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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讲,有明一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
明初沿袭宋元之旧,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
正德年间(1506-1521 年)以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兴起,并取得了主导地位;
天启年间(1621-1627 年)以后,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实学的兴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沿袭宋、元时儒家对经学的解释,即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创新。
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统治经验,大力提倡儒学,极力尊崇孔子,规定诸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反对、禁止诸生学习《战国策》及阴阳家的著述。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诏纂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并颁布于各级学校、衙门,摈弃了古注疏及其他各家学说,独尊程朱学说,使宋、元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学成为明代官方的学术思想。
在这一思想的笼罩下,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以前的学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人,只是忠实地信守程朱学说,笃行实践,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和贡献。
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乃至于著述,也是蹈袭前人的陈说,附以自己的体会,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
这种局面持续了一百余年,直至正德年间以后,学术思想界才有了新的声音。
正德年间以后,打破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的是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王阳明及其弟子王畿、钱德弘诸人,他们不满于学术思想的僵化状况,打出了学术思想方面新的旗帜。
陈献章以"
随处体认天理"
为宗,在儒学范围内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的影响虽远逊于王阳明,但经弟子湛若水的大力提倡,到处讲学,开办书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有名的"
江门学派"
。
王阳明以"
致良知"
的学说,讲学二十余年,门生弟子遍天下,其影响非常大,成为这时学术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两派学术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修正和补充。
阳明学派兴起后,程朱理学日益衰敝,至嘉靖(1522-1566 年)、隆庆(1567-1572 年)年间后,笃信程朱理学,不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人,已寥若晨星了。
但是,程朱理学已经流传了一百余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阳明心学的盛行而销声匿迹。
与王阳明同时的吕柟、罗钦顺等人,是此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王阳明心学的有力反对者。
万历年间(1573-1619 年〕以后,心学的后继者们抄袭师说,不务实学,越来越流于空疏,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解决方法,于是经世致用之学--实学,经过东林书院等的大力提倡应运而生。
他们反对阳明心学,重新拥护程朱理学,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气节,以挽救时弊为己任。
他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东林党名闻天下,天下学者以东林书院为指归。
但是此时明廷已日薄西山,东林党人无力挽救这一颓势,反而成为朝中奸党的打击对象。
学术思潮,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朝规定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程朱一派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即理学,但是王阳明心学兴起后,心学已渗入到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中,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都有讲授阳明心学的。
心学影响尤为重大的,乃是在各地书院的大力传播,心学成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
万历年间以后,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实学兴起了,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对当时教育内容有着深远的影响。
2。
明代学校教育概况明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书院制度迭为盛衰。
科举盛行后,学校教育深受其影响,开始衰落;
学校教育衰败后,各地书院相应地兴起了。
明初,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先后下诏兴办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各级学校。
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
由国子监毕业的生员,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
在明初,由国子监出身而跻身大臣之列的人很多。
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
迨至成化年间(1465-1487 年)以后,科举制度日益受到重视,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有希望仕至大僚,明初所谓三途并进,至此只有科举一途独盛,监生出身、杂流入仕的人越来越少了。
于是,天下读书人莫不皓首穷经,孜孜于科举之业;
教官的考核,也根据学校生员中试的多少为殿最。
这样,科举制度逐步完全支配了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当时人所谓科举盛而学校微,是颇有道理的。
明代的科学考试,以"
四书"
、"
五经"
为出题范围,尤其重视"
,以程朱理学为答卷标准。
成化、弘治以后,文章已形成了定格,即八股文。
这时的科举考试,出题范围既窄,所作之文又只能代古人语气陈说经义,文章又逐步形成了机械死板的程式,为投机取巧之徒制造了便利条件。
于是凡奔走场屋,以猎取功名为目的的士子只诵习八股文的范文,而且教官以此教授生员,父兄以此期望于子弟。
这样一来,各级学校所培养出来的"
人才"
,只是熟读程房墨稿,没有真才实学的科举迷,对经世治国之学,甚至连"
也不懂了。
明朝末年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及东林党人都大力提倡实学,但并未能纠正这一空疏之弊。
明初百余年,学校、科举较为发达,书院制度相对冷寂,一些宋、元时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都被停废。
明正德年间以后,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各地书院纷纷建立起来,嘉靖、万历年间书院达到了极盛。
书院的生徒,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的生员,这些人不满于学校教育沉闷的学术气氛、僵死的教学形式,离开学校,前往书院学习。
可以说,书院的发达,一方面是传播新的学术思想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学校衰败后,为挽救教育的危机而进行的努力。
明代学校教育的这一发展趋势,是明王朝教育政策、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初所规定的教育内容、各种学规和禁令以及科举制度,是导致学校由盛而衰,最终走向空疏的主要原因,这些也是明初政策制订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明代教育在沿袭宋、元之旧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本书在介绍明代教育基本内容,如明代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学规、明代的科举制度、私学和书院等制度方面的内容外,还介绍了明代教育的重大事件,如张居正的教育改革等,介绍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如曹端、王阳明等人。
作者力图通过本书,使读者能够对明代教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与此同时,本书还着力介绍了明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如监生历事制度、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等创举,从而把握明代教育的特色以及明代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学习历史,贵在通古今之变。
明代教育在继承了宋、元教育的基础上,在教育内容、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不仅如此,明代教育本身也经历了由无到有、由盛至衰的历史变化。
本书在介绍这些变化的同时,还探讨了这些变化的内在规律,以期实现通古今之变的目标,并为当今的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二、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因此,学校教育也以儒家学说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明代学校教育也是如此。
(一)各级学校的建立"
戡乱以武,治国以仁"
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知道,治理国家除了需要维护其统治的军队、监狱等专政机构外,还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正常的管理,需要礼乐教化粉饰门面,进行思想控制。
培养庞大的官僚队伍、申明礼乐教化,就需要开办各级各类学校。
明初大兴学校的原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军蜂起。
此时作为游方僧人的朱元璋也投身于郭子兴所率领的红巾军中。
由于作战勇敢,富于智谋,从郭子兴的亲兵,一步步做到了韩宋的丞相、国公。
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朱元璋攻占元集庆路(今南京市),自封为吴王,势力不断扩张。
四年后,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在近20 年的征战中,认识到读书人--儒士的重要性。
行军所至,都大力征召当地名儒,置之帐下,以备顾问。
朱元璋攻克南京后,就征聘儒士范祖干、叶仪,商讨治国之道。
攻克婺州,召见儒士许元、胡翰等人,轮流侍讲经史治道。
攻克处州,以书币征聘宿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人,并特设礼贤馆处之。
这些人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礼作乐,兴文教,明教化,对朱元璋稳固后方,战胜群雄,驱逐元朝,建立明王朝一统天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明王朝统一全国后,版图迅速扩大,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府部院到府州县,需要十几万文人官僚进行统治。
因此,征召那些既忠于明朝,又有一定才干的文人充当各级官僚,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1)培养各级官僚明朝建立之初,为满足庞大官僚队伍的需要,在极力征召可充作官员的人才的同时,必须兴办学校,以培养各种官僚人才。
在当时,可充作官僚的现有人才有四种:
一是一大批元朝遗留下的旧官僚;
二是元朝各级衙门所遗下的吏员;
三是未曾入仕的文人儒士;
四是地方上的各色"
,如富户、耆民、税户人才等乡绅。
关于元朝的旧官僚,除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和早已投效过来的人外,剩下的有的是贪官污吏,有的是老朽昏庸,他们对明王朝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只有那些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又没有跟随元朝宗室贵族北逃,而埋名于市井、隐身于江湖的人,才是明朝征募的对象。
但他们对新兴的明朝心有余悸,多数不愿效忠新朝廷。
为此,明朝甚至采用威胁的手段,声称如果他们仍坚守山野,不出来做官,恐怕要后悔的。
这就迫使这些人,不敢再继续隐居下去。
但是,这类人员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而且,元朝旧官僚之中的有识之士早在元朝灭亡之前,已投奔于朱元璋的门下,对于元亡之后才投奔于新朝廷的所谓贰臣,朱元璋还颇为轻蔑与怀疑。
据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坐在皇宫的东阁侧室内,听到门帘外有沉重的脚步声,马上斥问是谁。
这时行走在门外的降臣、弘文馆学士危素回答说:
"
是老臣危素"
朱元璋听后讥讽道:
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文天祥是南宋宰相,被蒙元俘虏后坚贞不屈而遇害,是一位不屈的民族英雄。
此后不久,就有人弹劾危素为亡国之臣,不宜在皇帝左右。
于是将危素远谪和州。
这一事件表明,对于那些在元朝灭亡后才被迫归降的所谓贰臣,朱元璋是有所顾忌,而不敢放手任用的。
关于元朝各级衙门所遗留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但并不是明朝所任用的对象。
元朝是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广大汉族人民聚居区的,正官为蒙古族权贵所垄断,但他们文化水平较低,不得不大量任用以汉人为主体的吏员来辅助治理国家,有些吏员甚至升至执政大臣的高位。
北方一些稍知书算的人,往往投身各级官府为吏,他们懂得办公文的秘诀、程式,逐步形成一种专业组织,往往父子相传,师徒相授。
他们多数舞文弄法,败坏朝纲,鱼肉人民。
明太祖朱元璋生活于社会下层,对于元朝末年吏员作弊害人,贪赃枉法等行为,有着切身的体会。
即位后,他曾对群臣说:
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
吏不恤民,惟酒色财货。
朕在民间,心疾之。
1正是由于深受吏员之害,朱元璋即位后不但不利用旧吏,反而采取措施防范、压制奸吏,如禁止吏员参加科举考试等。
这表明,元朝所遗留下来大量的吏员,并不能充当明王朝各级官僚。
关于未曾入仕的读书人,他们是明王朝极力征用的对象。
但是,他们对新兴的明朝心存疑虑,持观望的态度,而不急于出来做官。
他们或怀疑这一政权的稳固性,或慑于明初的严刑峻法,或耻于与匹夫出身的新贵们为伍,而甘愿隐居耕读,不想出来做官。
为此,明廷多次下诏征用人才,敦促各地方政府以礼遣送他们进入京师,除授各级官职,甚至立下士大夫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的条文。
强迫他们出仕。
然而,虽然明廷网罗人才的方法很完备,"
不为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
,但一些士大夫不希望被荐举,甚至"
阳喑为癞,借名他尸以违难"
①。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读书人不愿出仕为官是很坚决的,明廷的征用也是不遗余力的。
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明廷大力征召各种读书人为官,但仍然不能满足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
关于富户、耆民、税户人才等地主乡绅,明初也多次召用。
据记载,最多一次就征用了3700 多人。
但是,这些乡绅地主素质较低,他们往往是地方上的一霸,武断乡曲,欺压百姓。
曾经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朱元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即位后,一再以处世、安身、治家之道晓谕江南等地富户,并颁刻教民榜文,以使这些人安分守己。
因此,这些地主乡绅,并不能适合充当各级官僚,治理百姓。
既然旧有的各种"
已经不敷所需,又不能完全适合明王朝的要求,为了造就一大批新官僚,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明廷只有大力兴办学校一途了。
因此,可以说,培养新官僚的当务之急,是明初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直接动力和主要目的。
(2)恢复礼治明王朝派军北伐元大都,推翻元朝的统治,曾以"
驱除挞虏,恢复中华"
为战斗口号。
自南宋灭亡后,中国受到蒙古贵族近百年的统治,中原地区受1 ①谈迁:
《国榷》卷二,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36 页。
① 傅维鳞:
《明书》卷六十三《选举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255 页。
异族统治的时间更长,因而广大汉族民众逐渐染上异族的习俗。
明太祖朱元璋以民族斗争为旗帜,力图恢复汉官的威仪,醇正民俗,也必须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申明教化。
同时,元末近20 年的战乱,造成了"
人习战斗之事,莫识俎豆"
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旧有的社会秩序、等级关系被打乱了,新的社会秩序、等级关系正在建立,尚待巩固。
学校被认为是礼仪所由出,人才所由兴的重要机构,对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新兴的明王朝的统治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就使明初的统治者在制礼作乐的同时,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以申明教化,粉饰门面。
总之,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官僚,恢复传统的礼治和教化,巩固新兴的明王朝的统治,是明初大力兴办学校的根本目的。
明代的官学明代的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
此外,还有明廷一再提倡兴办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社学。
(1)中央官学明初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共有三处,即南京国子监、中都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
其中中都国子监设置时间较短,所以一般来讲,有明一代有南、北两京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
其前身是国子学。
龙凤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即以元朝集庆路儒学改为国子学。
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重建校舍于南京鸡鸣山下,改国子学为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校址东至小教场,西至英灵坊,南至珍珠桥,北至城坡土山。
地势高爽平远,环境优雅。
左有龙舟山,右有鸡鸣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桥,风景秀丽宜人。
监内建筑众多:
正堂一,支堂六,每堂十五间,是师生讲习的地方。
馔堂二所,是师生会馔的地方。
书楼十四间,是藏书的地方。
先哲堂十五间,住琉球等国生员,号舍约二千余间,供监生们居住。
此外,还有射圃、仓库、厨房、酱醋房、水磨房、晒麦场、菜圃、养病房、井、亭、墙垣等众多建筑。
这些建筑占地十余里长,每至夜晚灯火互相辉映,很为壮观。
国子监内规模最为宏大的是文庙,用以供奉孔子及七十二贤人。
它位于国子监东,地基很高,使得整个庙宇显得雄伟壮丽。
中都国子监。
位于中都(今安徽凤阳),设置时间较短。
洪武八年(1375年)始设立中都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 年)改为中都国子监,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罢,并将中都国子监的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即南京国子监)。
这样算来,中都国子监存在了十六年。
因此人们提及明代国子监时,往往只注重南、北两京国子监,而忽视了中都国子监。
北京国子监。
永乐元年(1403 年)始设,以明初北平府学(即元国学)
改为北京国子监。
永乐迁都后,以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将原设立于南京的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因而明代的国子监自此以后有了南、北两监了。
正统(1436-1449 年)以前,北京国子监沿用旧有的建筑,没有进行增修扩建,以至于监生"
杂处于军民之家,浑住于营巷之地,与市井之人为伍"
直到正统年间,李贤奏请增修。
增修后的北京国子监的规制与南京国子监相似,规模也很宏伟。
① 李贤:
《论太学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70 页。
明代中央一级的学校,以国子监为主。
此外,还包括武学、宗学、内书堂等。
武学。
建文四年(1402 年)在南京设置了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启忠等十斋生徒,各设训导二人。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即位,废除了武学。
正统六年(1441 年)成国公朱勇奏请重开京卫武学于北京。
此后,其他各卫亦有设置武学的,武学教官的设置如儒学之制。
关于武学设立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洪武年间(1368-1398 年),但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洪武年间,曾设置大宁等卫儒学,以教育武官子弟。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七月,礼部奏请设立武学,开设武举。
明太祖朱元璋不同意这一主张,认为设立武学,开设武举,是将文武分为两途,轻视天下没有全才。
并指出:
三代以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乎!
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武学,甚无谓也"
②。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上来看,洪武年间设立武学是不可能的。
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建文帝时才设立武学的记录是可信的。
宗学。
是专门教育宗室子弟而设立的学校,校址设在各王府所在地。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 年),令吏部从各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员中,选择学行优长、堪为师范的充作教官。
凡各王府之长子、众子、众子之长子,将军、中尉年龄在20 岁以下的,都要入宗学读书。
万历十年(1582年)进一步规定,凡宗室之子年龄在10 岁以上的,都要进入宗学读书。
由此可以看出,宗学是专门为皇族贵胄所创立的贵胄学校。
内书堂。
是为教育幼年内侍所建立的特殊学校,正式设立于宣德元年(1426 年)。
明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曾禁止内官知书识字,但由于内官职责所需,这一决定根本无法认真执行。
早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已开始令小内侍读书,当时曾选聪敏能干的小内侍范弘、王瑾、阮安等人入学,"
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
只是,这时还没有正式使用内书堂的名称。
到了宣德元年,才正式使用内书堂的名称。
内书堂为司礼监的下属机构,设于京师宫廷之中。
明代中央官学以国子监为主,武学、宗学和内书堂都是带有特殊意义的学校,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
此外,明朝中央是否设有太学,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顾树森先生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一书中认为:
明代中央设立的学校,除国子监外,还有太学,但各书记载都无,仅《大政纪》云:
正统八年,命工部新建太学。
至正统九年正月,新建太学成,命大学士杨士奇代撰御制碑文。
先是太学犹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贤言,国家迁都北京以来,太学日就废弛,佛寺时复修建,举措舛错,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以示奉贤及民之意。
从之。
可知明代国子监外,确实有太学的设置,至太学的学生及课业的内容如何,俱无明文可考②。
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当时人们习惯于以太学称呼国子监,把太学、国子监混在一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从正统八年(1443 年)"
新建太学"
一事,参照其他史籍,就可以搞清楚,这次"
乃是② 《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学校志》,十通本,第3217-3218 页。
① 《明史》卷三○四:
《范弘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7771 页。
② 顾树森:
《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1 页。
重修京师国子监(即北京国子监),而不是另建造一所太学。
《明书·
学校志》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指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国子监仍顺天府学之旧,百制未备,教戒居养之道阙然,士杂居营巷。
正统中大学士李贤(按,李贤在天顺年间始任大学士,此时为一吏部主事。
)请修建,而庙学秩如。
李贤本人所上的请求"
的奏疏--《论太学疏》在《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有全文记载。
奏疏中,李贤指出:
永乐初年,驾临北京,太学之设,因元之旧,凡百规制,未暇增新。
洪熙、宣德以来,因仍未举,至其教戒居养之道,颓然废弛。
乞敕该部计料兴工,一新太学。
从这两条直接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
在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以顺天府学改为北京国子监,而顺天府学则是利用了元朝国学旧址。
因此,正统年间的"
,乃是重修北京国子监,而不是新建一所太学。
(2)地方官学明代地方所属的官学,以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即儒学)为主,还包括三氏学、阴阳学、医学等。
府学、州学、县学。
明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监,招收了大量生员入学读书,但是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学始终未曾恢复。
鉴于这种状况,洪武二年(1369 年)十月,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中书省的大臣,对他们说:
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
至元而其弊极矣,上下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
兵变以来,人习战斗,惟事干戈,莫识俎豆(指礼乐祭祀之事),欲兴教化何由?
今朕统一天下,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英俊,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延师儒,招生徒,讲道论德,以复先王之旧。
①根据朱元璋的旨意,诏令全国各府、州、县都设立学校:
府设立府学,州设立州学,县设立县学。
府学、州学和县学,是地方官学的主体。
卫学。
明代在周边地区建立不少卫所,派遣军队驻扎,既理军政,又理民事。
但沿边地区经济、文化不发达,武臣子弟长期居住在沿边地区,没有入学读书习礼的机会。
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 年)下诏在辽东等卫设立卫学。
此后,沿边其他卫所也都先后设立了卫学。
明代卫学的设立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卫设立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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