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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环保发展至今,已成为政治、经济的一个手段,脱离了原本的轨迹,变成了一场闹剧,一个超级的秀场。
本文结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形成及发展,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谁在谋划低碳骗局三个方面来阐述低碳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关键词】:
低碳;
环保;
气候;
发展中国家;
资本主义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形成及发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简称《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
截至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
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
这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
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
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
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
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次缔约方大会(1995,47~17,德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书》等文件。
文件认为,现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是不充分的,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就2000年后应该采取何种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气候进行磋商,以期最迟于1997年签订一项议定书,议定书应明确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所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99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次缔约方大会(1996,78~19,日内瓦)。
就“柏林授权”所涉及的“议定书”起草问题进行讨论,未获一致意见,决定由全体缔约方参加的“特设小组”继续讨论,并向COP3报告结果。
通过的其他决定涉及发展中国家准备开始信息通报、技术转让、共同执行活动等。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1997,12,日本京都)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但是2000年11份在海牙召开的第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因而使会议陷入僵局,大会主办者不得不宣布休会,将会议延期到2001年7月在波恩继续举行。
199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次缔约方大会(1998,112~14,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会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化为3个集团,一是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国联盟(AOSIS),他们自愿承担减排目标;
二是期待CDM的国家,期望以此获取外汇收入,如墨西哥、巴西和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
三是中国和印度,坚持目前不承诺减排义务。
199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5次缔约方大会(1999,1025~115,波恩)。
通过了《公约》附件—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查指南、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编写指南,并就技术开发与转让、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协商。
200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6次缔约方大会(2000,1113~24,海牙,716~27,波恩)。
谈判形成欧盟—美国等—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的三足鼎立之势。
美、日、加等少数发达国家执意推销“抵消排放”和“换取排放”方案,并试图以此代替减排;
欧盟凭借其人口和能源等优越条件,强调履行京都协议,试图通过减排取得与美国的相对优势;
中国和印度,坚持目前不承诺减排义务。
2001年7月23日,在波恩会议上,日本与EU等联合通过了“没有美国参加的妥协方案”。
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7次缔约方大会(2001,11,摩洛哥的马拉喀什),通过了有关京都议定书履约问题(尤其是CDM)的一揽子高级别政治决定,形成马拉喀什协议文件。
该协议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使其生效铺平了道路。
200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2002,12,印度新德里),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抑制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这表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各缔约国今后履约的重要任务。
“宣言”重申了《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敦促工业化国家在2012年年底以前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
200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2003,12,意大利米兰),在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户美国两年前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大户俄罗斯不顾许多与会代表的劝说,仍然拒绝批准其议定书,致使该议定书不能生效。
然而,为了抑制气候变化,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议通过了约20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保决议。
200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2004,12,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与会代表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10周年来取得的成就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以及在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资金机制、能力建设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2005,11,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目前,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项协议。
2005年11月,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
来自全世界189个国家的近万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最终达成了40多项重要决定。
其中包括启动《京都议定书》新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以进一步推动和强化各国的共同行动,切实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
本次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
200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2006,11,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这次大会取得了2项重要成果:
一是达成包括“内罗毕工作计划”在内的几十项决定,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二是在管理“适应基金”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基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具体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
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2007,12,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200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2008,12,波兰波兹南市)。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八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2009,12,哥本哈根)。
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然而本次会议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以美国欧盟为首的一些国家相互推责,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为未来环境的改善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2010,1129~1210,墨西哥坎昆),会议取得了两项成就:
其一是决定成立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用尽资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其二是联合国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气候技术中心的网络系统。
二、碳排放与气候变暖关系如何
碳排放与气候变暖之间并无科学有效的联系。
根据美国Virginia大学的环境科学教授PatrickJ.Michaels博士的估计,在对流层(一般说的大气层)中,由水蒸气造成的温室效应占到了95%,而二氧化碳只占到3.618%。
根据IPCC提供的一份数据,人造二氧化碳的年度总产量为231亿吨,而人造与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年度总量为7931亿吨,即人造部分占所有二氧化碳总产量的2.91%。
根据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人造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比例:
人造二氧化碳占所有二氧化碳总产量的比例(2.91%)乘以二氧化碳占温室效应的比例(3.618%)得到0.105%,即人造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比例接近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即使人类把减排工作做到极致,完全不排放二氧化碳,也只能减弱千分之一的温室效应。
但是要注意,这只是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比例,温室效应在导致气候变暖的所有因素中只占很小的贡献比例。
目前科学研究已逐渐证实各种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例如宇宙射线、太阳活动周期、通过云量的变化、太平洋长期洋流系统等都是极其强大的自然因素。
十多年来天文学家不断发现其他星球的气温在升高,这些不存在人类活动,没有生命迹象,甚至不存在大气层的星球的暖化,不断提供了温室效应以外的暖化因素。
如1998年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发现海王星最大卫星在变暖,外层空间与航天知识网站2002年报告过冥王星暖化,2006年报道过木星出现了10华氏度的升温。
在美国国家地理新闻网2007年2月28日的一篇文章显示:
NASA的科学家发现自1970年至1990年的火星温度上升了0.65摄氏度。
文章强调是太阳而不是人类引起暖化,还说二氧化碳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很小,而对火星气候的影响几乎没有。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在上升,地球气候却时暖时冷。
物理证据显示,二氧化碳与温度的变化关系,只有从1975年到1998年是符合的。
1935年到1975年,二氧化碳排放暴涨,全球却冷化;
2000年至今,二氧化碳继续稳定增长,全球温度却没有继续上升,反而略有下降。
在人类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5千年前,中国河南有象,山东有竹,气温比现在平均高2度以上,冬季更高出35度。
中国近五千年来,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的交替变化。
四个温暖期分别为:
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年),唐朝和北宋前期(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元朝(13至15世纪)。
每一个温暖期都是中国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
与西方大肆宣扬的气温升高是灾变、生物不能适应,要大规模灭绝的观点背道而驰。
大约240多万年前地球进入所谓第四纪,全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冰期和间冰期交替的模式,地质学家称之为旋回。
240万年以来至少经历了24个气候旋回。
由于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变化,逐渐形成今天的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植物群。
从亚洲到欧洲,再到北美洲,几乎所有的北半球国家都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迎来了2010年。
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就在以上国家的人民正在忍受着有生未见的酷寒之时,这些国家的领导却不得不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三、是谁在谋划低碳的骗局?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正在汲取金融危机的种种教训,并竭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实体产业回归,即强调“实业是立国之本,创新乃强国之路”。
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提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四个转向当中,首要一点就是要变依赖消费为依赖出口,而出口的来源主要在于制造。
简单的一句话,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需要有实体经济。
而问题就在于,欧美此刻再去搞传统的制造业已经没有任何优势。
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已经让欧美在与中国等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所以欧美要发展实体经济,就必须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
欧美需要培育新兴产业才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而全球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数以千万的就业岗位。
在2009年4月初20国集团(G20)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一份《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的报告。
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让欧美非常心动的数据。
报告认为,各国如果在两年内(2009~2010年)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约7,500亿美元投入低碳经济领域,将创造大量的绿色就业机会。
仅在欧洲和美国就可能因此增加200万~350万个工作岗位,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潜力将更大。
报告估计,到2030年前,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300亿美元将能够至少新增2,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风能部门有200万个、太阳能部门有630万个、生物质能部门有1,200万个。
有了如此美妙的解决就业的产业,这自然让欧美心动不已。
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目前欧美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和产业上面,在技术和人力上,比起新兴经济体而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欧洲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力量。
欧洲在低碳技术和碳金融上面的布局在全球是领先的,跟随其后的是因为资源有限一直提倡节能的日本。
欧盟各国,自1980年以来,在基本没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例如欧洲拥有全球领先的风电设备商丹麦艾尔姆(LM)公司、维斯塔斯(Vestas)公司,日本拥有全球领先的混合动力汽车厂商--丰田和本田。
至于核电、高铁技术,欧洲和日本也走在世界前面。
例如丹麦,自1974年开始率先实施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能源方针,大力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积极开发本土的风能和生物质能,大力提倡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
到2005年,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以能源零的增长,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多。
2005年和1990年相比,丹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5%,而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
发展低碳技术,为这些国家的技术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础。
比如丹麦,2005年出口的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服务于低碳经济的技术出口)收入,由1998年的50亿丹麦克朗提高到接近400亿丹麦克朗,7年间翻了8倍。
显然,以丹麦为代表的欧盟各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人力资源,再加上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使得具备人才优势的美国,如果要对一项技术发力的话,很容易在世界取得领先。
在低碳经济时代,如果美国在低碳技术上面发力,取得突破肯定不是难事。
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英国气候研究中心(CRU)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PCC)相关气候报告最重要的数据来源。
就在全球瞩目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不久,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网络遭遇黑客入侵,大量内部资料和近千封电子邮件被窃取和公开。
被盗窃的材料显示,该研究中心多年来人为地修改气候变暖数据,夸大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此事在西方媒体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称之为气候研究学术界的丑闻。
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
森布雷纳称这是科学的法西斯,并要求国会严审奥巴马政府的减排计划。
作为低碳经济的始作俑者,气候及减排的主导者和鼓吹者,作假数据的提供者,当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而事实直指低碳金融——通过碳排放交易权,即碳币市场争取主动——英国试图将华尔街的辉煌重新吸引到伦敦城,夺回二战之后失去的金融重镇。
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
创建低碳经济》(2003年2月)指出:
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
在支持世界各国经济朝着有益环境、可持续的、可靠的和有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发展方面,英国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导。
这里就可以理解美国对减排忽冷忽热的态度,布什政府认为减排将损害美国经济,不愿在国内实施强制减排措施。
而到了奥巴马时代,对金融极权工具驾轻就熟、对新制度有强大消化能力的美国,早已找到驾驭碳币、使低碳规则为己所用、用碳权交易谋利的方法,因此,在减排方面采取了积极态度,并迅速加入了与英、欧国家分肥新兴市场的行列。
在发达国家依靠成熟稳定的体制完成工业化后,以冠冕堂皇保护环境的理由,通过技术及规则等作为极权工具,强制新兴市场国家降低、甚至不消耗能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发展中国家排放空间受限以中国为例。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按照学者预测,到2020年中国需要约15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而按照欧盟的减排目标(550ppm),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控制在400亿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大配额104亿吨,占全球的26%,存在47亿吨的排放缺口。
因此,必须靠国际谈判增加排放空间、靠节能减排和排放权贸易来减少碳排放。
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碳排放空间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空间。
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加以非低碳经济制裁时,输出自身的低碳技术、低碳规则而埋下伏笔——让发展中国家按照预设的那样爬上砧板:
花钱买规则,自愿被奴役,拿市场换技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此运用的驾轻就熟。
四、结语
世界各国实现低碳的目标和办法貌似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技术投入、立法、设立减排目标上,但这背后还是有着内涵的巨大不同。
世界各国都在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力争能够在低碳经济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低碳首先是经济问题,其次才是政治问题。
尽管各自的目的不一定相同,但都发现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载体。
于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默契地大力呼吁低碳,低碳就此开始全面地、真正地“热”起来了。
低碳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虽然世界各国都认同低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低碳发展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
低碳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全世界都在呼喊要建设低碳社会,但是低碳这一美好的愿景在付诸实践的道路上却总是磕磕绊绊,这其中的阻力,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言以蔽之,低碳是一场利益博弈。
国际社会巨大的利益分歧、气候理论的不确定性、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新能源的巨大成本等,都使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困难重重。
虽然人们面对低碳有各种声音,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方向,低碳对于环境保护、科技进步、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面对低碳,人类唯有迎难而上,别无选择。
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或者稍微远离低碳经济的裹挟,出路不在于如何降低能耗(尽管这也非常重要),而在于如何制定本国具有防火墙功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其运行机制。
结果恐怕将是:
中国减排了,但受益的不是中国企业;
中国低碳产业繁荣了,但新产业的主导权却仍在外国企业手中,中国企业还在全球产业分工链的低端。
与其计较于发达国家对自身补偿的蝇头小利,不如通过创新应用,以最短的时间,控制和掌握本国或本市场的碳交易主导权和定价权,才具备未来不会太远的全球碳交易共同市场的对局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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