后，北方经济及农业遭到破坏，人口大量南移，造就了江西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

光以人口而言，江南西道的密度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大约为11.35（每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十五道中，只占第九位。

到了北宋末年，江西路的人口密度已经增加到27.7，而到了南宋的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它更升到37.7。

以北宋言之，江西路的人口密度已是全国二十四路中的第四位，而到了南宋，人口大量南移，江西的密度更升为第三位，超越了两浙路。

由于人口的增加，江西经济的发展自然有更多有利的条件，以漕运京师的米麦来看，北宋规定每年从东南六路应运600万石，而江西负担120.89万石，占其1/5强，仅次于淮南和两浙。

沈括这么说：

发运司发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

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到了南宋，江西对政府的漕米更增加到1/3。

这是江西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写照。

事实上，江西经济的发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不能在此一一细述。

江西地区的发展自然与水路交通有密切的关系。

鄱阳湖地区在北宋时有一半归江东路管。

南宋时鄱阳湖入江的江州划归了江西。

不管如何，长江和鄱阳湖是江西人口由北南迁的首要道路。

临江的南康军、饶州及洪州是经济上的共同体，也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加上信州及江州，则江西北部东可与两浙及福建路，西可与荆湖（两）路，北可与江东、淮西路交往及贸易，所以江西北部自然成了江西路最早发展的地区。

既然江西北部是长江下游与长江中、上游交通的通衢，发展自然比江西南部早。

但自从唐代中叶梅岭道开通了以后，江西南部与广南地区的联系变得十分频繁，无形间，以陆路为主的赣粤交流便刺激了山区的经济活动。

广东的货物，尤其是盐，通过梅岭道转进江西，竟然与从两淮地区运来的淮盐竞争起来。

北宋政府一再阻止广盐北运，显然反映了政策上的考虑，希望保障两淮与江西地区经济上的联系，但最后还是抵抗不了现实，整个江西南部及近鄱阳湖的临江军都变成广盐的腹地。

明代以后，江西食盐以广盐为主。

江西南部的发展因此晚于北部的鄱阳湖地区。

但是北宋以后，南部地区由于梅岭路的关系也逐渐繁荣起来，可以说西南的吉州、虔州（南宋后称赣州）及南安军等地区，在经济上逐渐跟上北边的洪州、抚州等地区。

事实上，从人口发展的情形，我们也看得出这些变化。

换言之，北宋鄱阳湖地区的人口增长极为迅速，但到了南宋以后，西南地区便逐渐超过鄱阳湖地区。

这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

许怀林在《宋元以前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优势的探讨》一文中因此这么说：

鄱阳湖区是江西境内发展最早的地区。

……然而，一遭战乱，湖区往往兵乱先加，祸害惨重……兴衰更替，循环往复。

整体来说，南赣的发展速度在北宋中期（元丰初）已经大致超越了鄱阳湖地区。

内陆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宋朝居然比鄱阳湖及沿江地区还要雄厚，这显然是梅岭路的发展和广盐内销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

吉州位处江西西南，总体言之，属于山区，南与梅岭地区相接，山岳崇高；

北赖赣江以通鄱阳湖，但属赣江上游，需假道邻州，因此从地理景观言之，不是容易发展的地区。

至于其东南的虔州，则更是偏僻。

吉州地区在宋元代却显得十分有活力，在科举考试中有十分出色的表现。

其文化发展至为蓬勃，从而具有十分独特的色彩。

为什么吉州在宋代会有这样的表现，而其地方文化的色彩又如何影响书院的发展？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吉州在宋代分为八县：

庐陵、吉水、安福、泰和、龙泉、永新、永丰和万安。

其中吉水是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从庐陵分出来成立的新县；

万安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由龙泉县划出的新县；

永丰则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由吉水县割置。

吉州的历史可以远溯先秦，但是汉人真正在这个地区发展恐怕还是汉朝以后的事，至于宋代吉州地区的大姓，他们迁入吉州的年代一般更远在唐朝中叶之后，例如在泰和创设石冈书院的萧家便是五代时迁入的。

在庐陵因欧阳修的缘故而成大姓的欧阳族人，其发迹的历史在欧阳修勉强拼凑之下，顶多也只能追溯到五代，而其实是在他父亲这一辈才起家发迹的。

（换言之，吉州的许多宋代大姓，他们徙入该地的历史都不算太长。

虽然如此，只要略看宋代进士登科录的记载，我们马上可以知道地方氏族大姓毕竟占了进士的大部分。

以永新县为例，在宋代一朝考上进士的96人当中，光是刘、谭、龙、左、彭和段六姓便占了56人。

无怪乎县志会有这样的记载：

“文信公勤王，邑叛贼宋制使刘盘降元，引兵袭境，城遂陷，八勤王之族并殪（原注：

刘、龙、段、左、张、谭、颜、吴八姓），邑祸难言矣。

”同一个县志更说永新人“婚尚姓氏门阀”。

永新地处西南多山地区，其情况已是如此，与东北接壤的永丰、吉水应该更是如此。

以永丰言之，则有宋一朝进士计158人，其中董姓便占28人，曾姓27人，罗姓和陈姓各11人，四姓便占了77人，将近一半之多。

吉州社会结构有如上述。

可以说中古门阀风尚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宗教方面，吉州地区也显然受到儒家的影响。

仔细考察吉州地区的方志，我们会感到正统宗教（佛教与道教）在江西，尤其是吉州，其影响力十分有限。

虽说沿江地区，佛教传入已久，庐山更是佛教圣地，而道教在邻近的信州地方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地区的宗教活动毋宁说是依士大夫的兴趣而发展，因此欧阳修与契嵩、居讷的交往，周敦颐对庐山的向往，都反映了江西禅宗的活力，阿部肇一甚且认为宋代亲佛教的官僚层在真宗、仁宗以后有向江西集中的现象（26），但佛教之作为教团及社会力量，则其影响力还是在福建才得到充分发挥。

在江西，佛教并没有成为能左右社会活动的团体或力量。

事实上，知名的宋代僧人很少是出身江西的。

王德毅等人主编《宋人传记数据索引》收集数百名释氏的资料，其中确知是江西人的只得寥寥九人，可见一斑。

道教在江西的活动也大多局限于邻鄱阳湖地区。

当然，就如同佛教一样，各地方都有道观。

庐陵一地的道教影响似乎比较深刻，明朝时，庐陵有一家书院便取名为“三清”。

不过，总的来说，神仙思想或道观活动并不曾在吉州地区蔚为系统的宗教力量。

虽然有组织的正统宗教在吉州地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但民间宗教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辅佐政府安定社会。

民间宗教的信仰是一个十分广泛而复杂的课题，不必在这里交代。

但是翻看各地有关祠祀、古迹的记载，可以看出吉州民间宗教毕竟通过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持续着。

在宋以前，祠祀对象一般与道教或佛教有关，例如卢陵县的普德庙祭祝的是二郎神和清源真君；

不然便是直接与人生实际需要有关的神祇，例如卢陵水府庙祭拜水神为舟子的萧氏神人（英佑侯）；

或是造福于乡里的英雄，例如吉水崇元观，祀治蛟乱的晋朝人许旌阳。

这些祠庙活动与祖先祭祀并行，是吉州人的重要精神支柱。

它们的特色是现实的，以灵验为信仰的目的，缺乏儒家所重视的道德及理性意义。

因此“信巫不信医”的情形也存在，这是当时一般的现象。

民间宗教虽然普及，但不是整体的支配力量。

维持社会的安定，除了家族及由仕宦而产生的影响之外，当然还取决于社会风尚。

既然宗教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那么，江西或吉州的社会理念又如何维系它的安定和繁荣呢？

这是下一个要探讨的问题。

三“健讼”与现实的生命观吉州地区的历史在北宋期间有一个重要特色，这就是在有宋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叛乱。

吉、虔两地区在后代变成了盗匪的渊薮，以迄于20世纪，这在上面已经提到。

但在宋代，至少在北宋期间，吉州乃至于整个江西只遇到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叛乱，这便是在虔州的刘法定叛乱。

这一次的动乱似乎并没有波及吉州。

南宋以后，吉州才相对地出现比较多的盗匪。

如果宗教生活不是维持安定和繁荣的主要力量，那么吉州的社会价值观念必然有它特别足以达成这个历史现象的特色。

在我看来，宋代吉州人思想中的现实态度以及社会生活中所谓“健讼”的风气可能是维持其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吉州地区在北宋以前广受尊崇的历史人物有陈霸先（泰和有“陈武帝庙”）、韦丹（安福有庙）、许旌阳、刘焕（吉水有显佑庙），以及有名的颜真卿（吉安、卢陵有颜鲁庙）。

这几位历史人物算是在宋代以前就已经神化了的人物。

除了颜真卿之外，他们缺乏严谨的儒家道德理想的色彩。

吉州地区在宋以前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正与其宗教生活的实用态度相同，表现出他们性格的现实取向。

这种实用的生命态度在吉安府辖的卢陵的唐宋人治学旨趣上也看得出来。

察考这地方儒者及文人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史学传统的雄厚。

据宣统《庐陵县志》记载，唐之陈岳“长于班、史之学”，其“子陵，仕吴……撰《吴录》”。

南唐的郭昭庆作《唐春秋》三卷，刘鸮“仿扬雄《法言》著《法语》八十一篇”。

宋代以后，欧阳修为名史家，自不待言。

而欧阳修子欧阳发更秉持父志，撰有《古今系谱图》及《宋朝二府年表》，族孙欧阳齐更以《舆地广记》而名闻于世。

另外还有段的《校正〈国语〉》、胡公武的《汉史阙文异议》、罗泌的《路史》、萧常的《继后汉书》、王伯当的《五代咏史》、《史法杂著》、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萧志仁的《史评讲义杂著》等等。

雄厚的史、地及考证传统充分地反映了吉州或至少庐陵地区的实用学风（未必是思想），绵延到宋代末年而不已，当时宋明道学已经在吉州广为传播而确立其思想的主导地位。

与这个实用或现实态度有关的现象是所谓“健讼”。

明代吉安人罗洪先在自己所撰的《舆地志》里这么说：

“（吉安）其俗尚气，君子重名，小人务讼。

兼之军民杂处，豪猾粗腾，吏治鲜效。

庐陵、泰和最称难理。

”其实早在宋代，吉州人“健讼”已经有名，所以元代编纂的《宋史·

地理志》概括江南东、西路的民风：

“其俗性悍而急，丧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

”宋末元初的周密（公元1232-1308年）也批评江西人，说他们“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从之者常数百人”。

“簪笔”之说，大概流传已经相当长久，所以地方上有“筠、袁、赣、吉，脑后插笔”的俗语。

事实上籍贯江西的黄庭坚自己在《江西道院赋》也这么说，“江西之俗……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

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虽有辩者，不能自解免也”。

可见这个说法流传的时间很长，流传的地方也很广（周密寓居浙西吴兴）。

在方志的材料中，我们也看到宋代有关吉州人“健讼”的记录：

万历《泰和志·

戚纶传》：

“县俗素号健讼。

”《吕士元传》：

“由潭州醴陵尉为邑令，二邑民喜斗讼。

”《葛源传》：

“往时，吉水令至之日，吏辄诱民数百讼庭下，设变诈以动令，如此数日，令厌，则事常在吏矣。

”康熙《永丰县志》：

“《旧志》曰：

东南诸乡地邻赣境，山险水激，故人情轻悍而健讼。

”《王谏传》：

“邑有奸徒或四、五百人，役入官府，谓之祗候，或一、二百人分据各吏，谓之贴书，凡刑狱科差，俱出其手。

”段缝《新建永丰县记》：

“今天下号难治，惟江西为最，江西虽难治，惟虔与吉为最。

”光绪《泰和县志》：

“庆元中（1195-1200）县令常季孙建少讼堂。

”乾隆《永新县志》：

“昔贤独以富豪夺相矜侈，竟刀诡以繁讼狱……”以上所引用的例子只是少数代表。

所谓“健讼”，若光以上引的事例并不足以说明吉州人特别喜欢诉讼、具法家思想或相信法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健讼”是贬语，但如果用比较持平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或许江西（特别是吉州）人的实用或现实的社会生活观确曾影响了江西人对法律或法学的兴趣。

可惜在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粗疏，我们看不到吉州地区有什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唯一可以参考的是宋代人任官而把自己的判词收入文集的现象及其代表的意义。

宋末的刘克庄曾将他自己在任江东提刑时的书判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

在跋语中这么说：

两陈臬事，每念欧公夷陵阅旧族之言。

于听讼折狱之际，必字字对越乃敢下笔，未学以私喜怒参共同。

……昔曾南丰《元丰类稿》五十卷，续稿四十卷，末后数卷……微而使院行遣呈覆之类，皆着于编，岂非儒学吏事，粗言细语，同一机捩，有不可得而废欤！

这里说欧公之事，出朱熹所编的《宋朝名臣言行录》：

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

方壮年。

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

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

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

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

当时仰天誓心曰：

“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同卷这么说：

“张舜民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

……诸公之论：

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

”由此可见欧阳修给当时人的印象。

他对于宋代士大夫收集判词的习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修本人没有写关于刑法书判一类的书，因此大家认为他的影响在于文学和史学。

但现在看来，他对于“重吏事”的宋代官僚行为是有积极作用的。

他正是吉州庐陵人。

刘克庄又提到曾南丰。

曾巩当然也是江西人（南丰）。

吉州地区的吏事观和健讼的说法互为表里，反映了一种致用的社会风尚，和该地的学风有密切的关系，吉州史学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实用理念和行为的反映。

四江西及吉州的书院书院发展的历史固然与唐宋读书山林有关，但书院之持续则端赖长江中游地方士族的支持。

江西沿江地区是中国书院最早发达并奠立其后发展形态的地方。

现存资料中可确知唐代的江西至少有下面三家“书院”显然已有教学活动：

桂岩书院：

在筠州高安，唐贞元（公元785-804）中幸南容创立。

据南宋幸元龙《桂岩书院记》载：

“（幸南容）尝于此开馆授业。

”皇寮书院：

在永丰（唐仍属庐陵），唐刘庆霖所创，据后代记载，有“设以讲学”的说法。

东佳书堂：

在德安，亦称义门书院。

据南唐徐锴：

“卢山之旧，有陈氏书堂。

……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以为游贤之资。

子弟之秀者弱冠之上皆就学焉。

”江州陈氏，世代不分衅，是唐末到宋初有名的大家族，因此称为“义门”。

这是相当有规模的家族书院。

到了五代，江西及吉州又都出现了新的书院，这包括了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庐山国学及奉新的华林书院、泰和的匡山书院。

庐山国学显然是南唐的国子监，只是由于当时规模小，不能与唐国子监、国子学相比，因此令人觉得像是私人办理的“书院”，因此以“书院”而名于世，常被称作是“庐山国学”或“庐山书院”。

华林书院在洪州奉新，是胡新族人的家族书院：

“（胡仲）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

”可见与东佳书院性质相仿。

泰和的匡山书院“肇自南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者。

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

……（后唐）明宗嘉而锡额于镍哉！

五季希有事也”。

匡山书院似乎基本上也由罗家所维持，历宋而明，绵延很久。

比较上面六所书院的早期历史，可以看出家族在江西书院的发展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幸南容和刘庆霖虽然都是独自创书院聚徒讲学，但它们显然是凭借家族的力量而维持下来的，罗洞晦（罗韬）的匡山书院亦同。

江西一地在晚唐、五代之间便已经有六所有讲学、聚徒活动的书院，这是别地方所没有的。

宋代书院早期发展的模式当然受到江西书院的影响。

这六所书院有两所是在吉州地区，可见书院及家族讲学之风在吉州的发展相当长久。

江西这些历史悠久的书院自然左右了地方上对朱熹书院理想的反应。

吉州书院也一样。

首先，吉州的书院在宋代时很少与宋明道学的教学及理想有关。

道学的影响要到宋代末年才逐渐明显。

兹以时间先后将宋代吉州书院的简史排列如次，好看出不同时代及地域的特色：

1.卢陵皇寮书院：

简史见前引。

2.泰和匡山书院：

同上。

3.卢陵光禄书院：

开宝间邑人刘玉建。

4.泰和清节书院：

绍熙间（公元1094-1097年）邑人萧楚讲学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宗人请以己赀作书院祠之。

萧楚曾受教于二程及孙复，是胡铨的老师，专治春秋。

至正（公元1340年）间族裔复建书院。

5.龙泉盘窝书院：

宣和间（公元1119-1125年）孙某建。

以秀丽称，但是缺乏教学之记载，明萧启（安素）筑逸老居其上。

6.安福竹围书院：

曾宏仲建，朱子、胡安国有诗。

7.永新曾若川义学：

“曾若川……退隐不仕，征五经名儒开义学，以延四方才俊，前后来学者近千人。

”。

但这家义学，虽有书院之模式，并没有发展成持久的教育机构。

8.万安赖廷简书院：

“绍兴丙子（公元1156年）吉州解试，两赴京阀不遇……创书院于韶江之滨，日聚生徒，相与讲论。

”这家书院与上面曾若川义学一样，并没有发展成永久的机构。

9.吉水龙城书院：

曾三异建。

他曾向朱子问学，称云巢先生。

10.永丰清风书院：

刘禹锡创建。

时在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

11.万安云兴书院：

旧为白云寺，朱熹来游，榜曰：

“云兴书社”。

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知县王圻修之。

12.卢陵梅溪书室：

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罗宗智建以藏书教子孙，又推以及乡之俊秀，明杨士奇有记。

13.泰和文溪书院：

绍熙前曾有凭创，邑令赵师记。

按：

赵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任泰和令，其记文可看出已受朱熹书院理想之影响。

14.吉水松山书院：

王子俊设，约当绍熙、庆元（1190-1200）之际，朱熹为书“格斋”额。

15.万安龙溪书院：

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邑令赴师逌创并记，以纪念周敦颐与二程先生来游之事。

16.安福秀溪书院：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周奕创，杨万里记。

记云：

“讲经有堂，诸生有舍，丛书其间，旁招良傅，以训其四子。

……艮斋先生闻而嘉，为大书四字，以署其堂。

”可见周奕与当时的道学家已有密切来往。

17.泰和龙州书院：

嘉泰间（公元1201-1204年）赵姓知县建，周必大记。

“仿潭之岳麓、衡之石鼓、南康军之白鹿。

……择春秋礼试前列者十人居之。

……或曰：

县有学矣，此赘乎！

予曰：

……何不疑于彼而反疑于此乎！

”周必大籍属卢陵，是宋朝卢陵出身的宰相，显然是介绍道学进入卢陵及吉州的重要人物之一。

18.泰和柳溪书院：

嘉定间（公元1208-1224年）邑人陈德卿建，严万全记。

“益国周公（必大）读书之所也，……仓使曾公所居也。

……德卿始辟庐，左为家垫，以专讲习，右为堂……以厅眺览。

”可见主要是家人读书之所。

周必大的重要性再一次看到。

19.泰和云津书院：

嘉定何邑人刘逢原建，邑人曾历记。

“刘君逢原……建精舍名之曰云津……非私于一己也，所以愿一邑也；

非私于一邑也，所以为国家也。

”20.庐陵白鹭洲书院：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江万里建。

这是吉州最重要的书院。

它在引进宋明道学教育及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建山长厅。

欧阳守道任第一任山长，并撰“景定四年山长厅记”。

文天祥及刘辰翁都是欧阳守道的学生。

21.吉安凤山书院：

绍定间（1228-1233）曾宏父建别墅，名凤山。

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拓建书院，割己田养士，集邑中俊秀，肄应其间，请于朝准蠲田之赋。

22.万安鳌溪书院：

文天祥游学于此，题其额曰：

“鳌溪书院。

”23.吉水璠溪书院：

宋进士罗涧谷、鄱阳陆尧夫、宏夫为其师周泽之建。

（67）24.万安昂溪书院：

段氏家，文天祥额以昂溪书院。

25.泰和南熏书院：

萧行叔建，文天祥题额，为萧氏“教其家子弟耳”，至明犹然。

萧为本地大姓。

26.泰和石冈书院：

萧仪风建，杨士奇记。

“（仪风）始即其居之近作书院，聚宗族乡人子弟而教之。

”这个书院到明代仍由萧家维持。

萧氏为泰和之大姓。

27.吉水龚坊书院：

咸淳初（公元1265年）龚义甫建，有李中记，说“书院为教家之图”。

元吴澄《庆原别墅记》对龚家有描述，足见其家族之绵延及对教育的关心。

28.吉水崇桂书院：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建。

明末李世元修，自为记。

29.吉水山堂书院：

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