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第二轨道提升软实力策略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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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6051（2005）02-0102-04

收稿日期：

2005-01-19

作者简介：

任吉刚（1959—），男，山东莱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的崛起是在现有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基础上的和平崛起。

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相比较，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更为复杂、漫长。

汲取其他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注重增强自己硬实力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一、中国和平崛起与软实力

“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同志在2003年11月3日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

同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2004年3月14日，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和平崛起的要义。

至此，和平崛起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策略选择的正确与否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它将直接决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

因此，当前和今后的研究重心应转移到如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上来，即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问题。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实力原则是国家永恒不变的信条。

国家的崛起必然要以实力的增强为基础，中国也不例外。

这里的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

因此，在策略选择上也必然要从如何增强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入手。

硬实力（尤指经济、军事、科技）是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指“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1]（P263）。

它是一国崛起的基石。

没有相应的硬实力，就没有大国崛起的可能性。

重视硬实力本无可厚非，但不宜过分渲染。

提出和平崛起战略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崛起造成的不利影响。

片面强调硬实力，不仅无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而且易授别国以口实，有背初衷，不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提出的。

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

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结果的能力。

[1]（P263）相对于硬实力的具体和易于测定而言，软实力则较为抽象和难以测定。

这也是人们普遍重视硬实力、轻视软实力的原因之一。

由此也导致了在二者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种简单的物质主义倾向，认为二者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

首先，软实力要以一定的硬实力为基础。

“物质上的成功使得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富有吸引力，而经济或军事失败导致了自我怀疑或信任危机。

”[1]（P264）但是，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并不必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日本就是一个典型。

其次，软实力有助于增强硬实力。

“对于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它们的国际影响也会大打折扣。

”[2]再次，硬实力和软实力逐渐走向趋同。

一方面一些西方经济大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努力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出现软实力硬化的趋势，文化产业化便是一例。

因此，在强调硬实力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软实力的提升。

从历史的角度讲，提升软实力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和平崛起实质上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之路，崛起是目的，但关键和难点是如何和平地崛起。

近代以来，相继成为世界和地区强国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是依靠自身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优势，走了一条扩张崛起之路。

这样不仅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动，最终也引发了大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正是吸取这些教训，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

二、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

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

包括文化、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

在众多方面中，约瑟夫·

奈认为，文化（尤指大众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是软实力的基础。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处于相对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又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从中国自身情况看，中国综合国力中存在着“软硬失衡”的问题，且较为突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各项激励措施的出台，中国的硬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一些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指标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世界排名中也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软实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软硬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有专家认为，按纯的硬实力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名可能仅次于美国，但如果把所谓的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差距就大了。

[2]

从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对比来看，中国的软实力也处于劣势。

以大众文化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这不仅仅意味着它们赚取了更多的利润，而且也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宣扬，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强大影响力即软实力的展示。

在政治政策领域，美国也动辄挥舞“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棒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软实力的弱势地位是与硬实力的日渐强势不相符的，软硬失衡的局面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软实力的弱势地位也是与中国丰富的软实力的丰富资源不相称的。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一）中国文化的感召力是软实力提升的根基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文化，这是中国软实力的根基所在。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以“仁”为核心，重视和谐，兼具内向、外向两方面的特性。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使其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这样，就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民族融合。

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暴力扩张是截然相反的。

但内向并不意味着封闭，中国文化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加之强大的内聚力又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对外融合力和包容性。

在中国文化中能找出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子，但它们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和谐体系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

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强大内聚力和融合力，“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文化比征服者高，而在于中国文化本是与对立者可以相融合的文化，是人性所固有的文化，征服者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一样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得到人性的启发。

”[3]强烈的人文关怀所折射的人性光辉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感召力，深深扎根于此的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必将受益无穷。

（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软实力提升的政策基础

与文化相比，政策所具有的现时性要求我们在政策选择上要更为谨慎。

所幸中国已经找到了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在对内政策上，强调以人为本，从对国家根本大法的修改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从告别对GDP的盲目崇拜到强调科学发展观，无不体现了这一执政理念。

亲民形象和“民本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崇高事业。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赢得了广泛的尊重，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这笔历经多年累积下来的宝贵资产，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崇高政治理想是软实力提升的不竭动力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在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

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淡化意识形态也不意味着不谈我们的政治理想。

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把对人的现时关怀和终极关怀有机结合起来，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讲共产主义的崇高政治理想也决不是泛泛空谈，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每一项工作，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最好宣传，就是对软实力的最好提升。

以上三个方面绝非中国软实力的全部优势和潜力所在。

在日渐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多边外交、参加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参与各项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议程的设定，广交朋友等也是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世纪、新形势下，党中央又进一步发布了《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为提升软实力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昭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光明前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软实力并非像有人所说的“缺乏核心价值体系和不能占领道德制高点”[2]。

事实上，以上“软实力”的三个方面中无不包含了“对人深深关怀”的核心价值理念。

它的价值属性足以抗衡西方的“民主、自由”，而且能够占领更高的道德制高点。

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软实力资源，把潜在的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的软实力，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三、利用第二轨道，提升中国软实力

至于哪一种更为切实可行，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不同于历史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大国的崛起，中国是要在信息社会里实现和平崛起。

信息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信息传递的低廉、方便和快捷，这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关注的贫乏和信任的缺失。

当面对足够充裕和观点各异的信息时，到底应该关注和相信哪些信息便成了问题。

正如罗伯特·

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所说，“充足的信息导致了关注的贫乏”[1]（P266），“就编辑和信息提供者而言，信任是一种关键性资源，非对称信任是权力的核心来源。

”[1]（P267）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递者信誉的好坏及公众对其信任的程度将直接决定信息传递质量的高低。

具体到我国的软实力而言，选择何种形式、渠道提升软实力将直接决定软实力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及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国际信誉有了极大提高，国际形象不断改善。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际上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加上西方媒体长期对所谓“共产主义中国”的丑化以及过去我们自身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官方宣传持有一种不信任态度，这不利于我们利用第一轨道（官方渠道）提升软实力。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笔者认为，利用第二轨道提升软实力是一种不错的策略选择。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一些有影响的个人是其主要载体，凭借非官方的身份、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第二轨道所具有的非官方性、非赢利性（跨国公司除外）和专业性特点使它能尽量避免政府的干预，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给人以更为客观、公正的印象。

这不仅塑造了第二轨道的权威，也赢得了公众对它的普遍信任。

对于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在第一轨道于己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第二轨道做好国际公关，提升软实力。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第二轨道外交

在当今世界，存在许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第二轨道形式。

它们的宗旨就是为政界、商界和学界等提供一个高层对话平台，以增加了解，扩大信任，加强合作。

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个舞台来展示自身良好的形象。

“博鳌亚洲论坛”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二轨道形式。

每当论坛召开之际，中国的政界要员、国外的一些前军政要员以及商界领袖、学界精英汇聚于此，就一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地交流。

通过这一论坛，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也可以把自己更好地展示给世界。

在2004年的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在做主旨演讲时，就进一步重申了和平发展的理念，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积极支持和利用非政府组织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上市场机制的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日渐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一方面，政府给非政府组织以一定的资金援助；

另一方面，政府又把一部分官方援助资金交与非政府组织，由他们实施对外援助。

利用他们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扩大本国的对外影响，提升软实力。

非政府组织代表了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力量，正成为一种评判一国国际影响力的新向度，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利用跨国公司做好国际公关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一潮流。

在经济与政治高度融合的今天，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增强。

处理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兴业，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强硬实力，同时也是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可，是对软实力的宣传。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更多的中国公司也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

一家好的海外公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张亮丽的名片，中国的海外公司必须注意自身形象，当好形象大使。

（四）加强与国际知名人士联系

利用第二轨道做好国际公关，还必须注意保持与一些有影响的个人的联系。

这些人多是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各国前军政要员、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等，他们都享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他们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应更多地邀请他们到中国来，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的巨大变化和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并把这一信息真实地传递给世界。

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第二轨道的形式把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全面、客观、公正地展示给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让和平崛起的理念为更多人所接受，少一些敌意与怀疑，多一些友善与信任。

让“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罗伯特·

基欧汉，约瑟夫·

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3.

[2]裴敏欣.“软实力”也是强国之本[N].环球时报，2004-04-16.

[3]李维武.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166.