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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往方式变迁看人的现代生成
从交往方式变迁看人的现代生成
[摘要]人的现代生成从根本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生成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
这两个方面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交往方式的变迁在人的现代生成即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新型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内在地需要并生产着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新型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相反。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我们理解人的现代生成即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的一个契机。
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人的现代生成的可能性原来就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
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联系的人的现代生成,就是由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关键词]人的现代生成交往方式变迁思维方式转型道德观念重建
随着我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生成。
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敷适用但却并没有及时地退出历史舞台;旧的道德观念已“礼崩乐坏”但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建成。
在这个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真空”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层出不穷,对此,人们已有痛切的感受和自觉。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哲学理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揭露、历数社会问题的层面,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的“传统”与“现代”和道德观念的“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上,而应该对其做出合理的、内在的阐释和说明,为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努力。
其实,人的现代生成从根本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生成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而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实际上就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
这两个方面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交往方式的变迁在思维方式的转型和道德观念的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新型的交往方式或生活方式内在地需要并生产着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新型的道德观念,而不是相反。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我们理解人的现代生成即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的一个契机。
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人的现代生成的可能性原来就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
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联系的人的现代生成,就是由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一
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社会转型无非就是以市场经济社会取代计划经济社会,或说以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
“社会哲学”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上的:
市场经济将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从以往非市场经济的诸领域合一状态向领域分离状态的转变。
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上的转型不仅要求我们的思维与之相适应,思维方式要转型,而且还要求我们的伦理道德与之相适应,道德观念必须转型、重建。
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实际上,人的现代生成的根本动因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如果没有对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变迁的具体把握,则对于人的现代生成的讨论就很难作到具体和深入。
事实上,关于人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成了一个理论热点,这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迁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它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和道德观念的重建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说起。
然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人们已经从很多角度做出了极为深刻和有价值的探讨,本文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讨论。
不过,由于在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所有后果和变化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则莫过于市民社会取代共同体的兴起”。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一点入手。
所谓共同体,就是将人们以直接的方式联系起来的社会微观组织或细胞,它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传统社会需要和分工不发达的产物。
共同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存在形式:
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
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联系被束缚在各类共同体之中,国家对人们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类共同体进行的。
市民社会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系起来的体系,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需要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作为特定历史形态的市民社会,是“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即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换实际上就是从传统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转换。
交往方式的变迁正是由传统共同体和现代市民社会的不同特征决定的。
各类共同体的血缘性、地缘性和职缘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外在的、靠血缘亲情、地域和职业等“粘合剂”维系的表面看来好像是“人的”、“有机”的,实则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市民社会是由物质利益原则将各个人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出自个人的内在需要而非是外在的强制,虽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是“物的”、“机械”的,实则是一种“有机团结”。
这实即人们反复引证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了第三种形态: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这就是说,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能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
而人的依赖关系由于其人口和地域上的有限性、狭隘性、封闭性,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而且由于“机械团结”意义上的机械性,这样,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匹配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缺乏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一中介,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机的辩证性,故,它就必然是片面的、机械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即非辩证性的。
同样,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匹配的人们的道德状况表面看来充满亲情和互爱精神,具有“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然而,由于这种“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以扼杀个人利益和其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就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
过去我们只看到其进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其对外部社会共同体的排斥和否定方面。
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理想诉求,离开了人们所在的共同体,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否则,无以理解中外历史上连绵不绝的战争。
实际上,这种道德状况是相当狭隘的、低下的、盲目的、扼杀个性的,是一种狭隘的集体主义,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赞美它。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市场经济。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中国几十年来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活动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性的工商经济的实践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更为类似于自然经济的实践方式。
在这种实践条件下,虽然‘做事’的方式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有了某些改变,但‘做人’的方式却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
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虽然发生了变化,如从形式上消灭了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即宗族组织,但生产队本质上仍是一种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混合物,仍然是一种传统共同体之变体;城市之中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虽然脱离了血缘和地缘的根基,但却仍是另一种传统共同体即职缘共同体的变体,‘单位’对于其职工仍有如家族之对于其成员”。
既然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往方式相似,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转型前基本上就仍是非现代性的、非辩证性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
当然,这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非辩证性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它与具体的时代发展水平有关,某些个体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维方式是可以且能够达到辩证性的。
与之相应,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道德状况在社会转型前表面看来充满亲情和互爱精神,是“集体主义”的,实际上却是基于“人的依赖关系”之上的狭隘的、低下的、盲目的、扼杀个性的。
当然,这也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巨大的差异,某些个体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其道德是可以且能够达到很高的层次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绝然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它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达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血缘、地缘和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摆脱了传统的人身和地域、职业等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物的依赖性”之中:
“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经济,它需要并创造着社会中个人的人格独立和理性思维的独立自主。
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在“物”的层面上将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网络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在“上帝”和“皇帝”面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人平等”的人类理想在“金钱”面前有可能得到比较现实的实现。
故,普遍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就觉醒并深入人心。
而普遍联系,正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有机性即辩证性,因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一种自主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与市场经济同时生成的一种属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
当代人类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由民主理念等的普遍关注,可以说是与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觉醒和生成分不开的。
可见,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的转型,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型。
同样,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观念,表面看来是自私自利、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我们是把在传统社会里遗留、压抑下的道德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的大爆发和市场经济自身的不完善所带来的道德问题误认为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伴生物了,实际上,由于市场经济将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故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就有了可能——奠基在独立、平等的个人内在地产生交往和交流的需要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有机团结”的集体主义。
换言之,由于与市场经济同时生成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物”的普遍联系和有机性基础上的,故,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就不可能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和疯狂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而必然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道德观念。
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地美化这种道德观念,因为它毕竟没有摆脱“依赖性”,尽管是“物的依赖性”。
可见,与人们之间交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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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 方式 变迁 现代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